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 振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从白话文运动看中国近代思想中的“革命化”倾向

雍 振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胡适作为文学革命的首倡者，是白话文运动有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这场白话文运动绝非倡导者胡适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时代的产物。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发展进程中，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胡适、陈独秀及其追随者们以更为激进的决绝态度来推进这场运动。他们首先从理论上奠定白话文地位，然后通过与反对者的论战扫荡文言文阵地，最终建设白话文学，实现革命性转型，整个运动中贯彻着“革命化”倾向。胡适及其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在近代思想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白话文运动；胡适；革命化

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如梁启超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虽然用的还是文言，但已经向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然而，维新志士的奔走呼号虽产生一定影响，但缺乏深广的社会基础，最终以失败告终。

提倡白话文，并使其成为一场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在“五四”时代。这场运动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开发民智的运动，改革家们挑战性地宣称，文言是死的语言，白话文将成为语言的正宗。胡适是白话文运动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文学革命的首倡者，他经过西方科学知识的洗礼，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革新。胡适、陈独秀等文学先驱们与封建复古主义进行斗争，最终开创新的历史局面。本文旨在通过对这场运动的分析来阐述近代思想中的“革命化”倾向，这对我们深入理解白话文运动和近代思想的变革大有裨益。

一、白话文倡导者的理论视野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速，它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了西方思想几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从温和的自由主义到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从启蒙思想到社会主义，都是一个十分急促而短暂的行程。［1］392胡适及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使近代以来的“中西古今”之争以更激烈的方式演化为整个社会的文化运动。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胡适，他的理论视野又是什么呢？

在白话文运动中，胡适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上，他接连发表了一系列对文学革新和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示范意义的理论文章，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谈新诗》、《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等。胡适的这些文章赋予文学以新思想，这是在旧文学的朽腐气中所最缺少的。［2］58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上，胡适的标准几乎是完全西化的。胡适是一位坚定的西化论者，他认为中国文化远逊于西方文化：“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3］667因此，胡适在推进白话文运动中也都是采取西方化的方式，他曾经多次将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作对比。

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胡适将西方的进化论观念运用于文学领域的倾向更为明显：“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4］30胡适把进化论观念实际应用到文学领域，带来了文学观念上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

胡适认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4］15胡适已明确主张用口语作诗文，替代已死的文言文，这不仅是文学史观的一个创新，而且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由于对象是当时大量涌现的一批近代学生知识分子，胡适进行白话文倡导，结合对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大量介绍，符合边缘知识分子的需要，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胡适以数量极大的作品成为当时青年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在1918年的《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中，胡适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一文，介绍西方作家的作品和思想，宣扬个性解放的思想，对当时青年的思想影响巨大。

在文学史领域，胡适提出“白话文学正宗”和“活文学”的观念，公开宣布文言文是死文字，认定只有接近人民大众口语的白话文才是活文字，才能产生第一流的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4］56

用近代西方文化模式来改造中国传统，代表了胡适思想的一个基本方向。在国外留学期间，胡适接受了当时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熏陶，从哲学理论到文艺作品，特别是经过近代科学方法论的训练。他研究过西方哲学，翻译过西方小说，所有这些才使他能突破传统文化的方法，对中国文化具有一种新眼光和新看法，成为中国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先锋”。“这场运动是由既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又力图用新的批判与探索的现代历史方法论去研究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人领导的。”［5］38正是如此，胡适对封建正统文学观念和封建史学观念就产生“革命化”的情结。

胡适提倡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白话文运动的普遍开展，不仅推进了国民普及教育，提高了民众和青年学子的文化知识水平，再加上书籍、报刊、杂志等传播渠道的推广，广大人民群众就能积极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可以说，白话文的普及，使新思想的传播有了更广泛的接受对象，从而形成了五四爱国运动广大的群众基础。

然而，我们理应看到，白话文运动也表明了胡适和他那一代人深刻的疏离感。胡适始终相信，为了发展新的必须抛弃旧的。这也就是胡适后来“全盘西化”的根源所在。

胡适用外国的标准来批评中国：“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做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剧本更在幼稚时代……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彩的‘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4］66

胡适论及中国文学史时说：“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有两个趋势，可以说是双重的演变，双重的进化，双重的文学，两条路子。一个是上层的文学，一个是下层的文学。”［6］542胡适的白话文学思想，在于提倡大众的通俗的白话文学，反对贵族文学。但另一方面，在不自觉地创作中，白话文学作品导致了胡适所不愿看到的“精英文化”，他割裂了中国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忽视了传统文化深入人心的影响，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无情攻击和做出全盘否定的判断。

1917年到20年代初，胡适热衷于摧毁任何认为传统价值与现代世界有任何联系的观点。在1921年为《吴虞文录》作的序中，胡适高度赞扬了吴虞，把吴虞比作是不屈不挠地把儒教垃圾从社会中清扫出去的清洁工，使青年不再受其毒害。［4］761吴虞是现代最早的反孔学者之一，在五四时期，他成为对儒教作最有力最系统批判的批评家之一。给吴虞如此高的礼赞，也说明了胡适自己的反孔特点。在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时，胡适从当前和实用的观点来看待一切，不可避免地把中国所有的病根都归于中国的传统价值。

二、文白交锋，扫荡旧文坛

白话文运动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文学先驱们认为白话是活的语言，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媒介，白话文将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而封建复古主义者仇视白话文运动，攻击白话文学。白话文倡导者们与反对派的论战反映了近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主义倾向，比晚清时期的改革更为激进。透过这场文言与白话的论争，有助于深入了解白话文运动的“革命化”倾向。

由于白话文运动冲击着封建主义思想赖以生存的一切形式，引起顽固派的仇恨和恐惧。1919年2、3月间，古文学家林纾在《新申报》上发表题为《妖梦》和《荆生》的小说，影射攻击白话文运动。《妖梦》中以元绪影射蔡元培，田恒影射陈独秀，胡亥影射胡适，全是一派谩骂之声。《荆生》也影射三人：皖人田必美（陈独秀）大骂孔子，浙人金心异（钱玄同）擅长《说文》，新归自美洲的狄莫（胡适）则主张白话，后有“伟丈夫”荆生出来用武力征服惩办了他们。小说反映的正是封建复古主义者仇视白话文运动，希望封建军阀出来惩办的反动心理。

胡适坚持提倡白话文运动，对于保守的古文家曾公开声言：“吾辈之攻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学之趋势而强欲作一千年两千年以上之文。此说不破，则白话之文学无有列为文学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将犹鄙薄之以为小道邪径而不肯以全力经营造作之。如是，则吾国将永无以全副精神实地试验白话文学之日。”［4］31

之后，林纾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攻击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但是对于古文为何不当废，他却只能说“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胡适挖苦地说：“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4］27

1919年3月林纾在给蔡元培的公开信中提到古文不当废的理由：“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云《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览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文白话。”［7］274要求蔡元培“留意以守常为是”，“为国民端其趋向”，［7］275意即要他制止反孔，废弃白话文。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积极赞助者和保护者，他以“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立场，驳回了林纾的指责。

1922年1月，南京高等师范的教授们创办了《学衡》杂志，参与编辑这个杂志的人如吴宓、胡先骕、梅光迪等，反对新文学，鼓吹复古主义。他们主要攻击白话诗，说它“卤莽灭裂，趋于极端”，因而“必死必朽”。［8］307由于这些教授都用古文写作，他们的读者也不多，他们的反对更是软弱无力，以至改革者都不屑与他们争论。鲁迅干脆说：“我尊敬你们这些绅士们的，是你们还有勇气发表这类文章。”［9］101同年5月，胡适宣称：“《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地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10］342

当白话文被广泛应运到教育中去，并称为“国语”时，“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建设也已经完成，文学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偶尔还有小的冲突发生。1925年7月，时任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和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创办了《甲寅周刊》，继续反对文学革命。他在《评新文化运动》和《评新文学运动》等文章中，咒骂白话文的提倡者“如饮狂泉”，“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以鄙俗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陷青年于火井，颓国本于

无形”。［11］382-383

胡适以激进的态度进行斗争，捍卫了他的白话文学理论。胡适指出：“我们要正告章士钊君：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场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人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章士钊君的谩骂，决不能使陈源、胡适不做白话文，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学的大运动。”［12］77这反映出白话文学运动的优势所在，是对白话文学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

在北洋军阀反动黑暗统治下，白话文运动居然凯歌行进，无可抵挡。这是因为它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有着深广的社会基础。余英时先生认为，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引起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罢课、商人罢业和工人罢工，都说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础就是“城市中的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阶层。”［13］181他们也是白话文运动的主要支持者。白话文的普及、白话报刊的广泛发行，使新思想的传播拥有了更广泛的接受对象，借助于白话文这种工具，从而睁开眼睛看世界看中国的人们，正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广大的群众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白话文运动是适应整个社会革命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三、建设新局面，实现革命化转型

白话文的提倡促成一场文学革命的发生，在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也迫使所有的中国读书人对中国传统进行全面反思。文化先驱们对于封建传统中旧的思想道德学术等发起猛烈的攻击，虽然有林纾、梅光迪等反对者，但白话文运动仍取得巨大成功。那么，白话文运动是否就功德圆满，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呢？今后运动的道路又将何去何从呢？

在某种意义上，文学革命正如胡适在1933年所说：“是一场自觉地反对传统文化中的诸多观念、制度的运动，是一场自觉地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一场理性对传统，自由对权威，张扬生命和人的价值对压制生命和人的价值的运动。”［5］38随着文学革命的推进，胡适、陈独秀及其追随者们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建设新文学、新的生活观和社会观。

尽管文学革命遇到的公开反对并不强大，传统文学在20世纪初已变成僵化专制。1918年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中，胡适阐释了自己倡导白话文的观点：“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4］54胡适以辩证的观点提出，新时代的文学必须是运用白话创作的文学，白话的文学才算得上真正的国语，二者相辅相成才构成新文学。这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深刻革命，通过语言工具变革来改造国民的思维方式，变革中国传统文学的观念，创造出让平民接受的白话文学。

胡适坚持提倡白话文学，“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为宗旨。［14］270作为运动的发起人和领袖，胡适曾多次重申这一宗旨。陈独秀在解释文学革命目标时，提出的三大主义中“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4］17，也体现出平民文学的远大目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首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5］417新文化运动的骁将鲁迅也赞同创造新文学来改造国民思想性格。

文学有反映社会生活、影响改变人心的功用，用白话文学代替文言文学的正宗地位，对于社会变革来说影响十分巨大。白话文运动使知识分子们运用新语言创造新文学，反映了新时代的要求，成为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变的一种有力的催化剂。［16］20这样，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们开始攻击文学理论的核心——“文以载道”及“道德原则”的观念，认为文言限制太死。文学从此成为了为传达某些新思想的文学。

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提倡“人的文学”理论，从内容上具体阐明了文学革命个人主义的时代精神，主张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的问题进行研究的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对束缚人性发展的封建旧文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抨击。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周作人发表了《平民的文学》，认为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对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进行分析和阐述，并提倡在文学中以平等的人的道德代替封建道德。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最初发表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这篇小说被看做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部作品。对于鲁迅来说，《狂人日记》的创作和发表，体现出他积极参与到当时的启蒙运动中，参与到对于社会文化和人们精神生活的改造和重造的努力中。《狂人日记》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礼教文化“吃人”性质的小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打倒孔家店”的激进态度。

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一期“易卜生专号”。胡适发表了《易卜生主义》重要文章，借介绍写实主义剧作家的作品和思想，对旧社会宗教的伪善、道德的欺骗、家庭和婚姻的丑恶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文中胡适大力宣扬个性解放的思想，“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4］612胡适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4］614所以胡适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胡适还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提倡妇女解放，认为“男女同是‘人类’，都应该努力做一个自由独立的‘人’”，“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依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4］619

众所周知，中国是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人民的思想长期被封建礼教束缚，毫无个性和思想自由可言。胡适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甚至在“五四”以后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仍具有一定的革命作用。他指出：“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4］607显然，胡适提倡的新思想，是对封建专制制度及传统思想的挑战。

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鲁迅尽管发难的角度各不相同，目标却是一致的，就是立志要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使日趋衰败的中国“文学”发生巨变，并通过文学变革进一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结语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经常两度出现。令后人惊叹不已的是，历史竟可以有如此多的相似处。有的相似只是外在形式，有的则是因为同一或类似的本质规律在起作用的缘故。［1］432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封建的陈垢阻挠着社会前进的历史剧幕多次出现。在东西方文化问题的取向上，白话文运动大体主张全盘否定传统，接受西方先进文化。以反传统面貌出现的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们，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推向了极致。“当斗争极其尖锐之时，他们的言辞似乎显得过于偏激，但在当时却不失为唤醒梦人的清凉剂。模仿是创造的历史前提，矫枉过正对于中国这个传统包袱过于沉重的民族来说是跳出窠臼的必要动力。”［17］177因此，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们以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来反对中国的封建文化，这是历史的必然，客观上具有进步意义，胡适和陈独秀等人的历史功绩是不可否认的。

［1］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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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陆 静］

“Revolutionary”Tendency in M odern Chinese Thought in the Vernacular M ovement

YONG Zhen
（History Department of Anhui University，Hefei，Anhui230039，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Hu Shiwas one of themost famous and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vernacularmovement，which is not Hu Shi＇s advocates on impulse，but the product of the era.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thoughts ofmodern China，Hu Shi，Chen Duxiu and their followers used vernacular to replace the classical style.They weremore radical to promote themovement.They first theoretically created vernacular status，then cleaned the battlefield against opponents by classical Chinese positions，eventually built up vernacular literature movement，and realized the modern transition.The movement carried out“revolutionary”tendency.Hu Shiand the vernacularmovement inmodern thought played important roles.The vernacularmovement and its“revolutionary”tendency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work.

vernacular；Hu Shi；revolutionary

book=140,ebook=145

雍振（1987-），男，河南淮滨人，安徽大学历史系2011级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K258.9，K203

A

2095-0063（2013）05-0140-05

2013-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