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敏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部队管理系，河北 廊坊 065000)

晚清中缅宗藩关系对西南边防建设研究的启示

赵玉敏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部队管理系，河北 廊坊 065000)

在清王朝的对外关系中，中缅宗藩关系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清王朝对西南边界的划分一直比较模糊，缺乏明确的领土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其西南边防建设也成为一种摆设、形式。然而，在近代以来，因为英法的入侵，清王朝在加强自身西南边防建设的同时，也开始力图维持中缅宗藩关系的存在，从而成为缅甸抵抗外来入侵的坚强后盾。晚清中缅宗藩关系的这种特殊性，对于西南边防建设的研究不无启示。

中缅宗藩关系；西南边防；特殊性

一、晚清中缅宗藩关系的瓦解与英法入侵

据《清史稿》记：“缅甸，在云南永昌府腾越边外，而顺宁、普洱诸边皆与缅甸界。顺治十八年，李定国挟明桂王朱由榔入缅，诏公爱星阿偕吴三桂以兵万八千人临之……缅酋莽应时缚由榔以献，遂班师。缅自是不通中国者六七十年。”[1]14661但在乾隆五十二年，因为内外形势的变化，缅王孟云遣使入贡。两年后，乾隆帝策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并规定缅甸10年一贡[1]14680。中缅宗藩关系正式建立。此后，双方交流日益增多。直到道、咸时期，中缅宗藩关系依然保持。据载：

道光四年正月，缅王孟既遣使表贡方物[2]卷64，14。道光九年十二月，云贵总督阮元奏，缅王孟既遣使表贺生擒逆裔张格尔，恭上皇太后徽号。[2]卷163，520道光十四年正月，缅王孟既遣使表进方物[2]卷248，741。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缅甸国使聂缪那、牙瑞冻等四人于神武门外瞻觐[2]卷400，1154。咸丰三年十一月，缅王曼同遣使入贡，清王朝因太平天国起义，降旨毋庸来京[3]。尽管如此，因为两次英缅战争和鸦片战争的影响，中缅宗藩关系也开始遭到以英、法等列强的挑战和冲击。近代以来，英、法力图入侵中国，尤其英国，其战略目标极为明确，即“开通中国西南边疆，与逆长江西进相配合，实现连结英属印度与长江的对华贸易战略。”[4]而要打通西南边疆，因为当时英国已经占领印度，故其可以借道缅甸。1823年（道光二年十二月），一些英属印度吉大港居民企图越过内府河进入缅甸，被缅军所阻，英军以此为借口挑起战端，是为第一次英缅战争。缅甸战败，被迫签订《杨达波条约》。这次胜利进一步刺激了英国打开中国市场的野心。而此前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的外交失败，又令英国对于通过和平途径打开中国大门的设想彻底失望。“这时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英国只剩下三种选择：要么诉诸武力，强迫中国方面按合理的条件整顿贸易，要么绝对服从中国方面所可能制定的一切规章，要么放弃贸易。”[5]毫无疑问，对英国而言，其只能是选择前者了。于是，在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

战争的胜利曾一度让英国资产阶级欣喜欲狂，但很快转为失望，因为，英国通过战争所取得的果实，不仅被美、法等共享，而且这些列强还成为其在华竞争的有力对手。这种状况迫使“英国企图以缅甸作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的通道，于是便寻找时机对缅甸进一步扩张侵略。”[6]1852年（咸丰二年），英国趁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王朝无暇顾及缅甸之机，对缅甸不宣而战，占领了卑谬和勃固地区，缅甸对此默认。第二次英缅战事结束。这次胜利更加鼓舞了英国资产阶级对扩大中国市场的渴望。而太平天国起义的燎原之势，无疑又为英国进一步扩大在华利益提供了契机。于是，在1856年（咸丰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这次胜利后，英国在华势力、权益遥遥领先，故曾一度力图维持远东的均衡状态，但在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因为其他列强加紧入侵，导致“中国四周那一环为之作屏障的属国，到八十年代初已告瓦解。”[7]由此，英国也加快侵缅步伐。与此同时，缅甸为自救计，在外交上企图联法以抗英，光绪十年十一月，双方秘密签订《法缅条约》。稍后，消息传出，“（英）印度政府之政策乃亦决定。”[8]光绪十一年八月初六日，使英大臣曾纪泽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便指出：“英久占南缅，今图其北，防法取也。”[9]卷61，16同年十月，趁中法战争之机，英军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彻底吞并缅甸。

二、晚清王朝的西南边防举措——以岑毓英为视角

晚清西南边防基本都是由长期任职西南边疆的岑毓英负责。因辖境毗邻缅甸，故岑毓英对缅甸一直给予密切关注。早在1875年马嘉理事件时，岑毓英即已注意到英国通过缅甸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企图，并认识到中缅的唇亡齿寒、休戚相关。光绪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因风闻英国企图吞缅，岑毓英立即派遣副将袁善、李文秀前往刺探缘由，并密令腾越、龙陵官员就近密探情形，相机防范。稍后，鉴于“英、缅既启兵端，滇、缅实为交界，诚恐奸宄乘机窃发，虽经谕饬沿边地方文武，齐集兵团，相为守望，但无重兵镇摄，不足以固众志而靖戎心。”岑毓英又命部将丁槐率兵两千赶往腾越布防。此外，因清军兵力不足，岑毓英一度产生招抚边境地区土司以资防御的想法，十一月二十六日，岑毓英奏：“复查滇、缅交界，沿边二千余里……皆系野人之地。该野人言语不通，衣服饮食异制殊嗜，向不归中地约束，亦不受缅人管辖，英人常以利饵，亦未深得其心，若不乘时抚绥笼络，一旦为外人煽惑，隐患不可胜言。目下缅北多事，野山毗近。臣查有永昌人游击衔都司杜秉阳、腾越人监生刘开信，素为野人深信，已一面会商抚臣密饬该二人前往招抚。”[10]354

与此同时，清廷因英缅战事的爆发，也对西南边疆予以高度关注。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廷谕令滇、川等省加强防务，谕称：“缅与滇邻，将来边防日形吃重，应如何密为布置，固我疆圉，岑毓英、张凯嵩务当互相商榷，切实豫筹……英人欲由印度入藏，蓄志甚坚，现已吞并缅甸，恐狡焉之心日甚，四川边防著丁宝祯等先事绸缪，一切情形随时确探具奏。”并且，因英、法觊觎云南矿产已久，清廷谕令岑毓英、张凯嵩等设法尽快开采：“至滇省各矿，久为外人所觊觎，而大理矿产极富，尤应及时开采，究竟查勘矿苗以何者为最旺，招商承办是否确有把握，并著实心筹议，先行复奏。”[9]卷62，1167

但其时云南方面困难重重，维持各部军饷尚且不敷，遑论开采各矿[9]卷63，1194。恰在此时，英国派人致书云南政府，建议保持中缅原有通商往来和睦邻友好关系。在此种情形下，尽管明知“其意实恐中国兴师问罪，足以乘其敝困，特为和解之策，以便专意经营缅甸，无所掣肘。”[10]357但出于种种考虑，清廷与云南政府对英国的建议依旧予以接受，随后对缅甸事宜采取了不予直接参与的态度。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缅甸土司稔祚坐把遣人向清军求援。岑毓英奏称：“臣查缅甸为中国朝贡之邦，仰蒙皇上如天之仁，谕敕使臣曾纪泽与英外部辩论，英人亦经允立缅王，是在缅既受兴灭继绝之恩，在英亦有讲信修睦之谊，虽事局尚未有定，未便遽即加兵，该缅国求兵救援之处，似难照准所请。”[10]358尽管如此，岑毓英、张凯嵩等对缅甸事宜依旧予以密切关注。

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一日，针对曾纪泽与英国外交部所进行的疆界划分交涉，岑毓英致电总理衙门，建议饬令曾纪泽切不可轻信英国所提议的以滁江划分双方疆界方法，因为滁江位于腾越以东，原本即属中国内江[9]卷64，1206。光绪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因为风闻缅甸抗英势力接连获胜而军火匮乏，岑毓英、张凯嵩又“密饬腾越镇厅酌察情形，阴助其急。”[9]卷67，1242但为避免再次引发中英冲突，清廷否定了此种作法。光绪十二年五月初一日，谕称：“各土司边境毗连缅界，自应密筹布置，以备不虞。惟中、英并无衅隙，所称密饬镇厅暗助野夷军火，非但于事无益，且恐别启衅端，慎勿轻易从事，致滋后患。”[9]卷67，1242清廷的表态极大地影响了岑毓英、张凯嵩两人。其后，两人开始更多的关注于加强云南自身军事防御力量的内部事宜，对事关中英双方的一些问题，则多采取了与清廷保持一致的态度。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受缅甸内乱影响，与缅甸临近的内地盏达土司发生骚乱，岑毓英立即调兵前往剿灭，并奏称：“臣查南坎土司系属缅地，未便越境代谋，致生节枝。当饬该总兵联络土司扼守要隘，以备不虞。至盏达土司地面毗连缅甸，值此缅属多事，内地夷匪乘机作乱，若不亟早扑灭解散，难保不勾引外寇，别启衅端。”[10]379同年十二月，英军“拘禁华商多名，追缴军器，并勒罚银两。”对此，岑毓英奏称：“衅生境外，应由英人设法安顿解散，中国碍难过问，相应请旨敕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英使妥为办理，免滋疑议。”[10]383

三、晚清中缅宗藩关系对西南边防建设研究的启示

（一）晚清中缅宗藩关系下的西南边防建设，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边防建设，这一点决定了相关研究的特殊性。一方面，晚清西南边防建设，尽管直接防御对象包含缅甸在内，但因中缅宗藩关系的存在，令晚清西南边防建设在针对缅甸时，更多的成为一个摆设、形式。从最根本上讲，中缅各自特殊的国情、地缘关系和宗藩关系等，让双方在寻求共同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休戚相关、唇亡齿寒的紧密结合，“中国依缅以固边徼，缅依中国以自强[11]。”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在联合抵抗外来入侵的过程中，中缅双方寻求到更多的利益结合点，尤其是对缅甸而言。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西南边防建设，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边防，而成为跨疆域的军事威慑、防御力量。尤其是在第三方外来入侵势力对缅甸形成威胁时，这种特性表现得更明显。例如，在英国侵缅的过程中，缅甸集中兵力对抗英军，其国内兵力几乎不再对中国设防，而中国军队不仅没有趁虚而入，肆意侵占缅甸领土，反而抓紧时间增兵布防，甚至是不惜冒险以武器、物资暗中支持缅甸抗英势力，成为缅甸的坚强后盾和声援力量。这两个方面的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西南边防建设研究必须突破一般的边防建设理论和思想认识，必须紧密结合中缅宗藩关系这一特殊的国家关系，结合近代特殊的世界政治、军事形势变化，来进行具体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二）晚清西南边防建设是一种综合性建设，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信仰和民族关系等，又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因此，相关研究也应考虑到诸多因素，挖掘更多的研究选题，开辟更多的研究领域，进行多方面深层次研究。既往研究多集中于个别精英人物，例如，对岑毓英的研究性论文便多达70余篇，对晚清将领苏元春的研究性论文多达60余篇。然而，对于其他一些曾经参与西南边防建设，或者对西南边防建设发挥过重要影响、作用的人物，研究却是不足。例如，对著名白族将领杨玉科的研究性论文，目前仅有5篇，对于曾经与岑毓英长期共事的云南巡抚张凯嵩，相关性研究也是付诸阙如。不仅如此，既往研究还侧重于对政治人物的研究，而忽视了对经济、文化，尤其是宗教等问题的研究。事实上，晚清以来，英、法等利用基督教对西南边疆进行渗透、侵略的活动相当明显。20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方国瑜在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时，便发现这一问题[12]。然而，非常遗憾，至今尚未见到相关研究。

（三）在西南边防建设的问题上，因为清王朝统治者对领土、边界等并无今天那种明确、强烈的主权意识，所以，导致了其在具体的军事布防、边界划分等问题上长期处于的模糊状态。惟其如此，等到英国吞并缅甸后向中国提出划界问题时，中国方面才惊慌失措，匆忙派人前往勘察，而无法为远在伦敦的曾纪泽、薛福成等提供一份详细而准确的西南边疆地图。后果之一，就是尽管薛福成在中英谈判中极力争取，最后却因总理衙门所提供的地图不准确，而误将许多原本归属中国所有的土地划给了英国。[13]对此，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必须予以充分注意，并予以客观的分析、评价。

（四）晚清西南边防建设，受传统儒家思想和宗藩理念的影响，带有一种消极被动的色彩。有关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也必须注意及此。中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生产、生活方式等，长期以来都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带有明显的自给自足性。与之相适应的，是传统儒家学说及其所提倡的自我约束思想。这种学说、思想又得到历代中央政权的提倡、利用和强化，最终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中心观”，“天朝上国”、“惟我独尊”的思想意识长久弥漫，自我满足、陶醉和固步自封的色彩表现严重。

这种特点表现在西南边防建设上，就是侧重防御、守成，而轻视进取和未雨绸缪。即使是在周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之际，也依然很少积极主动地随机应变。这种惰性，或者说是滞后性，不仅是表现在自身边防建设方面，就是在其赖以加强边防的周边属国发生内外变故，甚至整个东亚宗藩体系遭到严峻挑战时，也同样存在，并且表现惊人。例如，缅甸从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后便面临危机，至1852年第二次英缅战争时形势更是危急，急需作为宗主国的清王朝伸以援手。但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统治集团却是依旧抱残守缺，对此置若罔闻，甚至是当面对外人表示无暇顾及缅甸，由此，纵容了英国对缅甸的吞并。[14]

对于这种保守、消极意识，薛福成便曾哀叹：“盖中国素有不勤远略之名，外洋各国知之甚审，莫不夺我所不争，乘我所不备，瞰瑕伺隙，事端遂百出而不穷。夫惟不勤远略，是故琉球灭而越南随之，越南削而缅甸又随之……”[15]

痛定思痛，中国在加强西南边防建设时，必须以史为鉴，代之以积极的防御，将西南边防建设置于中缅关系，以及当今世界格局的背景下来重新审视、定位。

小结

综上，对于晚清以来的西南边防建设研究，当今学界不能仅仅是停留在既往的视野范围内，而是将西南边防建设置于近代以来中西方冲突，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中进行动态的考察和研究，从古今中外多种视野和层面进行深入的探索和分析，才能对中国边防建设作出真正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才能真正的学以致用，让未来中国的边防建设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1]赵尔巽等纂.清史稿(属国三·缅甸)[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清宣宗成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清文宗显皇帝实录(二):卷102，504[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89.

[5]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5:48.

[6]梁英明梁志明等.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184.

[7]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4:9.

[8]戈·埃·哈威.缅甸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3:526.

[9]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10]岑毓英集[M].桂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

[11]王芝.海客日谭[M].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1232.

[12]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62.

[13]吕一燃.薛福成与中英滇缅界务交涉[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2).

[14]李鸿章全集:信函五,册33[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577.

[15]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M]/续修四库全书:册57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1.

Implication of Sino-Burmese Tributary Re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n the Research of Southwest Frontier Building

ZHAO Yu-min
(Department of Military Management,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s Academy,Langfang 065000,China)

I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Qing Dynasty,Sino-Burmese Tributary relation occupied a special position.Because of this relationship,the Qing Dynasty had no clear understanding of boundary demarcation. Then,its southwest frontier construction was just a kind of decoration.While in the modern history,the Anglo-French invasion forced the Qing Dynasty to reinforce its southwest frontier.At the same time,the Qing Dynasty began to do its best to defend the Sino-Burmese Tributary relation.As a result,the Qing Dynasty became the strong backing of Burma.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Sino-Burmese Tributary relation,the southwest frontier difered greatly from the other border areas in frontier building.Consequently,the study of the southwest frontier is out of the ordinary.

Sino-Burmese Tributary relations;Southwest frontier building;Particularity

K302

：A

：1008-2395(2013)02-0035-04

2013-01-22

赵玉敏(1982-)，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部队管理系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清代政治史、边疆史等研究。

基金课题：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Z201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