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楠楠 王金胜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和撰述较之此前有了较大幅度的进展，众多批评家、批评文本、批评思想、批评方法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学术关注和学理阐释。如何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拓宽研究的视野，调整研究的路径，以更接近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本体，更有效地阐发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本体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合理地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发掘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进展之间的隐秘关联，并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书写和教学活动中付诸实践，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研究面临的新问题。周海波教授新著《文学的秩序世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以下简称《新论》）立足于已有的学术成果，对极具复杂性的种种难题，给出了独具个性和新意的解答。

《新论》最突出的学术特色是，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纳入“大文学”乃至文化的大视野和理论框架中，深入、系统地发掘现代语境中批评本体的建构与现代政治、思想、文化、文学等各种话语力量之间的根本性关联。《新论》既有着对批评家、批评文本（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周作人、胡风、梁实秋等）的细致分析，又有着对批评流派（创造社、学衡派、新月派、京派等）的宏观把握；既有着对批评思想的深入解读和对批评文体的耐心爬梳，又有着将这一努力汇入浩浩荡荡的现代文化洪流的良苦用心。在作者看来，寻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本体，建立起现代文学批评文体的学术自觉意识，固然是研究的题中之义，但吊诡的是，如果仅止于此，却恰恰偏离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实质，或者说，偏离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构、发展、流变的历史事实。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虽然贯穿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有着尚未被充分重视的重要性和难以被忽视的个性特征，但它却实难完全脱离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毕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本体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产生和发展的，更近一步说，是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的大语境中确立自身、建构自我的。它所提出和回答的问题，往往是与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发展直接相关的问题。如作者所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既有文学的色彩，也有哲学的思辨；既有文学的规范，也有社会的职责。多种概念交织一体，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基本品格”[1]（P5）。基于这种新批评观，《新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批评家和批评流派的个案研究，全面梳理了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和流变的历史，从而建构起一条清晰的批评史脉络；同时，《新论》又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观念和独立品格的建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有机构成，从而深入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如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启蒙文化和自由主义文化等等，对文学批评所内含的文化精神，对以批判性为突出特征的文学批评如何参与现代文化建设，它在现代文化秩序和规范重建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和作用，做了重点研究。这样，既拓宽了研究视野，又深化了研究深度，更突破了既往研究中的局限，在看似“远离”中反倒逐步“接近”了研究对象的本相。

《新论》对鲁迅批评的解读，就是因为建立在这一“新批评观”之上，而新意迭出。作者开宗明义，首先就明确了解读鲁迅批评的方法论：“将鲁迅的批评置于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1]（P168）。在作者看来，鲁迅本质上是“一位社会和思想文化评论家”，他的批评“本质上就是思想文化评论”[1]（P170）。因此，《新论》对鲁迅文体的方法论特征，如比较文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等，鲁迅批评文体论特征的颇有新意的阐发，如诗性与论说结合的文体风格、杂感式和序跋体的文体类型等，就获得了思想文化层面的有效索解。鉴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特性，鉴于鲁迅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启示性和导范性意义，《新论》对鲁迅批评的研究就具有了超越其本身的方法论、价值论意义。

作为“大文学批评观”的必然延伸，《新论》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动态勾画了多元批评话语的交锋场景。现代文学批评无疑有着包括社会革命、西方影响和现代传媒在内的外部因素的联合推动。现代报刊、传媒视角的引入，是《新论》的一大创新。现代传媒以其内在的新型文化精神，改变了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机制，更调整了文学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评价尺度。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学衡派、新月派、京派、鲁迅、茅盾、郑振铎等的批评思想和文体与报刊、出版等之间的关系，在《新论》中得到了富含新意的阐说。尤其是，《新论》对《中国新文学大系》在文学批评上的实践引导意义，对文学新秩序上的建构意义及对新文学本位观确立上的历史典范意义的认识和发掘，可谓奠定了此领域研究的坚实基础。

在作者看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产生和发展，并非纯粹中国文学自身的内部调整结果，其确立的根基和特征，其根基得以形成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既不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也并非西方批评，而是有其独立性，有其独特的中国问题意识，有批评流派和批评家独特的思想和艺术个性。社会性批评（梁启超、鲁迅、茅盾、胡风）、生命批评（郭沫若）、纯美/美文批评（郁达夫、周作人）、纯诗批评（闻一多）、感情主义批评（李长之）、“新批评”（叶公超）、革命现实主义（胡风）。青年马克思主义（创造社、太阳社）、自由主义批评（胡适、京派）、新古典主义（王国维、学衡派）等诸种批评话语也藉现代传媒平台，携各自思想文化力量，在现代中国的广阔空间中充分展示自我，试图通过文艺批评建立现代文学新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规范，争取属于自己的话语份额，在与其他话语的交锋中建构起自己理想的“文学的秩序世界”。各各显示着秉持不同思想信念者探求中国现代性的另一路向和方式。《新论》对各种批评话语之间的复杂交织状态，对同一思想观念在20世纪中国语境中的演化和变异，包括此中的细微环节及转换的方式、脉络、纹理，进行了体现着足够的耐心和细密的拆解与分析，触摸到了规约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本体建构和历史演进的深层动力学。

总之，《新论》借助广阔的文化史视野和锋利的话语分析视角，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研究摆脱了偏狭的自我局限，通过对批评历史的还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了生动而有效的对话关系，借由社会、思想、文化等宏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拓展了现代文学批评的研究空间，在历史与美学的缠绕中，凸显着思想和文学的锋芒。

[1] 周海波.文学的秩序世界: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论[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