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

劳伦斯在其名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创造了惊人而美妙的偷情：长期性压抑的查泰莱夫人和护林员梅勒斯在森林深处做爱，人性与自然在两人的激情缠绵中和谐为一，尽管这种美稍显造作，但读者都能感受劳伦斯喷薄强劲的生命礼赞。此后专讲偷情的小说、影视不少，我钟爱的小说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博尔赫斯的《第三者》，契诃夫《带小狗的女人》；影视方面，路易·马勒的《烈火情人》惊世骇俗，帕特里斯·夏洛尔的《亲密》神秘感伤……

喋喋不休提到这些偷情的佳作，只是为了逼问自己：一批大师已经把偷情说得那么棒，我这个热爱小说的家伙，面对一部主旨为“偷情”（出轨）的小中篇，还能说点什么？

这就是我在写作《不准调头》之初遭遇的核心问题。我从来不缺故事，一来我是记者出身，二来对自己的想象力还算自信，但如果一个“偷情”故事没有新意，不能出彩，我干吗要讲它？换句话说，偷情的故事大多俗套，我真能把它讲得不那么俗？我记得动笔之前，我确定非写一个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真实故事不可，其中当然不乏少许的亲身体验——在当下社会，你要避免这类男欢女爱的俗套几乎不可能，你总会拿到第一手材料、获得第一手经验；当我们早就对此习焉不察，小说家就需要深思他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是否出了什么问题，否则，他就应该朝着“常识”、“俗套”背后的宽阔地域果断前进。莫言不也说过吗，在我们非黑即白的生活中间总有一个灰色、模糊的幽暗之境，那才是小说家自由驰骋的疆土。面对“偷情”，正因为我们大家都对它过于熟悉乃至视而不见，写作者才更有义务发现它被遮蔽的深处、被贬损的价值。回到刚才的诘问，我突然发现，如果并不从电视剧般肤浅的概念出发而坚持从人物出发，我就有极大的把握将一个俗套的偷情故事讲好，至少，就可以把它讲得稍稍有那么一点不太一样——其实，我深知，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该怎么讲。

解决了首要的观念问题，接下来就是技术与情感的问题了。我渴望以简洁的、干燥的、竭力控制的叙事来完成《不准调头》，当随处涌动的情感热流被冷硬的情节线索深深埋住，它自己就可以沿着一条冷硬的叙事之路完成自己，其内里或许就是我想得到的伤感和优美；在某些部分，我试图用间离手法打断阅读者的“被代入”，就因为这样的题材往往不需要再被代入，我们需要的，应该是一些闪光细节和可信人物，至于故事本身，我刚才说过了，我们都经历太多，怎么可能还会对它深感惊讶？那么，一点间离的处理将有助于回望我们自身，回到我们对偷情的理性审视，进而，帮助我们超越这个故事。

对，这就是我想要的“偷情”。当我动手写下去时，某种深深的无力感一直纠缠着我不放，让我开始对爱情有了新的认知，也让我对这类婚外恋有了新的忌惮——并不夸张地说，写作这样的小说对自己也是某种“提纯”，让我们在描摹他人的生活之余拷问自己。如果我们对身边深藏着的惊心动魄都视而不见，我们还怎么“后事之师”？遑论做一个及格的小说家？说点小插曲，《不准调头》其实是两三年前的东西了，当时很多段落没写好，就一直撂着，直到2012年3至7月我在鲁院学习期间，正为一部中篇殚精竭虑，偶然把它翻出来，一口气写完并改完了它，猛然发现，原来这部我当时不敢面对也没有写好的作品中间，真的藏着某种触及内心的痛感，当我找到了面对它并处理它的正确方法，我终于可以为它高高兴兴喝上一杯了。

卡佛说过，一个好的作家不是非得写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而是，有本事从一双鞋，一副手套这样的日常用品中发现惊心动魄的悬念与诗意。我热爱卡佛，希望像他那样洞见平凡事物的悬念与诗意。对此，我们都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再说点别的吧。这是我在《小说林》上发表的第二部“记者手记”了，感谢《小说林》的“先锋之旅”，在先锋精神日益缺失的当下写作中，这个栏目的开办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不准调头》尽管讲了偷情，但它的男女主角都是记者——记者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光鲜也最悲哀的职业，男主角李果的遭遇试图传达记者行业的深深无奈，也试图以小师妹这一鲜亮角色作为这一行当的某种补偿。我干了那么多年记者，对这一行太熟悉了，我想从李果、小师妹身上找到记者职业内部的情感状态并能找到普遍的情感共鸣，而记者的碎片化经验或许为这部小说提供了片段式的效果，正如拼贴与戏仿。我打算把“记者手记”写成系列，以此构建描绘当下“存在与虚无”的一点点野心，无论是病态的、反讽的，还是职业的、情感的，我相信我能干得不错。

关于偷情，我们还能说点什么？最后要说的是，偷情本身一点也不新鲜刺激，也不值得开一个道德批判大会；对于小说家而言，偷情本身就是好题材，说什么不说什么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如何打量生活，如何从“偷情”看到人性的虚妄和无奈。我想，只要讲出了新意、疼痛、忧伤和一点诗意，能够规避向同题材网络文学泡沫靠拢的危险，这样的小说就算是“立住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疼痛、忧伤和反常的诗意，正是我们“70后”一代面临的最头疼的难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