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女

（大理学院文学院，云南大理671003）

白族古代金石文献的地域文化特点

朱安女

（大理学院文学院，云南大理671003）

云南大理是白族主要聚居区，地处滇西交通和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白族古代金石文献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点。一是尽情书写“苍洱境”淳美自然山水家园的地域本色；二是持续不断地吸收儒家文化，并以之为核心建构白族地域文化的有机结构；三是融合多种文化元素，创造白族地域文化持久的生命力。

白族古代金石文献；地域文化；儒家文化

文献的产生与其所处的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域文化的特征是研究文献不可或缺的前提。云南大理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区，既是滇西交通的中心，又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中原文明、巴蜀文化、印度文化、西藏和东南亚等多种文明在此交汇，使得白族古代金石文献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征。从总体而论，白族古代金石文献对其地域文明的书写，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本色书写白族赖以生存的苍山洱海自然地域风貌；二是从宏观和微观的维度对白族持续不断吸纳儒家文化的历史进行实录，凸显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域文化的核心地位；三是折射白族文化融合多种文化，焕发持久生命力的动态演变。

一、地域本色的书写：“苍洱境”淳美自然山水家园

白族是“自古以来就居住在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高原湖泊群边的土著民族之一”〔1〕。大理坝子依傍苍山洱海，是白族人民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白族古代金石文献对大理坝子淳美山水环境的描写，表达了人们对苍洱家园的热爱与眷恋。

《南诏德化碑》言：

戹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地，下隰树园林之业。易贫成富，徙有之无。家绕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廩〔2〕3。

这段描写突出了大理坝子山川便利，物产丰富，适宜居住的地理特点。《蛮书》载：“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3〕。优越的自然条件为白族人民发展农业、定居生活提供了天然的保障。

明代的《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碑言：

苍洱境锵玩不饱，造化工迹在阿物。南北金锁把天关，镇青龙白虎。山侵河处河镜倾，河侵山处山岭绕。屏面西十八溪，补东洱九曲。伽兰殿阁三千堂，兰若宫室八百谷。雪染点苍冬头白，洱河秋面皱。五华佀你霄充，三塔佀你穿天腹。凤山高凤凰栖，龙关龙王宿。夏云佉玉局山腰，春柳垂锦江道途。四季色花阿园园，风与阿触触。跳仙人出充逰遨，胜姮娥入宫伽舞。薮压蜀锦出名香，峎无价宝。夺西天南国趣陶，占东土北阙称谱。秀雀玩景鸣，蝉吟声。金乌馺散天上星，玉兔打开霄面雾。黄鸳白鹤阿双双，对飞喀啄啄〔2〕48。

碑文对大理的自然环境冠以“苍洱境”之名，生动地描摹出大理山水家园的美轮美奂。碑中“造化工迹”一语点出了苍洱风光的得天独厚。“南北金锁把天关，镇青龙白虎。山侵河处河镜倾，河侵山处山岭绕。屏面西十八溪，补东洱九曲。”以宏大的视野，突出了苍山洱海的山川形胜：上关和下关犹如青龙白虎将大理坝子守卫，苍山十九峰倒映在洱海的碧波间，十八溪水倾注洱海，苍山之阳刚与洱海之柔媚相映成趣，山环水绕的独特自然风貌跃然纸上。碑文进一步描写“苍洱境”的四季风景：冬天苍山白雪皑皑，十分壮观；秋天劲风送爽，洱海水碧波荡漾；夏天凤羽山葱茏，苍山玉带云婀娜多姿；春天西洱河翠柳簇拥蜿蜒。大理坝子一年四季鲜花盛开，宛如天然的大花园，鸟雀们自在欢叫鸣唱，充满了自然的生机与意趣。明代的《重修龙王庙记》碑亦盛赞“苍洱境”的自然风貌，与《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碑有异曲同工之妙。碑言：“维大理点苍山，伟迭环于西；洱水汪洋，周绕于东。形势胜，与中州抗”〔2〕71。这里以“环”一词突出了苍山十九峰蜿蜒如屏风的态势，“绕”则描写出洱海环卫苍山的形势，形象地描摹出苍山与洱海互相依存的地貌特征。“抗”一词的使用则表达了作者对苍洱风光能与中原名山大川相抗衡的自豪之意。

明代的《游天台观诗碑》则以天台观为观赏的定点，描写环视苍洱的景致。碑言：

暖律初交霜雪洁，春光湖色两依依。明帆几点碧波凈，杨柳千条绿草肥。罗绮风轻娇丽日，秋千新转逗斜晖〔2〕81。

这里诗人驻足天台观，观赏苍洱秀美的风光：初春天气乍暖还寒，苍山积雪白洁无暇，洱海碧水澄净，飘荡点点白帆。水边的杨柳和绿草将湖光点染得十分娇媚。拂面春风如罗绮般轻柔，夕阳斜晖中轻轻荡起的秋千令人遐思万千。

清代的《游洱海浩然阁燕集临水亭记》碑以细腻的笔触将作者身处苍山洱海怀抱，与自然相谐的愉悦感书写得淋漓尽致。碑言：“浩然阁在榆郡东郊，上出层霄，俯瞰洱海，洋洋乎大观也。而临水一亭为尤胜。”这里点明了浩然阁地处洱海东边具有一览洱海浩渺的地理优势。又言：“凭栏四顾，其西则苍山耸翠，瀑布湍飞，白云飘渺，揜映苍松古洞间。东则冈峦屏峙，塔影矗霄，蟹舍蜗庐，微露而隐。南北则上下龙关雄峙左右，汇泽百里，商舶往来不绝，村落棋布，烟火万家”〔2〕191-192。这段话生动地描写了作者在临水亭凭栏观景之所见：苍山迭翠，流泉飞瀑，塔影绰约，白族民居掩映在青山绿水间，洱海上商船往来，人们在苍洱间自在生活，就是一幅洋溢着浓浓的和谐情味的美景图卷。

由上可见，在白族古代金石文献中，不同时期的人们对“苍洱境”的书写或是突出其山川形势的壮美，或是再现其细致幽微的灵动之美，展现了大理多彩而迷人的风光景致。而书写草木虫鱼在“苍洱境”的自由栖居，白族人民在这块山水家园的乐土中与自然和谐共处，则是人们的共同心声。白族古代金石文献对苍洱地域环境的书写，仿佛一张张清丽的图画，前后相续，不留斧凿和雕饰，串联成一幅巨大的苍洱地域本色画卷，浑然一体，绝妙天成。

二、地域文化有机结构的建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

大理的“苍洱境”是自然对白族的“庇护”，与此同时，大理地处滇西文化的中心，在与中原文明交流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对白族文化的影响最深，并在白族地域文化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首先，从宏观层面看，通过考察白族古代金石文献中的帝王碑刻，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的德治思想成为贯穿历代帝王治理云南的核心理念。从南诏国到清代，几乎每个朝代的帝王都有碑刻留存大理。《南诏德化碑》是南诏国时期最重要的帝王碑刻。该碑结合对天宝战争和南诏立国的历史描述，对南诏国“德化”治世的理念进行了生动的阐述，成为解读南诏国德治理念的珍贵文本。大理国时期高氏碑群为帝王碑刻的代表。高氏的《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兴宝寺德化铭》和《忠节克明果行义帝墓志并序》等碑中反映了大理国“德运”治世的理念，体现了将儒家德政理念与佛教精神的完美融合。元代《世祖平云南碑》则集中体现了忽必烈治理云南采取兼容务实的德政思想，有效地发挥了云南各少数民族参政的积极性，促进了云南融入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稳定。明清时期帝王敕封碑是帝王碑刻的主流。在明代敕封碑中，“家国同构”的思想作为儒家文化认同的核心思想观念，受到统治阶级的积极倡导。如在《鲍杰诰命碑》〔2〕61等碑中，明代帝王对个体的敕封集中体现了统治阶层对忠义思想的倡导，臣属效忠皇帝、恪尽职守的人生价值观备受推崇。同时，明代帝王对普通家庭的敕封十分注重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渗透。如在《杨玺诰封碑》〔2〕77中，嘉靖皇帝对杨玺和李玄两位父亲的美德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和积极的宣扬。清代帝王碑主要为圣旨碑和敕封碑。圣旨碑中帝王以立德为先的理念训导士子，倡导学以致用，强调学风的培养与国家发展休戚相关。清代敕封碑则侧重通过皇帝对家庭与个人的旌表，宣扬儒家道德伦理的价值观，突出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人生的重要影响。可以看到，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政治思想和推动白族汉化成为明清帝王们以德治国理念的重心。

其次，从微观层面看，儒家的道德理念亦深入人心。儒家的道德礼仪规范成为了白族人日常生活规范的重要原则。如魏晋时期，儒家的礼乐文化得到了白蛮大姓氏族的普遍认同。《爨龙颜碑》中载碑主爨龙颜在年轻时便以温良仁笃的修养闻名遐迩。碑言：“容貌玮于时伦，贞操超于门友。温良冲挹，在家必闻。”“仁笃于朝野，清名扇于遐迩。”“君素怀慷慨，……进无烋容，退无愠色。”“君姿瑛雄之高略，敦纯懿之弘度，独步南境，卓尔不群”〔2〕1。在这些话语中，“贞操”“温良冲挹”“仁笃”“慷慨”“纯懿”“弘度”均是对爨龙颜品行的赞誉，符合儒家礼乐文化对个体修养的要求，足见儒家礼教文化对白蛮大姓个人修养的深远影响。《南诏德化碑》载阁罗凤自幼“不读非圣贤之书，尝学字人之术”〔2〕3。他作为帝王身先垂范，钻研圣贤经典，学习儒家的治人之道，为世人树立了以儒家道德修养的典范。大理国时期《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载高氏倡导将“智勇”“忠信”“礼仪”〔2〕7作为个体的修身之本，得到了上层社会的普遍认同。元明清时期，儒家文化的影响进一步深入民间。《故处士杨公墓志铭》中杨公荣“天性仁厚，志尚儒术”〔2〕66。《明待赠逸士蕃接杨公孺人李氏墓志铭》〔2〕140彰表碑主杨方晋在家孝顺父母，恭谦与兄弟相处之德，以儒家道德礼仪教育子弟，以让为美的义行。《谨敏赵公贤配慈淑段氏寿域志铭》〔2〕156载赵智宗为其母段氏抚养成人后，侍奉母亲以儒家的孝道为先，对母亲色养兼备，实践了儒家“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4〕的道德规范。并以儒家忠恕仁爱之心处事待人，深受乡里的好评。梁漱溟曾言：“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具体的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而道理乃油然现前，其效最大最神”〔5〕。可见，儒家的道德礼仪已深入白族民心，并在和谐人际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论，白族古代帝王碑从宏观的视野展现了儒家的德政理念对帝王们的深刻影响，而民间碑刻则以微观角度透现出儒家道德礼仪在白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儒家礼乐文化最终走向与白族的日常生活的水乳交融。在儒家的礼乐文明成为人们价值判断的核心观念的过程中，儒家文化也逐步完成了对白族文化的塑造。白族对儒家文化的普遍认同也成为其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最核心的文化凝聚力。

三、持久生命力的创造：对多种文化的融合

大理地处西南地域，杂居着众多的少数民族，白族的历史就是和其他民族交融的历史。而大理位于滇西交通枢纽和南方丝绸之路的便利，又为白族提供了与域外文化交流的机遇。白族文化在与其他文化接触碰撞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得发展的生机。

首先，白族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与异族文化交融的过程。《南诏德化碑》载：“爰有寻传，畴壤沃饶，人物殷凑。南通渤海，西近大秦。”又言：“裸形不讨自来，祁鲜望风而至”〔2〕4。南诏时期，尽管“‘白蛮’是南诏统治区域内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民族”〔6〕169，但其境内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有“徙莫祗蛮”、“和蛮”（哈尼族）、“施蛮”（傈僳族）、“顺蛮”（傈僳族）、“磨些”（纳西族）〔6〕161-194等。虽然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但由于生活在共同的地域，各族文化的发展彼此交融。元代云南进入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格局，这为白族进一步与其他民族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元代云南境内的民族有蒙古族、回族、汉族、“罗罗”（彝族）、“磨些”（纳西族）、“斡泥”（哈尼族）、“卢蛮”（傈僳族）、“吐蕃”（藏族）、“西蕃”（普米族）等。如元代《故安人车氏墓铭》中详实地记述了蒙古族女子车氏与白族男子结合生活的一生。碑言车氏“事姑舅尽孝，和睦亲族，处家以俭，御下以慈，岁时相祀惟谨，克勤中馈。”其夫杨敬“持心操节，抚安军士，不虐无辜，远迩称颂，人皆知安有以相之也”〔2〕55。车氏虽是蒙古族，但在家庭生活中与丈夫各司其职又互相扶持，受到杨敬父母亲族的夸耀，而且传为美谈。车氏一生有“子男七人”“女八人”，又有“孙男十九人”“孙女九人”，可谓家族兴旺。车氏的人生成为了折射出白族与其他民族融合的一个微观实例。这样的例子在明清时期亦是屡见不鲜，不胜枚举。

从白族古代金石文献的总体来看，汉语是主流的语言，体现了白族对汉文化的吸纳。而白族亦是用汉字记录白语，表达白语的意义。在白族古代金石文献中还可见藏文、蒙古文、梵文的使用。在白族古代碑刻中不乏一块碑中同时使用多种语言的情形。如《南诏德化碑》中汉语、白语和佛教语言并用。而在《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大理国彦贲赵兴明为亡母造墓幢》和《大理国释氏戒净建绘高兴兰若篆烛碑》等中则是梵、汉文并用。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昆明筇竹寺蒙古文碑》使用的是蒙古文，清末的《观音堂韦陀殿石匾》则使用了藏文。

其次，佛、道教文化对白族地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白族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和包容心态。

早在汉代，佛教文化已经开始在大理传播。南诏国、大理国时期掀起了信仰佛教的热潮，无论是上层阶级或是普通民众，都极为普遍地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滇史》载：“白人俗事佛而尚释，……故大理佛教最盛，而苍洱之间仙释遗迹甚多”〔7〕。尤其在大理国时期，段氏有8位皇帝避位为僧。大理国统治阶层以佛法为治，注重向民间传播佛教信仰文化，以此调和社会矛盾，实现国家的稳定。郭松年在大理国亡后30年即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到大理，目睹“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8〕。明清时期，佛教在白族民间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一是从家庭生活层面来看，佛教吃斋念佛的修行方式成为白族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处士赵公寿藏同妻杜氏墓志铭》〔2〕47《故处士杨公孺人段氏墓志》〔2〕62和《萱堂寿藏记》〔2〕63等碑中生动地记载了白族普通百姓生活对佛教文化的接受与融合，佛教倡导的超脱凡俗的精神，转化为人们自我的心性修养境界的追求。二是在白族家庭中，佛教往往成为家庭成员的共同信仰。如《杜善人寿藏同配赵氏墓碑志铭》〔2〕49中，碑主杜保的曾祖父就为居士，杜保为杜家第三代，亦深受家庭文化的熏陶，在为官任满以后，回归乡里，以佛教修行。《耆宿王公墓志》〔2〕44中，王药师隆本人笃信佛教，其长子王善奴亦是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明故杨公墓志铭》〔2〕78《明封君杨公寿域暨孺人杨母墓铭》〔2〕127中则记述了夫妇均信仰佛教的人生履历。三是白族民间存有在姓名中加佛号称呼的习俗，体现了民间佛教信仰的普遍性。早在大理国时期，这样的姓名方式就颇为流行。如鲁药师空、苏难陀智、李圆通镜、陈观音婢、段易长生、李大日贤、董金刚田、杨法华坚、杨天王秀等。其中药师、难陀、观音、大日、金刚、天王等为佛名，圆通、易长为佛语，法华则是佛经名。白族以佛号嵌入名中的习俗，历经元代到明代经久不衰。如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所立的《李升墓幢梵汉文刻石》中，李晟被称为“般若升”。这种习俗一直到明代仍普遍。四是在白族乡村中，民众多行法会，或是自愿捐资建盖寺庙，或是向寺庙捐施田亩、供僧饭等善举，传达出人们行善积德，祈求得到好报的寄望。如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所立的《重建竹林寺记》〔2〕90，记载村民们举行法会的盛况。《妙应兰若塔记》〔2〕13《应国安邦神庙记》〔2〕37和《灵鹫寺碑记》〔2〕68等碑详细记载了白族民众捐资建寺的情况。

白族人民积极融合道家文化，使其成为古代白族文化与多元文化共融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南诏时期，道教不仅传入云南，而且颇具影响。大理国时期的《故溪氏谥曰襄行宜德履戒大师墓志并叙》载：“溪其姓，智其名，厥先出自长和之世。安圀之时，撰百药，为医疗济成业。洞究仙丹神述，名显德归。术著脉决要书，布行后代”〔2〕68。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道教颇为兴盛。明清时期，道家文化在士子中的影响力剧增。白族士林隐逸形成风潮。杨黼、杨士云、李元阳等堪称代表。他们或是一生逃避山林，或是辞官出世。隐者相聚，或是参加“鹿鸣燕典”；或是结伴郊游，唱和诗文；或是一起合作，撰写碑刻；或是投身白族民间的教育事业，创办书院，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发挥一己之力。白族对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的吸纳，打破了地域的局限，在开放中寻求交流，进而实现自身的进步与完善。

综上所论，白族古代金石文献对地域文化的书写，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并形成了民族化的写作模式，体现了白族富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化心态。透过白族古代金石文献可见，白族古代金石文献描述了大理“苍洱境”天然淳美的山水田园，寄托了白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浓烈的家园意识，全面而生动地凸显了“苍洱境”地域的本色。白族地域文化在形成自身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不断融合域内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又积极借助大理处于滇西交通和南方丝绸之路枢纽的独特地理优势，积极吸纳域外文化，逐步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文化核心，兼容并蓄佛、道文化等多种文化思想的地域特点。白族古代金石文献切实地记录了白族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映射出白族文化不断寻求与异域、异族文化的互动与互塑的努力，展现了白族文化持久的生命力。

〔1〕张旭.大理白族史探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1.

〔2〕杨世钰.大理丛书·金石篇：卷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樊绰.云南志校释〔M〕.赵吕甫，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56.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55.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109-112.

〔6〕尤中.云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7〕诸葛元声.滇史〔M〕.刘亚朝，校点.潞西：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227.

〔8〕郭松年.大理行记校注〔M〕.王叔武，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22-23.

（责任编辑 杨朝霞）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Culture of the Bai'Ancient Epigraphy Literature

ZHU An'nü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

Dali is the region where the Bai peoples live in Yunnan province,which is located on the hub of the western Yunnan transportation and the Southern Silk Road.The ancient epigraphy literature of Bai on bronze ware,metal objects and stone tablets formed its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culture.Firstly,it write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pure and beautiful"Cangshan Erhai Realm".Secondly,it absorbs the Confucian Culture substantially and builds the organic structure with the core of Confucian culture.Thirdly,it fuses with other cultural elements and creates the permanent life of the Bai's regional culture.

ancient epigraphy literature of Bai；regional culture;the Confucian culture

K877.42

A

1672-2345（2013）02-0010-0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750022）

2012-08-29

2012-12-29

朱安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白族文学、文献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