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韶华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怨恨心理景观的绝妙展示
——鲁迅小说《阿Q正传》新释

魏韶华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伟大的文学文本总是有着无限的阐释空间，它永远向一切时代和个体敞开。自鲁迅小说《阿Q正传》进入文本流传史以来，对它的言说可谓汗牛充栋，正是伟大文学文本之佐证。将之视为一篇心理小说，以“怨恨”切入，发现小说主题内涵的深层极微。实乃中国民族国家现代走向的寓言式表达。

鲁迅；《阿Q正传》；怨恨；释义

在鲁迅小说名篇中，《阿Q正传》是最有意思且内涵深广的，因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被称作“说不尽的阿Q”。面对这样一个被过度阐释的文本，我们熟悉的眼睛还能“看到”什么呢？鲁迅虽然不是一位职业心理学家，可是，以他对现代心理学之了解 、就他对人的心理之深度把握，说他是个心理学家也无并不可！下面这个心理学的解读是试探性的，①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有人对作品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如林汉达的《阿Q的胜利——心理卫生》，载《中美周刊》,1940年第（2-3）期。更不一定符合作者的“原意”，好在文本向我们、向所有的人敞开着，对它的这种释义学解释也用不着征询作者的意见！

一、作为阿Q深层心理动机的“怨恨”

以往，我们过多地看重阿Q的精神优胜和欺小凌弱等性格表象，那么，什么是他的深层心理动机呢？如果不勘出这一动机，阿Q性格就像是一块零乱的拼图，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革命”呢？

最早对“阿Q革命”感到不解的是郑振铎。他说：“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1]这一判断是由于没有勘出阿Q的深层心理动机所致。针对这一批评，鲁迅很快在厦门写了《〈阿Q正传〉的成因》作为答复。鲁迅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鲁迅在这里强调的是阿Q性格的统一性，我认为，这个统一性只有在勘出阿Q的深层心理动机之后才可以得到最终解释。

那么，什么是人的“深层心理动机”呢？我认为，是指带有根柢性的人性总动力源。鲁迅是一个有着“第二视力”的具备深度思维的作家，他往往能从现象直达根柢。他有能力捉住民心的动作的机微，从而最终揭出普遍存在于“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中的人性根柢、精神底色和深层心理动机。阿Q正是鲁迅对我们现代国人的普遍心理动机的寓言式表达。

我认为：阿Q的深层心理动机就是“怨恨”。通过《阿Q正传》，鲁迅暴露了深藏在“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深处普遍存在的怨恨情绪。

先看看“精神优胜”，这是以往被放大了的阿Q性格质素的核心，它本身就和怨恨有关，较早把二者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正是鲁迅早年所心仪的哲学家尼采。尼采在其《道德的谱系》一书的前言中，声称自己的好奇心“总是停留在一个问题上，即究竟什么是我们关于善和恶的观念的起源？”他关心的是，“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了善与恶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本身的价值又是什么？”尼采在他的基督教道德批判中，提出并处理了两个带有根柢性的问题：价值观念是在什么动机结构中形成的以及这种价值观念的结构本身是怎样的，其重点在于勘出价值观念的结构形成的心理机制。尼采认为，基督教道德观念及价值体系的表象是一种奴隶主义道德，其心理动机就是“怨恨”。他明确认为：基督教所谓的“爱”是最精巧的“怨恨之花”。“奴隶在道德上进行反抗伊始，怨恨发自一些人，他们不能通过采取行动做出直接的反应，而只能以一种想象中的报复得到补偿。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则起始于对‘外界’、对‘他人’，对‘非我’的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这种从反方向寻求确定价值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方向寻求价值——这就是一种怨恨：奴隶道德的形成总是先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环境，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它需要外界刺激才能出场，这种行动从本质上说是对外界的反应。”[2]阿Q不正是这一奴隶主义道德的中国的活的照像吗？其精神优胜也正是由怨恨产生的一种虚拟反抗形式而已。作为一种虚拟的精神抗争，它是在现实世界抗争受挫后产生出的一种创造性转化形式。虚拟反抗是阿Q的保护性精神装置，他力图通过这种方式阻断精神分裂的线路。

总之，阿Q的精神优胜不过是东方奴隶主义者对外部世界的机械心理反应而已。这里没有真正的“自我”，这种生存状态带有极强的外在性与表演性。自我遮蔽与沦亡是东方传统奴隶主义道德教化的重大成果。鲁迅揭穿了东方封建道德对人的精神奴役及其心理后果，完全可以与尼采对西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互相阐发。

二、阿Q的“心理图式”

怨恨来自于一种敏感的心理内驱力，在奴隶主义道德教化下，阿Q作为人所共有的对怨恨的心理内驱力尚未泯灭，他的自尊癖与报复欲可以作证。对优胜与自尊的向往以及向往的连连落空必在他心中积存起无边的怨恨之火。

在现实世界，阿Q的生活史就是一部劣败史。他是一个无根的人，一个几乎失去了与现实的事实联系的人，他“只是一个人”。连姓名、籍贯、先前的“行状”，都是不确定的。他“没有家”、“没有固定的职业”、居无定所，“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这种生存的无根性阻断了他寻求优胜与自尊的所有现实可能性。“飘飘然的飞了大半天，飘进土谷祠。”“飘飘然地飞了一通，回到土谷祠。”这里的“飘”、“飞”正暗示着阿Q生存的无根性，他不具备通过攀登现实台级获得优胜与自尊的任何可能性。他只是“他者”的工具：物质的工具——“只要他帮忙”；精神的工具——“只拿他玩笑”。不可改变的位卑处境必将造成精神紧张，精神优胜恰恰是缓解精神紧张的一种扭曲的补偿形式。精神优胜作为虚拟的抗争形式源于怨恨，而怨恨产生抗争冲动的心理机制在于：久蓄的怨恨情绪在内心猛烈翻腾而无正常发泄渠道，只好咬牙强行隐忍。因为怨恨者在等级秩序中所处位卑处境导致的虚弱、怯懦和畏惧心理使他强行隐忍。怨恨是一种隐隐穿透心灵、隐忍未发、不受自我行为控制的愤懑情绪。它是因为强抑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这种“强抑”的隐忍力通过系统训练（如奴隶主义道德驯化）而养成。奴隶道德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怨恨，它只是被一次次的隐忍和强抑得到暂时平息，因而在内心深处积蓄着更大的能量，随时引发原始的报复冲动。自卑而位卑遂生怨恨，久蓄的怨恨必然寻求发泄以缓解精神紧张，在现实中无发泄渠道，自然改而寻求虚拟的精神补偿。我以为，这就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全部心理图式。

在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赵太爷们“高人一等”的威风使阿Q心生羡慕和妒嫉。怨恨总是由“身位”比较产生的。在未庄，阿Q的怨恨对象首先是赵太爷们。可当怨恨蔓延成一种心理疾患，最终连怨恨对象也不明确了。王胡、小D、小尼姑等人都成了阿Q的怨敌。整个未庄社会就是一个怨恨心理弥漫的社会。“赵家遭抢之后，未庄人大抵很快意。”阿Q羞辱小尼姑，酒店里的“赏鉴家”们发出哈哈大笑。在这样的社会，妒嫉、阴恶、幸灾乐祸成为普遍的社会习尚，贬低他人价值的倾向也将是普遍的。在这个社会中蕴藏着普遍的报复狂的症候群，即无特指怨恨对象的怨恨、无特指报复对象的报复心理都是普遍的。鲁迅说过：“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3]（P225）“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4]（P360）“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5]（P49）“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6]（P409）揭出怨恨也就揭出了国民灵魂的深层心理。

三、怨恨之根

著名学者舍勒认为：“怨恨的根源都与一种特殊的、把自身与别人进行价值攀比的方式有关，我们一直在将自我价值或我们某一特性与别人身上的价值加以比较。”[7]（P17）在西方，13世纪之前，中世纪农夫并不与封建主攀比，手工业者也不与骑士攀比。传统等级社会与现代平权社会（理想中的）产生普遍怨恨的可能性均较小。普遍的怨恨易于出现在传统社会结构面临解体而现代社会结构尚未成形的夹缝时代。未庄社会正处在这样一个纷然杂错的夹缝时代。在未庄社会，传统的等级秩序尚受到普遍的维护与敬畏，社会的子系统之间较强的粘合力使传统社会结构得以完整保护。鲁迅说过：“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8]（P215）但是，未庄社会的传统结构已经开始松动，它是“拆散的时代”的寓言化影像，[9]在小说第一章序中，鲁迅让“胡适之”、“迭更司”、“陈独秀”、“《新青年》”等杂乱登场，又透露出“国粹沦亡”的重要信息，合盘托出一个破碎的文明图景。在封闭的未庄社会，出现了“里通外国的人”——“假洋鬼子”。在革命惶惑中，金字塔尖上的赵太爷居然“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老Q……”。在一个“拆散的时代”，人人都感到可以与人攀比，正是普遍的攀比导致了普遍的怨恨心理。

弱者的怨恨要么是对更弱者的征服，要么是对理想乡的企慕。阿Q有时在措辞上故意贬斥他所无法获得的东西，诸如“赵司晨的妹子真丑”之类，这同样源于怨恨，这是通过减弱欲望而使欲望与无能为力之间的紧张值减小，从而最终获得力量感的上升。即通过在欲求对象身上发现负价值，以期达到自我宽心的作用。总之，“对压迫者、奴役者的向往和倾慕，是阿Q思想性格的最根本的特点。”[10]这种“向往和倾慕”出于“拆散的时代”的普遍的价值攀比，攀比的连连落空则导致更深的怨恨。

事实上， 阿Q的精神优胜、革命狂想、欺小凌弱等无不深深根植于怨恨心理。价值攀比落空所导致的更深的怨恨，必使人饱受精神之苦，这时人特别需要精神抚慰。然而，在未庄社会没有一位上帝对阿Q们说：“你们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属于你们。”“你们富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挨饿。”[11]其实，宗教也源于怨恨。费尔巴哈就认为，上帝出于人世之缺陷的怨望；海涅干脆说：宗教乃可口之催眠药水。但是，在未庄，人们对“静修庵”并无多少敬畏之心，代表本土乡村信仰的“土谷祠”也无丝毫威严可言。没有“准宗教”可求得安慰的阿Q有时通过酒步入精神狂想。济慈所谓“甜美之无记忆”；尼采所谓“善忘为至乐之本”等。鲁迅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恨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人大半。”[12]（P532）中国人的精神根柢似乎在道教，赵府就曾“请道士祓除缢鬼”。阿Q的精神优胜在思想本质上就是释老的遁世主义，特别是道家的混世主义。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信仰，直接源动于深刻的民间怨恨之上，它是解除恼怒的一种精神释放方式。道教与许多人类早期信仰如符咒、巫术等密切关联，单以巫术来说，“用一个象和旁的东西来象征所要加害的人，然后加以损伤和毁坏，这种巫术也是最显然地要表现怨与怒。”[13]（P55）

阿Q的“梦”也是精神优胜“宗教”的一个变种。梦与常识与现实是对立的，对阿Q来说，常识、现实意味着永远无法解除的怨恨，对梦的迷恋正象征着对怨恨的超越努力。在这里，梦由常识的敌人一变而成为怨恨的敌人。在梦中，人只和现实保持着松弛的接触。在心理学家阿德勒看来：“梦的工作就是应付我们面临的难题，并提供解决之道。”“梦的目的是支持生活样式抵制常识的要求。”[14]（P55）在梦中，人完成了对自我的隐喻式欺骗，梦是对世界、对自我的逃脱。阿Q人生就是一场大梦，他的“飘”与“飞”的感觉正是一种飞翔之梦的象征性表达。它们留下了一种轻快和充满勇气的心境，它们把人由下面带到上面，把克服困难及对优越感目标的追求视为轻而易举之事。在土谷祠里，阿Q看着“烛火象元夜似的闪闪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一切都从下向上提升，在梦中虚拟的高处他俯视下界：“未庄的一伙鸟男女。”“跪下叫道，‘阿Q，饶命!’。”在梦中，阿Q改写了历史，颠覆了现实。他一再重复着他的咒语：“我手执钢鞭将你打。”这咒语似乎暂时赋予他一种强大的神力，暂时缓解了由怨恨所导致的心理紧张，一个人的心理隐忍力是有限度的。

而阿Q“恋爱的悲剧”，也不过是阿Q力图摆脱怨恨焦虑的又一次虚妄努力而已。阿Q的怨恨来自价值攀比，而核心内容只是比“阔”而已。什么是“阔”呢？也“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15]（P355）“断子绝孙”构成了对阿Q强烈的自尊创伤，他渴望修补自尊、战胜怨恨。而此时吴妈的谈闲天（“老爷要买一个小的”；“我们的少奶奶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在阿Q却是听者有心。下跪只是阿Q力图在这方面获得补偿的一时失去理智的冲动而已。他的悲剧也不过是欲获“威福、子女、玉帛”而不可得的悲剧。

本来深恶革命党的阿Q在看到他的怨恨对象都深感惶惑时，他知道，他的时代即将来临。“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当他借着酒劲嚷出“造反了”之后，连他也不敢相信，赵太爷会“迎着低声的叫：‘老Q’”；赵白眼会惴惴地叫“阿……Q哥”。“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他终于可以向怨敌释放他的报复。“阿Q似的革命”是由怨恨引发的原始性复仇，这只是“什么”与“谁”的重新分配。鲁迅曾感慨于中国人的“不平和愤恨”太多了。[4]（P360）然而“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鲁迅寄希望于“点火的青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后者“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3]（P225）因为“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6]（P409）勘出了阿Q革命的深层心理动机，就不会得出“阿Q的革命心理，显然还欠真实性。”“显出了鲁迅描写革命的破绽”的结论。[16]（P360）也不会得出阿Q革命是与农民的落后性“相反的东西”的结论的。[17]（P255）鲁迅说阿Q是“国人的灵魂”的画像，我以为，这灵魂的底色就是长期隐忍而形成的怨恨沉积。《阿Q正传》可以视为现代中国人怨恨心灵的寓言，怨恨是潜流在现代中国地脉下的心理暗河。

四、怨恨的非理性释放景观

依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来看，西方强势文明的压迫产生了中国的情绪回应，他的主调就是怨恨。刘小枫认为：“中国现代思想持续的中西比较中的民族性辩护情绪，可作为怨恨心态的一个例证。”而“自卑与自傲的多样组合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中怨恨心态的基本样态。”[18]（P409）鲁迅勘出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也基于这样一种怨恨心态。端木蕻良曾经敏锐地指出：“阿Q性的社会根据是次殖民地的经济社会结构。”巴人也认为：“中国民族是被压迫的民族，歪曲了的民族意识，也一同反映在阿Q这一典型。”[19]（P916）

单以内部而言，中国传统等级社会步入“拆散的时代”，而现代新的网状社会结构尚在组装之中。在历史夹缝中，传统正常的由下而上的晋升台级被打碎（比如科举制被废除等），而新的追求优胜的争端尚在无秩序状态。在这样的社会，攀比之风大盛，求而不得必产生普遍的怨恨。《阿Q正传》向我们展现了这种怨恨的非理性释放的景观。那时乡村的豪绅阶级横行乡里出入公门欺凌弱者。农民不敢反抗只有隐忍也自是当然的趋势。革命当然包含着“泄情的心理”。所以，阿Q正是被封建势力的豪绅所压迫，又受了革命潮流的震荡，首先要革豪绅的命，这正是反抗豪绅的复仇的泄恨的心理表现。也就是说，阿Q的怨恨不仅代表了现代中国一般农民的怨恨，而且，阿Q也可以被视为“拆散的时代”的所有边缘人形象。端木蕻良早就敏锐地意识到：“阿Q是一些出不得乡，进不得城的人物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既是从农村游离的劳动群，又是从宗法社会下挤出的子弟群。”“阿Q性”是“在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中挤出来的子弟，和从破产的农村里流浪出来的农民群所共有的特征。”所以，这种“阿Q性最多的恐怕要轮到我国鄙薄可敬的小资产阶级这方面来了。”[20]此外，从阿Q的怨恨，我们还可以照出在“封建压榨机下面掉出来的渣子，打滚的穷光棍”（张天翼）、“没有固定职业的城乡流浪汉”（许杰）以及“城街流浪人”等身上潜藏的怨恨。这些怨恨在普遍情况下，“不能以实际的物质胜人，只得以空虚的精神安慰自己。”[21]（P382-383）

总之，怨恨是阿Q性格的深层心理动机，也是理解阿Q性格统一性的关键。鲁迅通过阿Q勘出了现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怨恨情绪，应当把它放在现代中国启示录的意义上来认识其价值，其中蕴涵的警示意义在建设现代化民族国家的今天也不可不察！

[1] 西谛（郑振铎）. 呐喊[J]. 文学周报, 1926,（251）.

[2] 尼采. 第1章[A]道德的谱系[M]. 周红译.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2.

[3] 鲁迅. 杂忆[A]. 鲁迅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 鲁迅. 恨恨而死[A]. 鲁迅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5] 鲁迅. 杂感[A]. 鲁迅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6] 鲁迅. 黄花节的杂感[A]. 鲁迅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7] [德]马克思·舍勒. 价值的颠覆[M]. 罗悌伦译.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7.

[8] 鲁迅. 灯下漫笔[A]. 鲁迅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9] 侯外庐. 阿Q的年代问题[N]. 新华日报, 1941-10-28, 29.

[10] 支克坚. 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J]. 文学评论丛刊, 1979,（10）.

[11] 路加福音[A]. 新旧约全书[M]. 南京: 爱德印刷厂, 1988.

[12] 鲁迅. 小杂感[A]. 鲁迅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3] [英]马林诺夫斯基.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 李安宅译.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14] [奥]A·阿德勒. 自卑与超越[M]. 黄光国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87.

[15] 鲁迅. “圣武”[A]. 鲁迅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6] 欧阳凡海. 鲁迅的书[A].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第3卷[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9.

[17] 茅盾. 关于阿Q这个典型的一点看法[J]. 上海文学, 1961,（10）.

[18]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 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8.

[19] 巴人. 论鲁迅的杂文[A].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第3卷[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9.

[20] 端木蕻良. 阿Q论拾遗[A]. 路沙编. 论阿Q[M]. 上海: 草原书店. 1947.

[21] 简赞雍. 阿Q社会之分析[J]. 新中华[J]. 1947,（3）.

责任编辑：冯济平

A Wonderful show of "Resentment":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

WEI Shao-hua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A great literary text always has unlimited space for interpretation, and is open to all the individuals of all ages. Since Lu Xun's novel The True Story of Ah Q entered into the history of textual circulation,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studies about it,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evidence of being a great work. We can see it as a psychological novel, and try to find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ntment". This novel can be seen as an allegorical expression of Chinese writer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resentment; psychology; interpretation

I210

A

1005-7110（2013）04-0076-04

2013-05-2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鲁迅：‘国家作家’的形象史”（项目批准号：11YJA751073）阶段性成果。

魏韶华（1963- ），男，山东东阿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外文学、文化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