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国栋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近几年来,国外关于海明威作品的学术研究主要包括其作品与伦理的关系(Hediger 2008)、与酷儿理论的关系(Moddelmog 2009)、与美学的关系(Cirino 2010)、与女性主义的关系(Guill 2011)以及与环境的关系(Hollenberg 2012)等,研究出现了多极化的倾向,其中不乏著名文学批评家的言说,而具代表性的当属“耶鲁学派”之一的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独特评述。他在2011年出版的“布鲁姆现代作家评论”系列著作之一——《欧内斯特·海明威》——中从海明威创作风格视角切入,积极评述了他作为短篇小说家的卓越才能,但却批评了他作为长篇小说家所显示出的能力不足①。

1.

布鲁姆认为,海明威虽然离世已久,但他在美国文学中的经典地位似乎毫无动摇。美国文学史上只有很少几部现代小说似乎可称为经久不衰,其中包括《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Gatsby)、《孤心小姐》(MissLonelyhearts)、《拍卖第49号》(TheCryingofLot49)、《喧哗与骚动》(TheSoundandtheFury)等,而海明威的20多篇经典短篇小说也可列入经久不衰之列,事实上他的短篇小说集《最初的49篇故事》(TheFirstForty-nineStories)中的每一篇都是杰作。

从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来讲,布鲁姆认为,海明威是自《都柏林人》②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以来最佳的英语短篇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所具有的美学价值是毋庸质疑的,然而我们似乎对经典作家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海明威创作了《太阳照样升起》(TheSunAlsoRises),而不是《尤利西斯》(Ulysses)。这只能说明他的真正天分是在短篇小说,而决不是长篇叙事。即便是《太阳照样升起》这样的长篇小说现在重读起来也像是一个系列短篇的展现,是一个系列的、卓越难忘的精妙短篇的组合。这一点上完全可以与持同样风格的非英语小说家法国的莫泊桑相比。

在长篇小说方面,布鲁姆以《永别了,武器》(AFarewelltoArms)为例做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让人相信它是一部完整、统一的长篇小说的话,至少它在风格上也仍然是海明威继那些优秀的短篇小说之后较好的一部。它内容上不仅体现了海明威本人与欧洲的浪漫关系,也流露出整个美利坚民族与“旧世界”永恒性的浪漫痕迹。小说主人公凯瑟琳之死代表的并不是两人浪漫史的结束,而是它的永恒性再现。布鲁姆把这种经典之死的诠释交给对文学中神化运用局限性颇有研究的专家莱斯丽·菲德勒③(Leslie Fiedler),“只有安排女主人公去死才既不会让她令人讨厌,又不会变成一个母亲;在凯瑟琳还没有成为这两者之前她必须死,当然海明威并非凶手,而难产才是！”(Fiedler 1970:45)这里菲德勒发现了一抹爱伦·坡韵味,但海明威却似乎健康的多。难产导致的死亡对爱伦·坡来说毕竟不全是性关系圆满的一个隐喻,只是一种纯男女关系的结局而已,因为爱伦·坡渴望的是本质上结合,而不只是一种简单行为。

布鲁姆还引用其他批评家对海明威小说的评论佐证自己的观点。沃伦(Robert Warren)就曾指出,当海明威的“反讽体系与含蓄表达能够连贯一致时,他的创作是成功的。当不连贯时,海明威的修辞就显得苍白无力了”(Warren 1979:33)。沃伦还认为,就连大家都觉得非常精彩的《永别了,武器》的结尾,现在看来似乎也只是一个蹩脚的含蓄表达而已:

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了门,灭了灯,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像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海明威2004a:358)

这样的结尾含蓄到令人费解,对自己心爱之人狭然离去所表现出的态度让人难以接受,其中“关门”、“关灯”、“石像”、“医院”、“雨”、“旅馆”等包涵了什么意象？又如何诠释？然而将这个长篇的结尾与仅两页半长的短篇小说《桥边的老人》(TheOldManattheBridge)的结尾相比,结果就大不相同: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海明威2004b:97)

含蓄的表达方式在这个短篇的结尾处极具说服力,因为坚忍克制的精神保持了连贯性,且与修辞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风格。一篇微型短篇小说能以这样的结尾永久性地使人们通过修辞手法触发对历史瞬间的情感,实为不易。构建精美短篇是海明威的自然风格,一篇文学速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长篇的开始或结尾,但实际上它本身却是非常完整的,这便是短篇的魅力所在,而海明威的风格中保持的这种精巧性使它能够具有文学效果上穿透力。然而,一部长达三百多页的《永别了,武器》却未能保持其在短篇中所运用的修辞手法。运用了太多含蓄描写后,就不免给人一种重复、单调的印象,变得枯燥,甚至有点像个人的自我戏仿。

布鲁姆认为,从文学欣赏的角度看,往往一种伟大的风格会在读者中产生一定的防御性,特别是拜伦式的海明威所创造的这样一个时代风格。也像拜伦一样,海明威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常常会变成一种横亘于他的作品与读者对作品美学欣赏间的屏障。海明威的事业当中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意大利开救护车,且受了重伤;他做过几次的战地记者,报道过1922年的希土战争、1937-39年的西班牙内战、1941年的日本侵华战争、1944-45年的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等;加之他的斗牛、狩猎、捕鱼、写作、获奖以及最终自杀等种种生活经历。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啊！他显然是在模仿着他自己的作品在生活。他作品的最终效果和他的生活一起构成了一种神化,像拜伦、惠特曼、王尔德所构筑的各自神化一样。海明威本身就是一个神化,也是美国英雄主义的象征,或换个不无遗憾的表达方法,是美国英雄主义的一种幻境。海明威的最佳作品——他的短篇小说和《太阳照样升起》——也是一种美国神化永久性的一部分。福克纳、弗罗斯特、艾略特等是比海明威更强劲的几位作家,但海明威在他所处的那个世纪里获得了持久的神化地位。

2.

对海明威引以为傲的《老人与海》,布鲁姆也从风格上做出极具个性的评述。他引用了海明威在接受普利姆顿④(George Plimpton)采访时所说一段关于风格的陈述。海明威认为《老人与海》在风格上表现的是他所认为的具有美学意义上的凝练与简洁。

《老人与海》本可以写到一千多页长,并把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写进去成为不同角色,他们谋生的一切过程、他们的出生、受教育、生子等等。其他作家都可以把这些写得非常好,……而我省掉了。但我要知道的是什么构成水面下冰山的那一部分。(Plimpton 1977:75)

然而,布鲁姆还是认为,《老人与海》写得有点太长了,而不是像海明威认为的经过精美压缩之后而长短适中。省略的艺术确实是海明威创作优秀短篇小说的一大长处,但是《老人与海》确实有些令人生厌的重复之处。老渔夫圣地亚哥明显是海明威最理想的自我,他试图仅以小说家的风格成就一篇伟大的作品:

问题只在于我的运气就此不好了。可是谁说得准呢？说不定今天就转运。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走运当然更好。不过我情愿做到分毫不差。这样,运气来的时候,你就有所准备了。(海明威2004c:160)

当他终于钓到一尾巨大的马林鱼时,圣地亚哥更像是文学艺术家的海明威了,独自一人进行着他作家式的追求:

它选择的是待在黑暗的深水里,远远地避开一切圈套、罗网和诡计。我选择的是赶到谁也没到过的地方去找它。到世界上没人去过的地方。如今我跟它给拴在一起了,从中午起就是如此。而且我和它都没有人来帮忙。(同上:171)

这里圣地亚哥的磨难——首先是与大马林鱼,然后是与鲨鱼的搏斗——是由海明威把它与上帝给予的苦难和成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极难将圣地亚哥与海明威割裂开来,这一描述在美学上显得很不协调,并不像海明威自诩的那样具有那种美学意义。

从与其他作家的比较来看,布鲁姆(2011:5)认为福克纳是美国20世纪小说家中特别杰出的一位,但他也指出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是福克纳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主要源于他们两位高超的中篇与短篇小说创作才能,而不是长篇小说。但海明威长于福克纳与菲茨杰拉德的是,他也许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惟一以风格著称的“散文式小说家”。海明威创作初期也崭露过诗人的天赋,他以其独特的风格可与史蒂文斯、艾略特、弗罗斯特、庞德等最重要的诗人相提并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明威也可被称为诗人,而且是一位挽歌式诗人。他哀怨自己,也赞美自己,同时也受痛于自己的这种分化。从最为广义的美国文学传统上讲,他彻底继承了爱默生依靠自己“内心之神”的思想——完全仰仗个人之超能行事。海明威是这种传统的继承者,且带有悲伤色彩。他是这种传统中较为负面的神学信奉者之一,但也像在史蒂文斯作品中可以看到的一样,海明威所表现的负面性并不带有终结性,即使是他以独自风格创作的、最为冷酷的短篇小说《上帝休息,你们欢娱,先生们》(GodRestYouMerry,Gentlemen)或《死者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theDead)也可以说是用来颂扬我们可称为“真正的缺场(Real Absence)”(Bloom 2011:3)的东西。前部作品中,菲舍医生是韦思特《孤心小姐》中史瑞克的前身。他的凶残隐晦的宗教狂热预示了不仅是史瑞克的穷凶极恶,也预示了品钦作品中明确的偏执狂。

3.

布鲁姆有效地将互文性理论和他的审美自主性理论运用到了对海明威的批评实践之中,体现出如下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他的批评是在互文性理论引导下,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和视野而展开的,比如将海明威作品与《了不起的盖茨比》、《孤心小姐》、《拍卖第49号》、《喧哗与骚动》等进行横向比较以作为示例。同时也有平行比较,如将《太阳照样升起》与《尤利西斯》相比。这种批评模式不仅自然拓宽了海明威研究的空间,而且也彰显出海明威的创作风格的独特性。而这种批评模式也明显不同于其他海明威“就事论事”的传统批评模式。这种批评模式的变化将会带来对海明威研究的深化。同时,布鲁姆用这种互文性的文本批评方式发现了许多海明威批评的创见点,比如布鲁姆独自从创作风格角度提出的海明威更是一个伟大的短篇小说家的概念,这是海明威批评史上少有的评价。

第二,布鲁姆一直对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评等较为时尚的批评理论持不同观点。他恪守其审美自主性的一贯原则,坚持在自己审美阅读体验基础之上按照自己极富个性尺度,探掘海明威文本的经典性,比如他在对《上帝休息,你们欢娱,先生们》和《死者的自然史》两个经典短篇分析后指出,它们不但本身细腻地刻画出人物的特性,而且它们对后世作品具备深刻影响力,甚至影响了韦思特和品钦这样的名家。这样基于个人深厚的审美经验而做出的评述,在以前海明威的批评史上是很少见的,这也可看作是布鲁姆的独到之处。

布鲁姆这种审美性批评并非新批评式的全然封闭性的只关注文本本身的批评,而是一种有着更开放视域的文本批评,特别是他将海明威的文本与西方经典作家的文本互相参照,这一视域给了他的批评以全新的内涵。但是,布鲁姆这种经典作家间文本的相互参照,即外部参照研究并非是美国比较文学家韦勒克和沃伦(1984:94)所说的文学与道德、社会、经济等非美学间的外部研究,而他强调的只是和美学间的参照关系。

当然,我们还应当检视布鲁姆这种文学批评带来的启示。布鲁姆虽然从审美的角度对海明威的风格做了非常独到的评论,得出了新的结论。但是,文学批评如果只从审美维度去挖掘而不去关注与文本相关的诸如作者、社会、环境等因素是否会显得太过单一,从而使研究结果趋于片面呢？如果文学批评能够更加拓宽视野,容纳更多的领域,也就是将韦勒克和沃伦(1984:110)的比较文学批评的概念落于实践,更加关注文学文本与外部相互联系,文学批评是否会更加多元化,从而防止一元化的趋势呢？无论如何,布鲁姆以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对海明威的创作风格所做的批评为本已相当丰富的海明威批评史增添了一朵绚丽的奇葩。

附注

① 本文所引哈罗德·布鲁姆的观点均来自其主编的《布鲁姆现代批评观——欧内斯特·海明威》(Bloom’sModernCriticalViews—ErnestHemingway,2011)的导论章,第1页至第12页,文中不再一一注明。

② 《都柏林人》(Dubliners,1914)是乔伊斯早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后来,他又创作了其代表作《尤利西斯》(Ulysses,1922)。

③ 菲德勒是犹太裔美国后现代文学批评家,以研究神话学著称。他的著作被引最多的是1960年出版的《美国小说中的爱情与死亡》(LoveandDeathintheAmericanNovel)。该书在1998年再版。

④ 乔治·普利姆顿(George Plimpton,1927～2003),是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编辑,协助创办过《巴黎评论》(Pairs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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