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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平广记》看唐代私营旅馆业的发展

2013-03-27孙金玲

学理论·下 2013年1期
关键词:唐代

孙金玲

摘 要: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交通便利,对外贸易发达,经济蓬勃发展。当时外国使者、官员、商人、赶考举子络绎不绝,这些都促进了私营旅馆业的发展。《太平广记》可以说是宋代人编的一部小说总集,唐代小说的绝大部分都收集在《太平广记》里。《太平广记》不仅对后来的文学艺术影响深远,而且为研究唐代历史提供了许多非常珍贵的资料。本文以该书为据,探讨唐代私营旅馆业的发展情况。

关键词:《太平广记》;唐代;私营旅馆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081-02

《太平广记》可以说是宋代人编的一部小说总集,唐代小说的绝大部分都收集在《太平广记》里。《太平广记》不仅对后来的文学艺术影响深远,而且为研究唐代历史提供了许多非常珍贵的资料。本文以该书为据,探讨唐代私营旅馆业的发展情况。

一、私营旅馆业发展的概况

唐代的私营旅馆非常兴旺发达,《太平广记》卷495记载商人邹凤炽在全国都开有旅馆“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1]4062。当时的各大城市,旅馆较为密集。在长安、洛阳的市内,设立了许多邸店,接待商贾。当时大商人王布在长安东市就开设有邸店,因“王布知书,藏钱千万”,故“商旅多宾之”[1]1691;西市有巨商窦■在秤行之南开设的“窦家店”:“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1]1877。不仅是在市里,长安和洛阳的许多里坊街巷内,也分布着一定数量的旅馆,就连僻静的小巷子里也开了一片小店,段成式《剑侠传》卷1记载长安“东市一小曲内,有临街店数间,相与直入,舍宇甚肃然。”[1]556两京之外其他城市的旅店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钟辂《前定录》曰:“乔琳以天宝元年冬,自太原赴举,至大梁,舍于逆旅。”[1]1077括州刺史冯昭泰“告疾言归,景龙三年六月十三日,终于苏州之逆旅”[1]3427。就是在当时欠发达地区的象郡,亦有旅馆“及象郡之属邑,里市馆舍,悄然无一人,投宿于旅馆。”[1]3888此外,《太平广记》记载在成都、定州、同州、荆州、湘潭、寿春、广陵、魏郡、洪州等地的旅馆也不少。在长安、扬州、广州等繁华的商业大城市还有外国人开的旅馆,最有势力的是阿拉伯商人和波斯商人。如《太平广记》说长安有一家“波斯邸”,扬州有一家“波斯店”,即是外国商人在中国经营的一种既做买卖又宿客的客货栈,具有旅馆的性质。

旅店除设在大城市外,也有许多旅店和驿设在一起。如定州何明远主持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资财巨万”[1]1875,可知何明远是在官驿旁开设旅店招徕客商。在敷水驿边,有敷水店,“房玄龄、杜如晦微时,尝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适有酒肉,夜深对食”[1]2598。另外一些旅店是设在官道旁边驿和驿之间或者水路要冲。如司马正彝“始为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远,而饥渴甚,意颇忧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数间,独一妇人迎客。为设饮食,甚丰洁”[1]2485。从金陵至溧水的交通道路旁,每隔一段路程就设有店,至于“新草店”,意谓刚建立,是一个提供饮食的旅馆。孙樵《兴元新路记》载自扶风至褒城县的道路行程,其中说:“南行三十五里至灵泉驿,自灵泉平行十五里至长柳店。”该店便是置于两驿之间。新丰县也是一个交通要地,当地的旅馆也不少,“下第东归,至新丰,夕舍逆旅。”[1]2893位于水路要冲的旅店也很多,《太平广记》载萧洞玄自浙东前往扬州,至庚亭埭,“维舟于逆旅主人,于时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这个逆旅在常州和润州交界运河边上,显然在交通繁忙之处,其地理位置较为重要。

客舍除了设在城市和水陆要道旁边之外,在交通沿线的村镇也出现了各种村店。“义兴人贝禧为邑之乡胥,乾宁甲寅岁十月,……至暮,宿一村店,店中具酒食而无居人……”[1]3008“河南人卫庭训,累举不第,天宝初,乃以琴酒为事。……庭训夜宿村店”[1]2396。这儿的“村店”当指店在乡村中,通常不是置在官道上。小店虽然简陋,当行人在日已昏黑,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些分散在各地乡村山区的小店,却给那些往来旅客和行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温暖。这些小小的村店,有的可能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后来就慢慢地以此为中心发展成为市镇。《太平广记》卷105“李惟燕”条记载:“天宝未,惟燕为余姚郡参军,秩满北归,过五丈店,属上虞江埭塘破、水竭。”五丈店,位于明越之间的水路交通线旁,可能发展成了有多个商业店铺组成的村落或小集镇。在《太平广记》卷33“马自然”条谈到:道士马湘等三人在越州时,“至诸暨县南店中,约去禅院七十余里。深夜,闻寻道士声,主人遽应:‘此有三人。外面极喜,请于主人,愿见道士……”这儿的南店,周围人一讲都十分清楚它的所在,所以住宿的人肯定很多,经营规模较大,可能附近还有其他的商店,该店就有向农村商业集市发展的势头,至于是否发展为城镇,现在还没有具体的史料来证明。

二、私营旅馆的经营

唐代私营旅馆管理不严,在民间旅店投宿,不需什么证件,只要有钱就行了,而且还可以包单间。据杜光庭《虬髯客传》载李靖拜谒过杨素以后,“归逆旅,其夜五更初,忽闻扣门而声低者,公起问焉……曰:‘妾,杨家之红拂妓也。”后李靖又与红拂一起前往太原,“行次灵石旅舍”,二人没有证件并且住在一起,也没人过问。尽管小说写的是隋朝末年之事,但反映的却是唐代旅馆的状况。又如,在陕西■(户)县的一家食店,“有僧二人,以万钱独赁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深,■膊有声,店主怪,日出不启门。撤■视之,有熊冲人走去,二僧已死,体骨悉露。”[1]1832由此可见,两个和尚花一万钱独自包一个套房,店家不问干什么。

唐代私营旅馆服务形式多样,旅馆的主要任务是供旅客住宿,因此,一般旅店内都有床、榻,以及梳床之类的东西,有的还有炉子供取暖之用。如“唐建中初,楚州司马杨集,自京之任,至华阴宿,夜有老人,戴大帽,到店,就炉向火,杨君见其耆耄,因与酒食。”[1]234其次还要解决客人的温饱问题。汉魏之时,旅客住宿须自备粮食,自己生火做饭。到了唐代,情况有所变化,前引敷水店即提供饮食,就连贝禧、司马正彝所投宿的村店和草店也是具备酒食,而且还非常丰盛干净。监察御史韦君,奉代宗皇帝的命令寻访一人,他即“驰驿诣山寻访,至山下,州县陈设一店,具饭店中”[1]233。由此可知,当时的旅店大体上都备有酒食供客,旅客已能在旅馆中享受到饮食的服务,住宿的客人不出店就可以吃饭。有的旅店还备有浴室,供客人洗浴,如《太平广记》卷302“华岳神女”条载:“近代有士人应举之京,途次关西,宿于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贵人奴仆数人,云,公主来宿,以幕围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须臾,公主车声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户寝,不敢出,公主于户前澡浴,令索房内,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见某,群婢大骂,公主令呼出,熟视之曰,此书生颇开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毕召之。”[1]2397为了方便旅客出行,有的旅店还提供出行工具,养驴供客人使用,不过这不是店家提供的无偿服务,要收取一定的赁金。如《板桥三娘子》的店舍“多有驴畜,往来公私车乘,有不逮者,辄贱其估以济之。”[1]2297如果旅客需要雇佣挑夫、驭手,运送行李杂物等,都可由店主承办,也可以向佣作坊临时雇人。《太平广记》载有陈生出行延陵地方,到佣作坊觅人担药到他山居的家中。坊人有一夫应声说:“去得、去得”,陈生遂雇此佣夫■囊而行。为了方便人们旅行,有的旅店还开办了寄存业务,允许行旅者将物品寄存在旅店。《太平广记》卷362“武德县民”条,就记载有“武德县逆旅家,有人锁闭其室,寄物一车”。如果旅客在旅店中发生不测之事,店主也会为他们处理后事。窦少卿常游于渭北诸州,“至村店中,有从者抱疾,寄于主人而前去,历■、延、灵夏,经年未归,其从者寻卒于店中,此人临卒,店主问曰:‘何姓名?此仆只言得窦少卿三字,便奄然无语,店主遂坎路侧以埋之,卓一牌向道曰:‘窦少卿墓”[1]1870。有的店家乐善好施,如《太平广记》卷59条记载梁母“盼胎人也,寡居无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来投慈,咸若还家。客还钱多少,未尝有言,客住经月,亦无所厌。自家衣食之外,所得施诸贫寒”。但是经营旅馆主要是为了追求利润,当时的店家也不乏嫌贫爱富、唯利是图者。如《太平广记》卷164记载“马周西行畏安,至新丰,宿于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周者”。《板桥三娘子》中亦记载三娘子利用巫术,将客人变为驴子以牟取暴利。

由此可知,唐代政府民间旅馆的管理较为松散,当时民间旅馆服务方式呈多样化发展的趋势。

三、唐代私营旅馆业发展的原因

首先,唐代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为私营旅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唐代国家统一,政治稳定,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唐代外出人员提供了安全保证。与此同时,交通设施也得到改善。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起点,通达四方;水运方面,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道,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交通网,“渭、洛、汾、济、漳、淇、淮、汉”等皆“亘达方域,通济舳舻”,使水陆交通南北纵横,四通八达,极大地便利了行人游客的出行。

其次,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使节往来、经商、游历、迁谪、服役、考试、做官等都使人们在地域间的流动和交往日益频繁,促使唐代流动人口增多。而流动人口则是构成旅馆市场的基本要素,一般说来,流动人口基数越大,旅馆的潜在需求市场越大。

最后,唐代国家旅馆繁荣发达,但是国家开办的旅馆主要是用来接待国家公务人员的,入住者必须具有一定的资格,一般情况下,普通庶民是不能住进去的,普通商贩更是没有资格入住的。因此,在官办旅馆之外,为了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旅行者的住宿需要,各种形式的私营旅馆便应运而生了。

参考文献:

[1][宋]李■.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姚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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