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学田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人生，离不开书籍和风景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万里行程中的风物和景色，是书籍内容的来源、体现、延伸及检验，人的成长和成熟，需要在书籍和风景中完成。

风景创造了作家。作家创作的灵感和作品的个性，存活于特定的风景之中，正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说，“伦敦创造了狄更斯”。[1]初到伦敦时，狄更斯是一个对城市充满陌生和恐惧感的小孩子和小人物；但到1870年去世时，伦敦已经进入了他的灵魂，成为他人生和作品的一部分。读者若不了解伦敦的风景，就无法细致、深刻、生动地体味狄更斯的作品。狄更斯本人也表示，离开伦敦他就没法创作。他发现了现实中砖石砌起的伦敦，然后，将它叙述到纸张上，给读者建构了由人构成的一个书中都市。文坛上，不止伦敦城对狄更斯意义如此重大，都柏林之于乔伊斯；巴黎之于巴尔扎克；北京之于老舍；威塞克斯之于托马斯·哈代；约克纳帕塔法之于福克纳；湘西之于沈从文，皆是如此。这正是库切说，理解歌德需要前往德国的原因所在：德国创造了歌德。

作家其实也创造风景了，因此，可以将风景当作读者由外而内理解作家的重要途径。文学作品中的风景，往往是作者情感、意图的外化，是历史、政治、文化的载体。小桥流水，和下文风景之对照，是我们解读羁旅诗人漂泊之苦的情感入手；大漠孤烟，为我们形象体味边疆将士苍凉雄壮，提供了直接形象；《将仲子》中的里、墙、园，可以由读者将之外化为彼时社会礼法制度；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的景物，暗示了两家截然不同的性格；《哈克贝利·芬》中的密西西比河，是马克·吐温渴望的自由精神，流淌着理想主义的美国文化。可以说，解读作品中的景物描写，是解读作品内涵的一条重要途径。

非洲的风景，是欧洲白人书写和研究非洲时，特别偏爱的一个切入点和话题。最著名者，如布切尔（William Burchell，1781-1863）的《南非内陆游记》（Travels in the Interior of Southern Africa），金斯利（Mary Kingsley，1862-1900）的《西非游记》（Travels in West Africa），康 拉 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布里克森（Karen Blixen，1885-1962）的《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都非常细致地描述了非洲的风景。

在这些白人作家的笔下，非洲的风景描写，慢慢形成了一种强大传统，建构起读者对非洲风景的刻板印象。他们特别执着于描写非洲风景与欧洲风景的区别。在惯于欧洲风景的感官之关照下，非洲的风景，被描写成无法进入、少人居住、未曾开化。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描写，将非洲看成了是一个“幼稚的大陆（land of childhood），没有自我意识之历史，被深沉的黑暗笼罩着”。[2]（P91）此类文学中，知名者当如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描写：“这就是它：微笑，蹙眉，诱人，壮观，卑劣，无味，或者野蛮，总是一副欲言又止、默不作声的模样。来吧，弄弄清楚。”。[3]（P27）从积极的方面看，非洲被当成了一个美丽、神秘、充满异域情调的浪漫之地，宽广而辽阔，远离尘世，是个不折不扣的反照自我的他者。“非洲的风景成了一个巨大而充满异国情调的油画布，实际上讲述的却是他们欧洲人的故事。”[4]（P3）

这一传统，不仅影响了欧洲作家描写非洲风景的手法，也影响了非洲本土作家。一方面，西方批评家希望非洲本土作家延续这一传统，继续将非洲作为“暗黑大陆”，描写成一个奇异的地方。因为在将本土作家的作品和欧洲作品对照之后，西方批评家认为用欧洲语言创作的非洲作家，不会描写非洲本土的风景:“有关本地风景的描写，几乎没有。仅有的那些描写，被塞在一种来自异域传统的措辞之中，不能给人带来原汁原味、满是非洲风情的时空感。”[4]（P1）另一方面，非洲本土作家和批评家，却在为他们自己描写的非洲风景之正当性辩护，并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展开反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非洲风景的描写，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斗争的是非之地。可以将之看成是“就有关非洲、非洲人、非洲大地的重要性和意义而展开的历史性对话的介入”，“一场关于非洲前殖民时代、殖民时代、后殖民时代的历史的阐释而展开的争论”。[4]（P5）肯定或否定某种风景描写，几乎与肯定或否定非洲的一切相关。

恩古吉，是风景描写的高手。一方面，他能敏锐捕捉到风景的外在特点，并传神地刻画出来；另一方面，他能把风景的描写，同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内心，以及作品的内涵，紧密结合起来。这在他的第一部作品，《中间的河》（The River Between）中，充分地展现了出来。这一作品，虽然没有得到作家本人的青睐或重视，也没得到当时批评家的热评或狠批①据André-Paul Michaud 的考证。见“Nature as Agency in Ngugi's The River Between”,Critical Essays on Ngugi wa Thiong'o,pp.48-63.，却展示出了恩古吉出色的文学天赋，预示了他以后创作的各种主题。它是恩古吉描写风景的起点。参照它，我们能体味到恩古吉风景描写的继承、突破及革新之处。

《中间的河》之开篇如下：

两脉山，相向而卧。一脉山是卡迈努（Kameno），另一脉是玛库优（Makuyu）。它们中间，是一条山谷。人们叫它生命之谷。在卡迈努和玛库优后面，有更多山谷和山脉，随随便便地横亘在那里。它们就像许多还没有睡醒的睡狮。它们就那样躺着，酣睡在造物主沉沉的大梦之中。

一条河，从生命之谷流过。要不是山坡上灌木丛生、树木林立，站在卡迈努或者玛库优山顶之上时，你就能看见这条河。现在，你得到下面去。不过，就算下来，你也看不到它的全貌。像一条蛇似的，它优雅从容地在山谷间蜿蜒而去。这条河叫霍尼亚（Honia），意为治愈，或者说重生。霍尼亚河从未枯竭过：似乎，它有着强烈的生存意志，蔑视一切干旱和天气变化。就那么一直流淌着，从不匆忙，也绝不犹豫。人们看到这样的情形，感到非常欣慰。

当你站在山谷之中审视……这两脉山时，它们就成了对立者……两者相互对视，就像一对对手，随时准备为了赢得这块偏僻之地的领导权，打个死去活来。[5]（P1）

开篇所刻画的这些风景，给整部作品定下了基调，并暗示了核心的故事情节及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里，山脉的对峙，与后面作品内部的矛盾冲突相一致。中间的霍尼亚河，则与作品的主人公崴亚基（Waiyaki）的性格、遭遇相一致。他也是处于两种对立势力/文明的中间：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巫师之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因为父亲认为白人势力/文明强大，终将在以后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又让他接受欧洲教育。两种势力/文明，都想要支配他。而他自己也想努力调节、消化、吸收两种力量。霍尼亚河也具有这种特点：它既可以被看成是两座山的分水岭，也可以被看成是两座山的纽带。“恩古吉使用‘中间’（Between）这个含糊的词，至少可做两种解读；如果人们中间有什么，它既可以把他们结合起来，也可以分割开来。”[4]（P20）恩古吉通过命名和摹写，把风景、情节、人物，融合在了一起。

这三节的风景描写，颇得欧洲文学传统中经典风景描写的真传：非常符合库切所考证的鸟瞰式的视角，①参见“The Picturesque,the Sublime,and the South African Landscape”，in Coetzee J M.White Writing: On The Culture Of Letters In South Africa[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错落有致的布局等欧洲经典风景画的特征。甚至，最后一句中，人的出现，也被学者同西方绘画的特点联系了起来：“就像风景绘画中，画入……的小人儿一样，起到一种标尺的作用。”[4]（P20）

但也正因为脱胎于欧洲传统，这里的风景描写，非洲风情不够突出。拟人化的“有着强烈的生存意志，蔑视一切干旱和天气没变化”的霍尼亚河，可以是世界任何一个奔流不息的大河，只是名称不同而已。而用风景来暗示情节、人物遭遇的写作技巧，同深深影响了恩古吉创作的英国作家，比如狄更斯、劳伦斯等人的手法，区别也不大。一些西方研究者，把这部作品里面的冲突矛盾，看成是“人的普遍遭遇”，原因就在于此。此时恩古吉作品中的风景描写，虽然有数量、有质量，但个性不足。

《战时诸梦:童年回忆录》中的风景描写，则不是这样。这本回忆录中的风景描写，数量少，篇幅短，用笔俭。尤其重要的是，恩古吉给风景赋予了更具体、更丰富的历史内涵，管窥到了风景背后的政治、经济色彩，进入了这些风景的内部，从而使其非洲风情特别突出。透过历史看风景，既是恩古吉挣脱欧洲风景传统对自己影响的努力，也是作家自我成长的自然发展，更是非洲作家对黑格尔将非洲称为未开化、无历史的反驳。

从历史入手、切入事件内部的用意，在《战时诸梦:童年回忆录》的开头，就体现了出来。作家创作时，总是非常重视第一段、第一句之感觉推敲。它仿佛是一个胚胎，孕育着整篇的语感、节奏、风格、意向。一翻到《战时诸梦:童年回忆录》的开头，一股浓浓的历史味道，就扑面而来。为了体味这一味道，我把原文也一并列出：

Years later when I read T.S.Eliot’s line that April was the cruelest month,I would recall what happened to me one April day in 1954,in chilly Limuru,the prime estate of what,in 1902,another Eliot,Sir Charles Eliot,then governor of colonial Kenya,had set aside as White Highlands.The day came back to me,the now of it,vividly.

译文：多年以后，当我读到艾略特（T.S.Eliot）的那句诗，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时，我总会回想起1954年的4月，回想起那月某天我在黎沐如（Limuru）所遇到的事情。我说的黎沐如，就是1902年被另外一个Eliot，Charles Eliot 爵士，彼时殖民地肯尼亚的总督，当作黄金地产给圈起来，然后起名曰“白人高地”的那个地方。那天，天冷得让人难受。昔日重现，现在依然栩栩如生。[6]（P1）

英语原文的表达，是一个从句套从句的复合句。其中一次次被镶嵌进去的，正是有关先行词的历史背景。而时间点的强调，也与恩古吉的历史意识相一致。正是因为风景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内涵，罗斯寇（Roscoe）才会说，不把恩古吉作品中的人物“和风景联系起来，我们就不能理解任何一个人物的个体性，社会性，以及精神性方面的重要性”。[7]（P178）

殖民主义，被恩古吉编织进了风景描写，并揭示了二者密切的关系。萨义德曾说，“归根结底，帝国主义，是一种对地理施加暴力的行径。实际上，世界上的每一个空间都被这种地理暴力给勘探、绘制并最终加以控制了。”[8]（P70）暴力推行殖民主义的欧洲，在占有、榨取非洲的过程中，非洲的风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殖民主义给非洲带来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都通过童年时期恩古吉所看到的风景的变化，表现了出来。

风景的变化之一，是种植园对森林的蚕食、侵占。森林，与恩古吉关系密切。他小时候生活过的黎沐如，曾是森林密布的地方。这从他的第一部小说《中间的河》之开篇描述，已能窥见一二。森林与恩古吉家人和肯尼亚的民族斗士的命运，紧紧的结合了起来。正是在森林中，他被殖民政府追杀的哥哥才得以活命，为肯尼亚自由、独立而英勇奋斗的茅茅运动（Mau Mau Uprising），才成为可能。对于他和无数殖民主义抵抗着来说，森林就是天堂，是非洲生命力的象征，是倔强的传统的化身。所以，恩古吉对森林充满感情。

在此回忆录中，恩古吉也充满敬畏地回忆了自己刚学会走路时所看到的森林：

沿着小山一样的牲畜粪堆向下，是一片森林的景象……在我看来，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们，一大早出了院子之后，似乎就被这片森林给神秘地吞没了，到了晚上，他们又被神奇地吐了出来，完好无损。[6]（P10）

这里的描写，虽有些瘆人，但也充满童趣，有那么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虽然，森林同生活在其中的人和谐相处，但它也向恩古吉显示了其神秘和威胁的一面。它仿佛是难以解释、威力无比的传统，时时笼罩着人的生活，将他们吸纳进来，又给他们以更新的机会。

但是，恩古吉并没有继续欧洲浪漫主义文学风景描写的诱惑，将森林纯粹化、普世化为人类精神的原型形象，而是紧接着在其中注入了非洲的历史内涵。其实，对森林进行“去浪漫化”的行动，在他的小说《马缇格瑞》（Matigari）中，就已经开始了。作品同名主人公马缇格瑞在最初追寻真理、正义失败后，退回到森林之中，想在那里冥思问题，找出答案。但一个老妇人否定了他的这种做法，并对他说：“我敬爱的漫游者啊，在这里，在这无人居住的地方，你是找不到你我难题的答案的。真理和正义只能在人的行动中找到。”[9]（P87）森林可以提供肉体的庇护，却无法给出精神的答案，真正思考的场所，应该是在肯尼亚人民的生活中，而不是在森林中。在《战时诸梦:童年回忆录》中，恩古吉还给森林的景象，注入了经济内涵。这个神秘、神奇的森林，被除虫菊，或者被说种殖民主义体系下的植园经济、资本主义给“打败”了：

后来，情形变了。现在我依然不知道，这些变化是突然发生的，还是慢慢改变的。但它们的确是变了。先是牛羊都不见了，只留下空荡荡的牲口棚。废物堆，不再是堆放牛羊粪便的地方，而是扔垃圾的地方……母亲不再耕种我们院子周围的田地了。父亲的茅舍没人住了……我看到树木被砍，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桩；土被翻耕之后，种上了除虫菊。看着森林一点点收缩，除虫菊一点点扩张，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不安。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我的姐姐哥哥们，开始季节性地在这些新的、吞掉我们森林的菊地里干活。以前，他们只在铁道线对面的白人茶田打工。[6]（P11）这里，风景的变化，是殖民主义统治、剥削非洲的直接体现和结果。森林的一点点后退，是传统经济和生活方式的一点点溃败，而除虫菊种植面积的一点点扩大，则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一点点壮大。打工者与菊田主人之间，虽然都是黑人，但二者间的生产关系却变了。其中的一方，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而不得不受雇于另一方，变成了一种雇佣关系。这种雇佣关系，也不同于以往黑人——白人间的雇佣关系，而是黑人内部的雇佣关系。欧洲殖民主义者，为了在享受剥削带来的利益的同时转移矛盾，开始扶植代理人，而不再像旧殖民主义时期一样，亲自占有、支配资源，统治、压迫黑人，而是让黑人去管理低级的生产形态，让占有资源和享受利益之间的矛盾，成为黑人内部的矛盾。这样，减少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直接冲突。甚至，在可能的时候，白人社会伪装成慈善家、调解人，以积极的形象出现在历史、政治舞台上，将自己的罪恶洗白。

但是，殖民主义并没有完胜。它虽然可以通过改变肯尼亚的经济、政治形式，改变当地的风景，但无法从文化上彻底摧毁殖民地的风景。一些本土原有的风景，依然存在。森林就是其中之一。恩古吉紧接着上述引文写道：

除虫菊田并没有把森林全部吞没。稠密的小树丛还到处可见。我们常去那里爬树，有时候把两棵树的树枝连在一起，搭成一座桥，或者拽树枝从一棵树荡到另一个树。[6]（P55）

虽然，森林的面积大幅减少，但是，它依然存在，它对孩子们的魅力，依然不减。在树丛中玩耍，就是在原生态的传统中悠游。这和恩古吉依然为吉库优（Kikuyu）文化所吸引相一致。他对传统文化的坚守，突出表现在了他的成年礼上。虽然，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学校学的语言是英语，①即使是在肯定某些传统文化的芒古额（Manguo）学校，也是英语和吉库优语并重，尤其是把英语当作打开现代性之门的唯一钥匙。后来，在卡陵阿（Karing’a）小学，民族语言更是被当作落后、愚蠢的语言，予以禁止。学的历史是歌颂英国如何先进和充满英雄气概，甚至，恩古吉还受洗、加入了将吉库优人的这些仪式视为异端的基督教。但他仍然坚持实行传统成年礼。

举行成人礼，是整篇回忆录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恩古吉为之花了整整一章的笔墨，详细叙述整个经过。但是，除了将举行成人礼的原因推给他的外婆之外，恩古吉并没有在回忆录中揭示这件事情的深层动机。小孩子希望长大的渴望，当然可以算作一种解释。但对于喜欢强调非洲本土特色的恩古吉，这一理由似乎有点太普通。有本土特色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他另一部作品中一个几乎相同的事件中，看出端倪。不同的是，这个成人礼的当事人，是个女孩儿：她就是恩古吉的处女作，《中间的河》的女主角木索妮（Muthoni），一个黑人基督教牧师的女儿。非洲的女性割礼，是基督徒们和传统派之间的一个关键冲突，被基督徒看成是戕害人性的野蛮行径。尽管如此，木索妮还是决定要接受割礼。至于原因，她解释说，一方面，她如果不经受割礼，就无法融入自己的部落；另一方面，她认为，只有接受割礼，她才能同自己周围的风景建立真正的联系，得到大地的认可和祝福。坚持成人礼，就是坚持传统。而吉库优传统信仰的核心，就是土地。所以，经历成人礼，就可以说是建立个人同大地之间的联系。

《战时诸梦:童年回忆录》中，风景的变化之二，是铁路和城市的出现。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对非洲剥削和侵占的深化，“道路，桥梁，矿山……都被强加在了非洲大地上”。[4]（P6）在黎沐如出现的新景观，则是铁路和城市。恩古吉在讲述年轻的父伯们从偏远的木朗阿（Murang’a），逃难到刚刚兴起的内罗毕时，描写了城市和铁路对他们的震撼：

他们站在那里，充满敬畏和恐惧。眼前，是高低不同的各种石头建筑。道路交错，车辆繁多，各色人等，黑白杂陈。一些白人，坐在四轮车上，黑人前拉后推地走着……这应该就是内罗毕，那个听说是从大地深处蹦出来的城市。但他们对那些铁道线和那个骇人的怪物，还一无所知。它口吐火焰，间或发出一声高喊，让人心血凝固。[6]（P14）

对惯于农耕、散居的部落生活的非洲人来说，内罗毕和铁道仿佛从地狱来的怪物，新鲜而恐怖。但是，城市和铁路对非洲的影响，绝不仅仅是让人心头一紧，充满恐惧。它们还深刻地影响了非洲人的政治、经济生活，整个社会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内罗毕，这个新兴的事物，既是一个忙乱空间，也是一个繁荣的经济体，更是一个折射政治的社会：一个肤色交错但等级分明的地方，“白人，坐在四轮车上，黑人前拉后推地走着”。这是整个肯尼亚阶级、种族问题的一个缩影！风景和殖民主义对非洲的政治影响联系起来了。

内罗毕不仅给父辈带来了恐惧和震撼，也给新一辈带来了兴奋、梦想和沉甸甸的历史感受。在因为自己的眼疾，他不得不和母亲一起去内罗毕看病时，他写道：“能来到大都市，我特别兴奋。我从没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石式建筑。这些建筑，是那些我父亲年轻时，逃离木朗阿，来到这里看到那些建筑么？或者，和异母哥哥，英国王的臣民，住过的那些房子是同样的？这些建筑中，有没有哪个，可能是那夜撞上我们房子的那辆卡车出发的地方？或者，它们是各不相同的内罗毕？”[6]（P49）城市，成了历史的载体。透过眼前的建筑，恩古吉看到了父亲的过去，和父亲有了交集。仿佛化石，城市积累和收藏了父子两代的经历。将城市、建筑和父亲、哥哥、自我联系起来之后，恩古吉感受了历史的不公和现实的反讽。哥哥和其他非洲人，为帝国拼死拼活，却只能是这个现代大都市的过客。付出，却没有结果。一言不发的建筑，默默诉说着历史的故事。

当然，父辈对这个强加给非洲的东西的恐惧感，也延续了下来。所以，后来当他知道母亲独自一人，来到医院接他回家时，他的感激和震惊，极其强烈。才会特别强调，是他母亲一个人来到这里的！穿行在内罗毕，这个西方大都市的复制品，犹如行走在充满危险的世界。

铁路，在近现代的世界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风景景象。作为世界史上工业生产的产物和象征，它可能被当作一种力量、希望，被作家热情歌颂。比如，它曾作为“现代的典型——运动与力的象征——大陆的脉搏”，美丽、雄伟地冲进了惠特曼的《草叶集》里；也可以是经典田园和诗意生活的破坏者，引起作家的不安、恐惧甚至憎恨。比如逶迤于劳伦斯的众多小说中的那个“盲目、丑陋地穿过所有土地”的“小东西”，俄国诗人叶赛宁笔下用“几千普特的马皮和马肉”才能换一节车头的“铁马”；它还可能被当成令人恐惧的洪水猛兽，比如在清朝时期的中国。

作为欧洲的殖民地，铁路也闯进了非洲，出现在了非洲自传之中。西非的法洛拉（Toyin Falola）在其回忆录《比盐还甜》（A Mouth Sweeter than Salt）中，记述了火车在自己小伙伴们的生活中带来的骚动，以及他独自一人征服火车、火车站的英雄事迹；南非的库切在《孩提时代》中，描写了火车夜行时给自己内心带来的静谧、安详；东非的恩古吉，则描写了火车在当地风景上出现后，给肯尼亚及他个人带来的种种后果。

火车，改变了肯尼亚的政治生态。恩古吉没有否认或者漠视火车的基本属性：交通工具，甚至还把它接纳为本土风景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他说：“这条铁路……就是多年前让我父亲和伯父感到恐惧的那条铁路，可是，现在，它作为当地风景的一部分，是如此的常见，以至于我的母亲竟然说她要坐火车出行，而我和弟弟吵着要和她一起去。”[6]（P67）接受能力强的孩子们，还把这个惊吓父辈的异国怪物，当作了盛大的景观：在没被自己的父亲逐出家门前，恩古吉经常看到哥哥姐姐、邻家小孩是如何隆重、兴奋、热闹地在火车进入黎沐如时，跑去参观的。看别人看火车，也成了他的乐趣之一。但成年的恩古吉在回忆童年的火车时，还是展示出来了在孩子们看来无害、好玩儿的火车给肯尼亚带了的政治灾难。在《战时诸梦》中，恩古吉追诉道，1901年，英国殖民者把铁路修到了内地，有了东西横贯肯尼亚的大铁路。随之而来的，是规模庞大的移民潮。它的“出现不光把欧洲移民者殖民者带了进来，也把印度工人带了进来”。[6]（P76）更重要，或者说，更严重的是，它“把非洲原住民由农民变成了工人。”[6]（P76）因为，随着白人殖民的涌入，这里被分割为只允许白人拥有的“白人高地”区，肯尼亚殖民政府代为英国国王管理的“王冠”区，以及强制安置那些被迁出故乡的黑人的“非洲人居留地”。几乎所有和大地相依为命多年的肯尼亚农民，都失去了自己土地的所有权。他们能支配的，只有自己的四肢。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白人打工。外来人变成了主人，主人变成了寄居客。社会等级、种族政治也随之出现。而火车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政治社会：车厢被分成了三等：一等厢，白人专属；二等厢，亚洲人专属；而黑人，只能坐没有任何标识的车厢。

殖民主义给肯尼亚的风景带来的不光是破坏和灾难，也有积极的融合。比如茶叶在肯尼亚的出现。

黎沐如最早的茶种，是1903年从印度引入的。可是，在我看来，眼前这些茶树，这些一望无际的青枝绿叶，仿佛开天辟地之时就成为了黎沐如的风景的一部分。[6]（P53）

肯尼亚社会中的分裂现象，一直是恩古吉牵挂的问题。为探讨这一现象，恩古吉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肯尼亚：两个断层》（“Kenya: The Two Rifts”）。恩古吉在文中表示，在肯尼亚社会，存在两个断层。其中之一，是种族间的分裂。在肯尼亚，三个最重要的种族，是亚洲人，非洲人，以及欧洲人。由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三者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种族之壳中”。[10]（P23）尤其是亚洲人和欧洲人。但这二者同非洲人之间的分裂，有所不同。欧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优越性，利用暴力手段①在恩古吉看来，拿圣经的传教士和持枪的欧洲兵，没有区别。他在不少文章和论述中表示，后者使用的是肉体暴力，前者使用的是精神、文化暴力：他们把肯尼亚/非洲的本土文化，看成是需要清除的野蛮现象。来实现和加强这种分裂，其目的是为了心安理得地剥削、掠夺非洲人。亚洲人②其实主要是印度人。的自我隔离，一方面是欧洲殖民者制定的种族政策使然，另一方面，也是自我保护的结果。③在《战时诸梦》中，恩古吉描写了黑人孩子追打印度小孩的一个场景。面临众多黑人孩子的“迫害”，他们只好飞快地跑回到了自己石墙高起的家中。虽然他们也进行了还击，但纯粹是出于自卫和“保护尊严”，因为小孩子从高墙之内扔出的石块，是没有“杀伤力”的。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几乎占了肯尼亚历史舞台近70年。这三个种族几乎构成了肯尼亚社会的全部。他们的分裂，如同肯尼亚自然界的东非大裂谷，触目惊心。种族间的隔阂和割裂如此深刻、普遍，以至于小恩古吉在东拼西凑的报纸中读到，美国艾森豪威尔通过法案，建立“种族融合”的学校这一消息时，他一点都没有办法理解“种族融合”是什么意思，更无法想象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小朋友在一个校园里上课会是什么情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恩古吉建议三个种族加强交流。问题是，种族间的交流、融合，是否可能呢？

有关茶叶的描写，暗示了积极的答案。来自印度的茶叶，虽然是被英国殖民者凯恩（Caine）带进肯尼亚来的，但它却非常和谐地融入了当地生态系统中，成为了黎沐如风景的一个有机部分。只要三个种族，都能抛弃私利和暴力，共享肯尼亚大地的滋养，和谐相处，也并非遥不可及。④另外一个融合的例子，则是上文中提到的铁路。相反，如果各个种族只是仅就经济利益进行交往，只能带来割裂。

《战时诸梦:童年回忆录》中，恩古吉所表现出来的风景描写习惯，即喜欢从历史的角度审视风景，揭示它同殖民主义的关系，在那些一带而过的景象中，也体现了出来。比如，他在提到一条路时，不忘搅动泥土后尘封的往事，以及殖民主义的踪迹：“黎沐如和内罗毕之间，有条泥乎乎、脏兮兮的路，叫纳库如（Nakuru），是二战期间被俘的意大利士兵修建的。不少白人时常来这里打鸟。他们的猎狗，在水里扑腾着把掉进去的猎物衔回来。”[6]（P125）

处于这种强大的历史气场之中，《战时诸梦:童年回忆录》一书里唯一一段没有直接提到与殖民主义相关的宏大历史背景的一段风景描写，似乎也隐含了殖民主义。

嗯，对，那天真是难忘！庄稼鲜花盛开，整片地都是五颜六色的碗豆花。我总是想起来蝴蝶，很多的蝴蝶；可我不害怕让蜜蜂和蝴蝶来场竞争。[6]（P24）

这是他的母亲在回忆她同他的父亲坠入爱河时的一段描述，也是整个回忆录中，唯一色调亮丽的田园风光。如冠上明珠，这一小段让整部作品有了暖色。但是，这样的田园风光，随着殖民主义势力剥削的加重，已如同恩古吉母亲个人美好的青春，难觅踪迹了。鲜花与美景、勤劳同收获，都已曾经沧海了。

《黍离》的作者，写到“彼黍离离”时，大有“闵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之哀叹，将风景同王朝浮沉联系了起来；而恩古吉在《战时诸梦:童年回忆录》中描写风景时，也是满含历史兴衰之感慨。透过历史的眼光审视非洲风景，将欧洲殖民主义同其结合起来，揭示出风景的政治、经济属性，使它们的非洲风情，跃然纸上。而这种风景的历史化写法，本身就是对将非洲看成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没有历史的“暗黑之地”的反驳。正应了他自己所说的，创作时，“作家理解自然和社会时所持的哲学原则、探查方式，影响着他对现实的处理”。[11]

[1] 转引自王星.“寻找狄更斯”[EB/01].http: //www.lifeweek.com.cn/2012/0216/36439.shtml.[2012年11月13日].

[2] Hegel G W F.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M].trans.by Sibree J.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1956.

[3] Conrad J.Heart Of Darkness[M].New York: Dover,1990.

[4] Loflin C.African Horizons: The Landscapes Of African Fiction[M].Westport,Conn: Greenwood Press,1998.

[5] Ngũgĩ Wa Thiong'o.The River Between[M].London: Heinemann,1965.

[6] Ngũgĩ Wa Thiongo.Dreams In A Time Of War : A Childhood Memoir[M].New York: Pantheon Books,2010.

[7] Roscoe A A.Uhuru's Fire: African Literature East To South[M].Cambridge [Eng.];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8] Said E W.Culture And Imperialism[M].New York: Knopf,1994.

[9] Ngũgĩ Wa Thiong'o.Matigari[M].Oxford: Heinemann,1989.

[10] Ngũgĩ Wa Thiong'o.Homecoming: Essays On African And Caribbean Literature,Culture And Politics[M].London: Heinemann,1972.

[11] Ngũgĩ Wa Thiong'o.Decolonising The Mind :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M].London: Heinemann,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