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江华

(华中农业大学,武汉,430070)

1. 引言

美国翻译理论家、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院长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教授是世界知名的翻译研究学者,他精通多门外语,研究视域开阔,著译作宏富。截止目前(2013年),罗宾逊(中文名“罗德恪”)教授已出版学术专著15部,另有多本教材、译著或文集面世,还曾出版自创小说。他的翻译学著作,如《译者登场》(TheTranslator’sTurn,1991)、《翻译与禁忌》(TranslationandTaboo,1996)、《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TranslationandEmpire:PostcolonialApproachesExplained,1997)、《何谓翻译?离心式理论,批判性介入》(WhatIsTranslation?CentrifugalTheories,CriticalInterventions,1997)、《成为译者:一部速成教程》(BecomingaTranslator:AnAcceleratedCourse,1997/2003/2012)、《谁在翻译?超越理性的译者主体性》(WhoTranslates?TranslatorSubjectivitiesBeyondReason,2001)、《施为语言学:以言行事的说话与翻译》(PerformativeLinguistics:SpeakingandTranslatingasDoingThingswithWords,2003)、《翻译与摇摆问题》(TranslationandtheProblemofSway,2011)等,在国际翻译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2年9月22日,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罗教授作了以“孟子‘四端’与生态翻译学”②为题的主旨报告,并对胡庚申教授的生态翻译学思想进行了一些反思。罗教授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提出生态翻译学的新视角,让广大与会者耳目一新,然而也引起了某些困惑。鉴于此,笔者就有关问题向他进行了请教。他侃侃而谈,为我们廓清了不少与生态和社会翻译学有关的疑惑。访谈中,罗教授发表了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看法,展望了未来十年的翻译研究,还谈到了自己的为学之道,并为翻译研究者和翻译专业学生提供了一些建议。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访谈实录。

2. 翻译理论与翻译研究之用

覃江华(以下简称“覃”):不少人都认为理论对翻译实践没有什么用处,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罗德恪(以下简称“罗”):我认为,翻译理论应源于实践,而实践也一直(至少潜在地)受到理论影响。很多承担各种专业翻译任务的人,并没有经过多少专业训练。但是,在译技日臻娴熟的过程中,他们也会不自觉地掌握某些理论。我还认为,翻译实践可能会变得十分偏狭,人们往往沉溺于自身的翻译活动,然后认为那就是翻译的全部。在做技术翻译时,他们会认为风格不重要,准确性最重要。在做广告翻译时,又会认为风格最重要,准确性无关紧要。翻译理论家能够而且应当为更广义的翻译提供启发,超越任何单个译者个人经验的阈限。我的某些理论也许对译者并没有多大用处,但是我的首部翻译理论专著《译者登场》旨在对译者有帮助,而且也的确如此。很多讨厌翻译理论的人告诉我说他们喜欢这本书,而我也乐闻此言。

覃:的确如此,读您的这部书,我也感觉十分受益。关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前人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但是现在大家还在争论不休,不知何故。

罗: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论常常是很难的。要弄懂一种理论,你必须读过很多其他理论。因此,如果你是一名译员,翻开一本理论书,结果发现很难看懂,然后你会说,它根本没有用,因为太难,需要花太多时间学习其中的术语之后才能看懂。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对他们来说的确没什么用处。但是,对教师而言,他们读一些理论著述,然后想办法将其讲解给自己的学生,理论书就非常有用了。

覃:我记得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曾经引用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话说,“翻译是件理论上困难,而实践上简单的事情”③。

罗:没错。甚至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很多人都声称理论不可能,而实践家们却一直都在做。

3. 中国哲学与翻译学形上建构

覃:当今翻译理论多为“欧洲中心主义”,您觉得中国哲学和中国学者在全球翻译话语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罗: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中国哲学”什么角色都扮演不了,因为它不是一个人。懂中国哲学的“中国人”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去了解中国哲学,并将其运用到各个学科当中。懂得一些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例如我,也可以做一些类似的尝试。我现在香港工作,周围的同事都是中国学者,所以,对我而言从事“中国中心”(Sinocentric)的翻译研究便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我并非总是如此。我刚刚完成一篇关于施莱尔马赫的论文,而他是德国人。但是,我今天的演讲是关于中国的孟子。

我第一次跟中国学术界打交道是在1998年,当时我第一次访问亚洲。在香港,我惊奇地发现中国学者对西方翻译理论是那么熟悉。2008年,我再次到访的时候,发现这十年间他们了解得更多。在中国,我们看到西方翻译理论爆炸式的传播,我也十分荣幸中国学者了解我的作品。但与此同时,我又感觉有些诧异:中国人的翻译思想在哪里?为什么这些理论话语都依赖于西方?

我的第二任妻子是俄国人。俄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我妻子来到中国的时候,她发现两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前苏联解体之后的俄国和现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但是在俄国,人们的态度是“什么功劳都是我们的,别人没做任何贡献”。所有重要发现都是俄国人做出的,所有领域的学术权威都是俄国人。当你读俄国翻译理论的时候,会发现它从西方搬来很多东西,但却不加引号。他们试图创造出一种假象:这些理论思考都是俄国人的。然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对外国权威顶礼膜拜。我觉得,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十分有趣。但我也看到,在过去几年,中国已经有人开始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过份依赖了。

覃:的确如此。现在,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性思考,并试图创建一些基于中国文化或中国哲学思想的翻译理论。但是,这些工作才刚刚起步。

罗:的确处于起步阶段。我今天的演讲,部分是跟胡庚申教授的理论模式有关。他声称自己的生态翻译学扎根于中国哲学思想,但是我感觉并非如此。

覃:也许更多是基于社会达尔文思想。

罗:对,但与其说是社会达尔文思想,还不如说是文本达尔文思想(textual Darwinism)。因为他的理论甚至无关群体动力(group dynamics),只是文本选择译者、译者选择文本。这是明显的文本取向。

覃:那么,您觉得胡教授理论模式的最大缺陷在哪里呢?

罗:在于太依赖于达尔文,而忽视古代儒家和道家思想。我认为,应该更加关注孔、孟、老、庄,他们的思想比达尔文更有生态学价值。胡教授声称自己汲取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容,他真的应该这么做,可是他没有。

覃:我们也在思考如何利用传统哲学思想来考察翻译问题。比如,尝试用儒家的“交互报偿”思想和西方社会学的“reciprocity”的概念来探讨翻译及翻译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不知道您有何建议?

罗:香港浸会大学的张佩瑶教授正在思考以“推手”为基础,建立一种交互性的翻译理论模式。一方推过来,另一方又推回去。这就非常有交互性(reciprocal)和制衡性(counterbalancing)。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尝试,基于中国模式来思考翻译问题。这种工作十分必要。

覃:在您今天的演讲中,您尝试运用中国哲学,特别是孟子的“四端”思想来谈论翻译问题,您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呢?

罗:首先,我认为“仁”是一种“共同情感”(shared feeling),或“同情共感”(fellow feeling),或“感通”(transfeeling),即感受别人的感受。这是一种感觉的交互报偿(reciprocity of feeling),心与心的交互感通。“仁”常常被译作“benevolence”或“humanity”,但其实它跟感觉有关。有关于……

覃:关于“体知”(body-knowing)?

罗:对,是一种身体的经验。我认为,它是一种共感现象(shared phenomenology)、集体现象(collective phenomenology)和共同体验(shared experience)。在我看来,用“benevolence”翻译“仁”并非全错,但是有些误导性。因为,“benevolence”的在英文中的意思是善待他人。对孟子而言这是第二位的。最重要的是感受群体的感受,感受他人的感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自然会善待他人,但善待他人并非居于首要位置。我认为,“仁”能引导人们去感受原文作者和目标读者之间的理想关系。例如,我曾经为人翻译过一篇会议论文。请我翻译的人要去波兰开会,他用芬兰语写了一篇非常糟糕的论文。我意识到,如果考虑到与会代表的感受的话,他那糟糕的论文会使其颜面扫地。因此,在翻译时我帮他改进了论文。我所做的事情就是一种感通,是帮他挽救面子。这就是“仁”。再来看“义”。“义”常常被译为“righteousness”(正义)、“appropriateness”(恰当性)和“suitability”(适宜性),尤其是在特定语境下或特定群体中的适宜性。我用“义”来指将自己投射(project)到另外一个不同的群体中去的行为。上面我举了自己的例子,即一位学者为另一位学者翻译论文,但如果是为医生、技师或律师翻译呢?我们如何将自己投射到其它群体中去?孟子的“义”就是顺应群体的规范。试着融入某个群体,并入乡随俗,在该群体中用一种适宜的方式行事。

覃: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里,“义”的含义就是适宜。所谓:“义者,宜也。”

罗:没错。这也是我所理解的“义”。例如,在翻译一篇医学文献时,我就会假设自己是一名医生。我怎么做才像医生呢?如前所述,我认为这是感通的一部分。感受群体的感受。凭借这些共通的感受,使自己感觉像某一群体真实、合法、真正的一员,并用该群体能够接受的方式行事。

覃:那“礼”呢?也是种群体规范吧?

罗:对,“礼”也是群体规范。我所谈论的“礼”跟控制(control)有关。打个比方,如果你是胡教授,正在试图掀起一场生态翻译学思潮,你会定下所有的规矩吗?你会说要成为某个群体的一员你必须如此如此吗?这看似不怎么生态。道家和儒家最为根本的一个原则,对老子而言是“无为”、顺其自然,对孟子而言就是“勿助长”、让其自然生长。这些是可以被视为规则的。不要蛮干、不要强迫、不要筹划、不要做胡教授做的事情。你可以认为,生态翻译学的“礼”是顺其自然,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发展方式发展。但是,在作为实践行为的顺其自然与作为规则的顺其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不管怎样,如果你将“无为”变成一种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在违背这一规则。如果“无为”成为一种“礼”,这也是个问题。我对道家思想的了解不如儒家透彻,但是我知道,道家对儒家的一大批判就是儒家有太多规则(rule-bound)。儒家常常被人批判说规矩太多、太过保守、太关心正确的做事方式,太忽视事物在其环境中自然生长的方式等。但我认为,孔子和孟子对这些东西是非常关心的,只是很难按照哲学家的构想去治理社会。如果你用哲学思想作为社会管理的基础,就会将其简化成一种规则。在古代,这会导致非儒家,甚至反儒家的行为,今天亦是如此。有人称,中国现在的问题是3000年规则的结果。

覃:老子曾说:“失道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他更重视“道”。

罗:对,一点没错。老子强调道。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正确的。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和孟子会同意他的观点。归根结底,圣人之道才是道,对吧?真正聪明人的行事之道才是现实,才是你我应该追随的道。然而,“仁”让我对孟子更感兴趣,而非老子。或许是因为我是一名身体学理论家吧。过去25年,我倾注了大量精力试图去弄清感觉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仁”跟这非常接近。老庄对感觉没那么重视。

覃:那么,“礼”跟翻译的具体关系如何?

罗:在很多方面,“义”和“礼”在孟子那里都是核心内容。他们是一致的,都是适应群体。孟子对“礼”的关注程度不如“仁”和“义”。概而言之,孟子谈论“礼”,是因为有学生告诉他说:老师,别人批评说您的某种行为违背了“礼”的规范。而孟子总是提供某种解释,使自己能够逃脱指责。我探究了这其中的含义。孟子是个滑头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还是别的什么?答案应该在于:孟子十分重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群体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有些群体会将你引向禽兽行为,有些群体则会帮助你提升。因此,对群体而言,按照“礼”的方式净化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堕落为禽兽非常重要。这对于译员培训也非常重要。今天演讲时我没来得及详谈。

覃:期待您在这方面作更深入的探索和阐发。

罗:好。但最终你将很难从“礼”中探究出很多东西,因为孟子对“礼”并不真正感兴趣。孟子或许对“礼”有些比较极端的看法,但是他不愿说出来。我觉得,他是一个激进的乌托邦思想家。我猜想他肯定很矛盾,在“礼”和实现社会秩序稳定方面。

覃:您的看法挺有意思。相比于荀子,孟子的确比较理想主义。孟子“四端”我们还剩下一个“智”,您是如何从翻译学角度来理解“智”的?

罗:孟子谈论“智”的地方并不多④。《孟子》一书中几次提到“智”时都带有消极意义。孟子引述齐人的话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propensity)。“智”经常被译作“聪明”(cleverness)。但光有智是不够的,你必须关注不同的情境(situation)。换言之,所有事情都必须设身处地(situated),光有抽象的“智”远远不够。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势”。

覃:这也就是说,翻译也必须设身处地?

罗:一点没错。西方哲学追求智慧。哲学家就是爱智者。西哲中的智常常被认为是某种可以被哲学家占有的东西。成为哲学家就拥有了智慧。智是某种能被言说的东西。但在孟子那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你不言说智。智是生活的方式,是道的一部分。我想,这是孟子很少谈论智的原因吧。这是圣人之道的一部分。

覃:在中国,我们提倡“知行合一”。

罗:对。智是睿智之人做事的方式,而睿智之人便是圣哲、君子。当代学人对智的看法,有点像国际声誉。但孟子会说,不要试图去追求名誉,不要去做最聪明的家伙,不要为自己的所做所为求得名声,而是要做一名学习者。做一名学习者就是智。顺应你所在的环境,学习居仁由义的行为方式。当你考察孟子的四端时,最后一端是智,与此相应的是学习和德性的生成(ethical growth)。

覃:那么,智跟译者培训相关吗?

罗:不,那会将我们带得更远。智在译员训练中并不重要,技巧比智慧更重要。但是,既然译者都是人,如果我们整体、宏观、生态地来思考译者以及翻译职业的话,技巧也是不够的。

覃:因此,您更加重视“仁”,对吗?

罗:没错。“仁”与“义”是最核心的。

覃:现在,有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哲学不够系统,所以很难被用于翻译研究。

罗:是的,但是中国哲学有自己的系统。例如,气、心、仁、义、礼、智等,在这些东西里面有生命和能量的流淌。孟子将其视为滋养我们身体的能量,并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孟子说,你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背是否笔直来判断他的品性,因为这些东西能塑造身体⑤。因而,我并不同意中国哲学家的思想缺乏系统性的说法。只是他们的系统更加自由开放,可以指向任何方向。这的确是种系统,不过是一种不同的系统。这种系统比西方思想家那些典型的、僵化的、机械的系统更有机(organic)、更生态。

覃:我完全同意。当人们说中国哲学没有系统时,他们是有意或无意地在用西方哲学作为标尺。

罗:对,就是说它不够西化。

覃:您是如何看待哲学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的?有没有“翻译哲学”这样一个提法?

罗:我是一名理论思考者,而不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因此我倾向于把哲学当作理论。我看不出哲学与理论之间有何差异。所以,就此而言,当我在思考翻译理论的时候,也是在思考哲学问题。当哲学家们在思考翻译的时候,他们也是在思考翻译理论。因此,当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这些过去200年最为伟大的西方哲学家们在谈论翻译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将翻译理论化。

覃:但也有学者认为,哲学家们谈论翻译时,只是将其作为探索哲学问题的引子而已;而翻译理论家们谈论哲学,往往是在挟哲学之权威以自重。

罗:也许吧。我也听人这样说过。但是这种说法不太符合我的情况。我认为,存在着各种复杂性(complexities)。我在读哲学、社会学或心理学著作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些复杂性非常有趣,那么,我会将这些思想用到我的书和文章里。我并不觉得我是在倚重哲学家的权威。我对臣服于哲学权威的态度并不那么积极。我只是尊重那些拥有好的思想的人,并把这些思想加以改造来为我的目的服务。区分哲学和理论或许有些道理,但是二者对我而言没什么区别。

4. 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覃: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十分关注中国文化“走出去”,因为中国有严重的文化入超和文化赤字。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把传统典籍和现当代文学作品译介出去,尤其是到英语世界。这样,可以实现文化交往的平衡,也能重新塑造中国的文化形象及民族身份,您对此有何评论?

罗:这在短期不会凑效。人们并不会因为有文化产品存在就会对其产生兴趣。仅仅把中国典籍或当代作品译入英语,并不能使得英语读者对这些东西真正产生兴趣。让西方人感兴趣的是中国的力量,其中主要是经济实力。当西方人越来越感觉到中国将来可能主导世界(也许不会,但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就会说,“也许我们应当多了解些关于中国的事情”。当然,“文化赤字”之说也并非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这主要是一个力量赤字(power deficit)问题。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并在全球大肆收购的时候,这一力量赤字会逐渐趋于平衡。当中国在经济、军事上变得逐渐强大时,西方就会对中国更感兴趣,文化上亦复如是。

覃:但国人的忧虑是,我们仅仅是个经济大国,而并非文化强国。因此,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翻译。

罗: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步增长,这些努力最终会有回报。文化强国的理想会实现。当然,有这些翻译作品存在肯定是件好事,虽然它们大多是在中国翻译的,对读者的接受情况考虑不够。但是,我所了解的美国人对汉语更感兴趣。在美国大学,甚至中学,有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了解中国的文学、音乐、电影,因为中国可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其次,我认为还有一个滞后问题。美国在成为军事和经济超级大国之后,过了很多年才成为文化超级大国。我觉得,需要等上20到30年,我们才能看到一些根本性变化。因此,中国的文化声誉要赶上来可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但是我认为,它终究会变成现实。

覃:在国内,有这样一种误解,认为只要是中文作品被翻译成了英语,就会转化成文化软实力。

罗:这是不现实的。以流行音乐为例,流行音乐要流行,当然要有好的声音,但是全球的流行音乐都差不多。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流行音乐就是流行音乐。为何美国流行音乐在世界上比中国流行音乐的名头更响呢?不是因为美国音乐更好,而是因为美国的名声。今天,香港的粤语音乐在全国很流行,在西方也是一样。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香港的武打片在西方红极一时,例如邵氏兄弟的片子。昆汀(Quentin Tarantino)的《杀死比尔》也受其影响。这些事情终将发生,人们会意识到这一点。日本文化也开始在西方流行,日本动漫“Olamei & Manga”在美国很火。因此,一直很以自我为中心的美国人已经开始注意到亚洲,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韩国。但是,这需要等待一段很长的时间。

5. 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

覃:在《翻译与摇摆问题》(2011)一书中,您提出了一个新颖的概念“摇摆”,您能否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概念的内涵?

罗:我引入这个词,用来泛指那些将我们推向某一方向的力量。今天,有人跟我谈《译者登场》的时候问道:“您是否是说译者想怎么译就怎么译?”我回答是:译者比人们想象的更自由,但并非完全自由。我们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们并没有完全的自由选择权。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自己做出选择,但做出这些选择的自由也受到潜意识、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摆布。摇摆是一种内在压力,必须以某种方式行事。这一压力来自潜意识,来自意识形态,来自文化,等等。

覃:那么这跟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习性”(habitus)是否有联系?

罗:也许在某些方面有联系。我还没有想过把“习性”视为一种“摇摆”。布迪厄认为习性是一种差异化,是不同的做事方式,这的确构成我们的生活,并构成某种摇摆。对,就是这样。

覃:如今,翻译研究新论踵出,上世纪90年代,人们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您如何看待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态势?或者说,在您看来,翻译研究未来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有哪些?

罗:在大约十年内,人们仍将谈论社会学转向问题。首先,我们有语言学转向,然后有文化转向,现在有社会学转向。这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了。皮姆(Anthony Pym)学的就是社会学,一直也在做翻译社会学研究。皮姆现在很火,因为赶上了好时代。在上世纪90年代,他的理论还被人视作怪异,但是现在他非常出名,备受尊敬。社会学进路鼓励人们去做人种志学研究,考察医学口译员在医院是如何工作的?法庭口译员在法庭是怎么工作的?通过实证的方法来开展翻译社会学研究。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工作。还有,关于英特网的社会学研究也很热。现在有一些关于交互式Web 2.0的讨论非常有趣,还有博客的使用等。有人博客上在讨论某段视频,但是有评论者说听不懂视频中的语言,马上就会有人出来为他提供字幕,然后他们逐渐开发出一个字幕版的视频并将其发布到网络上。这种对Web 2.0的研究,也是社会学转向的一部分。

覃: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确能解释一些新的翻译现象。在中国,有一种十分常见的社会现象,就是请别人帮忙做翻译。几乎所有学外语的人都有这种经历。像这种帮忙或送礼式的翻译很难用传统翻译理论来解释。

罗:没错。但是人们也开始在对其进行理论思考。一位在曼彻斯特的西班牙裔翻译理论家佩雷斯-冈萨雷斯(Luis Pérez-González)正在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另外,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出版了一本名为《当代中国翻译地带》(TranslationZonesinModernChina:AuthoritarianCommandversusGift-exchange,2011)的专著,也把翻译看作一种礼物交换。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还约我写了篇书评。

覃:我看过这本书,也写了一篇书评。这本书写得挺有趣,但是理论性不太强。作者告诉我们说,她采用的是“中国中心主义”的路径,但是她的理论基础还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我觉得,翻译研究也许并不需要是某种中心主义的,并不需要二元对立。

罗:对,我们是不需要二元对立,但我们的确会以某个对象为中心。我是一个美国人,所以会倾向于西方中心或美国中心,但是我现在香港工作,这也促使我在考察事物的时候把中国放在中心位置。所以,这两种不同的情境会影响我的写作方式。我认为,要从自己的情境中超脱出来,不仅很难而且也并不那么重要。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人与其在那儿抱怨翻译理论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还不如站出来做自己的中国中心的翻译理论。不管他们处于何种情境,都应该开始思考并构建自己的翻译理论。

6. 给广大翻译学者的建议

覃:您对我们正在学习翻译的学者和学生有何建议?您的翻译研究视野如广阔,所取得的成就实在让人敬仰和佩服。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罗:我的建议是:努力工作、勤于思考、坚持学习,做一个学习者(Be a learner)。这是就我的人生经历而言的。我从未想过要取得什么成就,只是想去学习新的东西。我对很多事物都感兴趣,并想深入了解它们,而且我喜欢表达,喜欢写作。我喜欢做翻译。虽然现在我翻译得越来越少,因为实在太忙。但是,翻译依然是我略带负罪感的快乐之源(guilty pleasure)。当一个老客户请我做翻译时,我总是挤出时间去做,因为我太爱这项事业了。另外,对学习的痴迷也驱使我不停地著书立说,虽然现在我也没有多少时间写书了。我希望弄清事物的原理。我建议同学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培养自己成为学习者的愿望。

覃:谢谢您给我们提出宝贵建议。您虽然说自己是位理论家,而不是哲学家,但我觉得您也是一位哲学家。因为哲学就是爱智慧。

罗:对,爱智慧。我觉得自己并不聪明,也并不追求聪明。我只是一位学习者,我热爱学习。我一旦写完一本书,就对它不再感兴趣,因为我已经做过了。我会继续做下一件事情。

覃:您的这一观点融入了儒家思想。安乐哲(Roger T. Ames)在翻译“人”的时候,没有将其翻译成“human-being”,而是译作“human-becoming”。因为人总在不停地进步之中,人并不是一个成品。

罗:我引用过安乐哲的博士生姜文思(James Hunniac)的书《孟子论成人》(MenciusonBecomingHuman),原来他的观点来自于此。我非常喜欢姜文思的书。

覃: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现在很多翻译理论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而您却在用孟子的思想来探讨翻译问题。难道您就不担心自己的中国中心主义的翻译研究被边缘化吗?

罗:不,我不会。我一直就是被边缘化的。

覃:但是我觉得您是主流啊。

罗:在中国,我的确被看做是主流。但是在西方,我一直被边缘化。对我最委婉的批评,是说我是一个探子(scout)。说我不合群,一个人在旁边探寻各种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都显得有些怪异。

覃:但是您重视群体啊。

罗:我在进行理论思考时确实重视群体。但在实际工作中,我却时时远离群体。

覃:这么说,您是受到兴趣的指引?

罗:是的。如果有什么东西让我产生兴趣的话。例如,我写过一本关于通灵(spirit channeling)的书。后来就有人问我,这跟翻译有什么关系?《翻译与禁忌》是另一本怪异的书。你知道,在美国有两大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和我。韦努蒂才是主流,是全世界人都读的美国翻译理论家。他发展了施莱尔马赫的翻译观,提出归化和异化。这事实上成为世界各地博士生的研究对象,到处如此。人们按照韦努蒂所说的在做。他们都在学习异化,并将其与归化对比。这非常容易。选一个译本,把原文译文两相比较,结果肯定是归化和异化。很容易,对吧?这就是主流。而我的理论要写博士论文的话,恐怕会更难。

覃:您是否受到德里达的影响?

罗:是的,影响非常大。

覃:那我就明白啦。

罗:但也并非全然如此。南开大学的朱琳在做有关我翻译理论的博士论文时告诉我,中国学者对我的印象是:我是个解构主义者。他们认为我的翻译理论是解构主义的。朱琳问我是否果真如此。我说:是,也不是。我不仅对解构感兴趣,还对建构感兴趣。这也成为她博士论文的主题。很显然,我的身体学和施为学就明显关注于建构而非解构。我有一个消极议程,也有一个积极议程。

附注

① 感谢武汉大学刘军平教授为本次访谈创造条件。

② “四端”源自《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③ 参见Ricoeur ,P. 2006.On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 14.

④ 实际上,《孟子》中“智”字出现的次数并不少,总共达33次。

⑤ 参见《孟子·尽心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