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术红，孔德生，周 华

一、先秦德育心理思想的生成机制

先秦时期出现中国古代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出现了学派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繁荣局面。先秦时期各家学派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阐述自己独特的关于思想、政治及教育方面的主张。这些不同的争鸣与立场，为德育心理思想的生长提供了理论“沃土”。一方面，政治宽松、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使各种思想创造与社会传播很活跃，扩散很快；另一方面，各家思想学说不受门户制约，在思想争辩中往往相互吸收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1］46。

在思想政治教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方法、道德教育实践更为开放、民主，更富有参考价值。“学在官府”境况被打破极大地激发了各种思想理论的创造力，促进了各种思想道德学说不断在竞争中分化组合。思想的开放性与思想的创造力相互促进，产生了强劲的思想道德教育思想。

二、先秦德育心理思想的表现

（一）孔子的德育心理思想

就教育思想而言，孔子的道德教育目标是培养仁、智、勇齐全的贤能之士。“他认为社会文明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兴盛，都需要社会礼制的完备与发达，而对‘周礼’的复兴则需要通过培养一大批贤德君子来完成”［2］。因此，他时刻关注道德中的修己与育人，以言传身教进行道德教育工作。在教育中，他把“德行”放在首要地位，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认为只有学生注重德行修养，掌握并遵循社会伦理规范，才有资格去学习文化知识、掌握其他技能［3］。从道德教育的内容上看，儒家以“仁”为其道德教育的核心，主张以礼、乐、射、御、书、术“六艺”为主要教育内容实施道德教育。

在道德教育的方法上，孔子注重道德榜样的示范性教育力量。孔子在长期教育实践中，不仅自己时时处处以身垂范，以自己高尚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熏陶与教化学生，还很重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二）孟子“性本善”的德育心理思想

孟子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都是“人皆有之”的，所以，“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也就是要发扬人本性中的善的美德。他顺理成章地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推广为“仁、义、礼、智”。“孟子是很强调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他用中华民族主义的先验论作武器，主张用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没有进行直接的阐述，然而却以‘性善’——‘放心’、‘反身而诚’这样一种朴素的理论间接地肯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4］33

（三）荀子“性本恶”的德育心理思想

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伪也”。伪，是人为的意思。在《性恶》中，他曾专门对这个“伪”字作过解释：“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所以，荀子的“性恶”和孟子的“性善”虽然对人性做出了相反的解释，但着眼点都在于使人从善。荀子的性恶论从总体上说来也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但是在这种唯心主义先验论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因素，因为他是顾及到当时社会的现象，是从人性及其外部表现的关系中来论述“性恶”的，同时他也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4］33。荀子认为：人“生而有好利，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生而有疾恶，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生而有耳目之欲，好声色，故淫乱生而理义文礼亡”。因为人性本来是恶的，所以荀子认为“故必将有师法之化”。

可见，荀子和孟子一样，将人性观、道德观、教育观结合在一起，而荀子的人性观还同社会观有着紧密的联系。荀子比孟子还更强调外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有师法之化”，即有教师来规范和转化人的本性，所以荀子强调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也即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但是从荀子“其善伪也”和“法之化”中的“化”字，我们可以隐约地感觉到，荀子其实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也有一定的认识。

（四）墨子“人性无善无恶”的德育心理思想

墨子、告子等人主张人性本无善恶的人性论。墨子提出的“素丝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人性“白板论”。《墨子·所染》说，“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在墨子看来，人的本性犹如待染的素色的丝，染于青色就变成青色，染于黄色就变成黄色，全依所染的色不同而不同。这意味着，人的本性并没有善与恶之分，人之所以为善或为恶，完全是由其所处的环境所造成的。可见，墨子的“人性素丝”观实际上就是一种“性无善无不善”论，只是没有明确说出来而已。

其后，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却明确提出了“性无善无不善”论。据《孟子·告子上》记载，告子先对“性”作了界定，主张“生之谓性”，然后指出，人性既不具善端也不具恶端，并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无所谓善与恶，就像水流不分东西一样。告子将人的初性比作“水”，犹如墨子将人的初性比作“素丝”，墨子认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与告子“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的观点有内在一致性，都表明人的品性是环境教育的结果［4］34。

承认人的本性无善无恶，换言之，人的品德并非先天的决定，而是后天养成和发展的结果，因此个体就应该不断地努力，借助自己后天的学习来修养、塑造自己的善性，以此提升自我的品德境界。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与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他们都认为人性的善恶是通过外部影响、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而得到催生、发展的；人如果离开了这种外部影响和教育，作为人性根本问题的善与恶只能是一团白丝或一片混沌。

三、先秦德育心理思想的借鉴意义

先秦德育心理思想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尤其对于处在转型中的中国而言，先秦德育思想可以为当今社会提供精神支柱，为民族自豪感的建立、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提供保障，具体表现在：

（一）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

从孟子的人性观中可见中国古代对人性问题的认识和争鸣，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与伦理问题相联系、和政治教化相关联。中国古代的人性观同时也是道德观、教育观。中国古代的人性观争鸣集中表现为人性善恶之争，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与之相对，荀子提出人性本恶的观点，墨子还提出人性无善无恶的“素丝说”，但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况的性恶论，其争鸣人性的着眼点都是为了论证和强调政治教化的必要性［5］。这种从人性的分析出发讨论教化问题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

中国古代的人性善恶之争，实质上是人的心理的本性之争，它围绕着善恶这一伦理道德问题展开，目的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教育教化——我们现在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形式，使人们弃恶从善［4］34。这种做法有意无意地肯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同时将道德教化的目标指向人的生长与发展，仍然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

（二）探索知、情、意、行相结合的品德心理结构

先秦德育思想主张中蕴涵着丰富的知、情、意、行完整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6］。

第一，将道德认知看作是品德形成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如把“明明德”的要求摆到教育的“三纲”之首，把“致知”的要求摆到教育的“八条目”之前，认为使人对道德的理“知”与心“明”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甚至强烈地认定“未知，焉得仁？”就是说，没有一定的道德认知，怎么能算得上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第二，将道德情感的培养作为激起道德动机的途径。《论语·子罕》记载，孔子曾说，“仁者不忧”，认为有仁德的人经常乐观。《礼记·礼运》说：“人情者，礼义之田也。”孔子深深知道这一点，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第三，强调道德意志在道德养成中的重要作用。孟子主张，人应有恒心，以恒心求恒德，“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土不忘丧其中元。”（《孟子·滕文公下》）其意思是说，目标坚定，不怕弃尸沟壑，视死如归，一身正气，一往无前，不为一时困难所动。

第四，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就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是一种不道德。

（三）采取知行统一的德育心理方法

先秦学者提出很多道德教育的心理学方法，它们紧密联系生活实际，易于操作，也符合我国道德教育的文化传统，因此，应该成为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学依据。具体地说，这些道德教育的心理学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示范与陶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化”就是潜移默化的顿悟，儒家的“习与性成”论和道家的“人法自然”论为这种化育的方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而榜样示范法、环境陶冶法和文艺熏陶法便成为实施道德教育的具体方法。例如，孔子提出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观点，表明孔子重视身教和榜样的作用，以致“身教重于言教”成为我国道德教育的重要格言。

第二，感化与激励。中国社会具有重视情感教育的传统文化，因此孝道、宗教、家国天下的意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儒家学派把“仁、义、礼、智、信”作为道德伦理规范的基本内容，其中“仁”是核心，而“孝悌”又是“仁之本”。由此可见，最根本的儒家道德是从孝道开始的，这里主要体现的就是亲情的作用，所以“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主要方法有“顺导性情法”、“榜样激励法”等。

第三，感知与实践。道德修养在外部的表现形式就是个体的道德行为，而道德行为是与道德认识活动密不可分的。中国儒家学者强调“知行合一”论，强调道德践履在品德修养中的重要作用。“致知力行，互相发也。盖致知以达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功深力久，天理可得而明，气质可得而化也。”虽然并非所有的儒家学者都承认“知先行后”，但他们都认为知与行是合一的，而且可以在“日用其间”进行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这种观点对我国当前的道德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启示［1］59。

（四）形成多元德育考评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中，依据品德选拔人才的方法主要有谈话法和观察法。

第一，谈话法。儒家早期的教学方法是通过谈话进行的，通过师生之间的交谈，可以使老师了解每个学生对待道德问题的态度和人格特征。例如，孔子在与弟子讨论“知”、“仁”的时候，弟子由于各自态度、气质、能力和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对问题理解的差异，做出的回答也各不相同。子路认为，“知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爱已”，子贡回答说“知者知人，仁者爱人”，颜渊则回答说“知者自知，仁者爱人”，孔子就从他们的回答中判断出他们三人分别为“士”、“士君子”和“明君子。”尽管谈话法比较粗糙，但可以较好地测评人的道德品质。

第二，观察法。这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常用的测评方法之一。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评价孝道的基本标准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通过人的行为的变化来考察其品德的方法更贴近生活，这些方法在中国古代的品德测评和人才选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自省法。自省法是最常用的自我评价的方法。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种自我反省的方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先秦道德教育中还提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参照式自我考评法。我们要做的是将古代的考评方法与当代道德心理方法有机结合，从而提升与改进现有方法。

［1］杨韶刚.道德教育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2］冯兵.先秦道德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教育探索，2006（6）：44.

［3］曾长秋，周含华.中国德育通史简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30.

［4］张云.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5］汪凤炎.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80.

［6］朱仁宝.德育心理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2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