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剑祥

（1.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外语学院，昆明 650033；2.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上海 200083）

翻译既古老又年轻。古老在于其作为一种人类的交际活动，源远流长，几乎与人类文明一同诞生；年轻在于其作为一门现代学问，是在20世纪中后期才开始受到注意，并逐渐变成了今天国际化社会交际中的一种技能和职业。然而，在长期的翻译及翻译研究探索中，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对翻译产品作静态描写与解释，而对翻译产品的生成过程则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翻译产品不过是翻译过程的最终产物，只有对翻译过程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有效的把握，才有可能较为理想地回答“译本是如何生成”这一令人困顿的问题。因此，研究翻译过程就成了翻译学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一、翻译过程理论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以前，各国学者一度把翻译研究重点放在文学翻译，对译文的评价、比较和与原文的比较等方面，追求等值翻译，并且多重视翻译结果的研究。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交流逐渐加强，翻译和翻译研究受到了普遍的重视，有了极大的发展。1972年，美国诗人、翻译家詹姆斯·霍姆斯把翻译学划分为纯粹翻译学与应用翻译学两大类〔1〕。其中纯粹翻译学又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主要研究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在内的各种现象。他的《翻译学的名义与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标志着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翻译学诞生以后，翻译研究融入了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各国翻译学者一方面从文学、非文学、各种形式的口译和电影字幕翻译等不同领域研究翻译，另一方面也从翻译的性质、过程和方法等方面提出系统的翻译理论。他们不仅从理论角度去界定翻译过程的本身，而且也对翻译过程本身的性质、步骤和译者的心理规律等展开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形成了多样化的理论体系。在翻译过程理论的研究中，不少学者突破前人对翻译结果性的、静态的和表层的研究，对翻译进行动态的和深层的探索，对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间复杂的转换过程反复琢磨，以求得真理，进而把握翻译的本质。出于指导、应用和检验翻译实践的目的，各国学者试图从语文学、语言学、社会符号学、语言交际学和认知心理学等不同层面对翻译过程进行科学分析与详细描述，并建构多种翻译过程模式；同时不少学者又从个人翻译的直观体会和经验角度对翻译过程的程序进行了描述和总结，提出了不同视角的翻译过程理论，并形成了众多的翻译过程理论流派。

二、国外翻译过程理论的主要流派

纵观目前国外翻译过程理论的研究现状与进展，有以下一些主要流派。

（一）描写翻译学

描写翻译学最早探讨翻译过程理论，由翻译学创始人、美国翻译学者詹姆斯·霍姆斯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他把翻译研究分为理论翻译学、描写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三大分支。其中，描写翻译学描述经验世界中表现为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的种种现象。霍姆斯还把描写翻译学研究再分为三类导向研究：产品研究、功能研究和过程研究。翻译过程导向研究关注翻译的过程或译者的翻译行为，译者的“黑匣子”是如何运作的等问题。过程导向为翻译译前准备等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理念依据，特别是霍姆斯对“描写翻译学”的界定，“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使得一切和翻译有关的现象都成为研究目标”〔2〕。描写翻译学在70年代形成了理论，并产生了一批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80年代描写翻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90年代描写翻译学出现了文化转向，学者们的研究转向翻译语境化，把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等宏观角度去研究，增加了翻译的宽容。21世纪以来，描写翻译学还在蓬勃发展，学者们试图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不断深化描写翻译学的研究范围。

（二）行为翻译学

行为翻译学理论是1981年由德国学者贾斯塔·赫尔兹·曼塔利提出的。她认为，翻译作为一项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除了要关注翻译文本内容外，还应注重图片、声音和肢体语言等跨文化信息的转换。她认为翻译过程可比为一种行为，强调“翻译过程的行为”，重视“参与者的角色、翻译过程的环境”因素和条件的分析理解，包括译者、委托人、发言人以及听众等行为研究〔3〕。在行为翻译学看来，翻译不仅是一种有意图的人际之间的互动和交际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表情和操作等文本处理行为。为此，只有得到利益攸方的参与、合作与配合，翻译这一复杂的活动才能得以进行。比如口译译前准备，译员与发言人的见面互动，会在声音、动作、手势和表情方面获得校正，实际上是调动发言人参与到翻译活动中来，把发言人视为翻译活动的参与者之一，协调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的转换，努力通过翻译来实现各种各样的跨文化交流。行为翻译学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有良好的实用性，可以用以指导翻译活动。

（三）翻译的动态对等理论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博士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依据，采用描述性而不是规范性的方法，对翻译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他把通讯理论和信息论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翻译研究，对翻译过程进行了直观、简明的描述，认为在理想的状态下，翻译过程包括翻译背景准备和翻译实际程序，两者不能截然分开。通过修改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理论框架结构，奈达探寻了在表层与深层结构之间语言的深层结构和核心句，开拓了深层结构的普遍联系。他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过程，提出了翻译过程要建立形式、动态和功能的对等原则，并以动态对等为翻译过程的理论核心，意指从语义到风格都要在目的语文本中用最贴切、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文本的信息。奈达认为，在转换模式的启迪下，翻译过程可以分为分析、转换、重组和检测四个阶段〔4〕。其中，分析阶段是从内容与形式进行语法、语义分析；转换阶段是将源语文本转换为目的语文本，信息内容尽可能保留，内涵与情感偏向尽可能传达；重组阶段是考虑可取的语言种类或文体；检测阶段则考虑译文的准确性、可理解性和对等性。翻译的动态对等理论着眼于传递源语文本的精神，而不是语言的结构，即要注重在某种意义上的归化翻译。

（四）翻译的认知心理模式

20世纪80年代后期，阿里·达维什借用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方法对翻译心理过程进行探讨。他认为，翻译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决策过程”。译者大脑中存储有两组并列的语言和文化目录〔5〕。翻译分析启动时，这两组并列的目录不间断地在词汇、语法、文体、音系、文化和情境层面进行匹配和替换，并形成“语言目录的普遍概念”。在从源语文本向目的语文本转换的过程中，文本的所有特性通过“概念透镜”从一类目录转换到另一类目录，通过与目的语特性匹配的活动刺激，转换源语目录中的由标志特性引起的概念。达维什已意识到了翻译过程中，译者思维所起的决定作用，他用“概念透镜”形象地将语言转换的复杂过程用简单、易懂的形式描述了出来，但他并没有深入地对大脑思维活动进行描绘或概念化的总结。之后，德国学者沃尔夫冈·罗斯切采用心理语言学的方法对翻译过程进行了研究。他通过“有声思维”的方法收集翻译过程中思维活动的数据，发现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往往按步骤解决。翻译时译者首先根据背景知识获得原文的语义内容，然后又在原文语义内容的引导下，选择恰当的表达形式生成译文。但是他无法解释和描述翻译时对原文信息进行重构过程中译者的语言选择策略和心理动机。

90年代以来，英国学者罗杰·贝尔对翻译过程的认知心理作了进一步完善。他以语言学为指导，将翻译视作人类的交际行为，借助心理学及心理语言学关于记忆及信息处理的模式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对翻译过程进行探索，并提出了翻译过程的心理模式〔6〕。贝尔将翻译过程分为分析和综合两大阶段，每个阶段又包含“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在1991年出版的《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Theory and Practice》）著作中，贝尔将模式、意义及记忆作为论述的重点，将翻译时理解原文的阶段视为对源语语篇的分析过程和信息解码过程，将表达阶段看作在目的语中进行综合和编码的过程。贝尔运用图式，对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因素，主要的思维，认知和心理活动进行了较为直观的展示。他认为，翻译的转换过程不仅仅只是单纯的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涉及到社会、文化、伦理和译者能力等各个方面，然而无论是哪个层面的转换，都是一种认知心理过程，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必须置于对译者的认知心理研究之中〔7〕。

（五）翻译的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最早是在法国学者丹·斯拍伯和英国学者戴德尔·威尔逊1986年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语境是事先存在于交际双方头脑中固定不变的对世界的假设。在特定语境中，主动交际者与其交际对象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则进行交际时，都是以假设对方能够获得并理解自己的全部意义为基础，而且这种假设不是单一的，而是由诸多假设组成的集合形态，由此构成了约束交际双方的关联性，双方依此进行推理，互相明了对方的交际意图。关联理论面世后不久，便进入翻译研究领域。最早对翻译的关联理论作出贡献的学者是威尔逊的博士生、德国语言学者厄恩斯特·奥古斯特·昆特。是他把关联理论的核心观点移植到翻译研究中来的。昆特先后于1992年出版了《关联理论：翻译中成功交际指南》（《Relevance theory：A Gguide to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in Translation》），2000年出版了《翻译与关联性：认知与语境》（《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两部著作，提出了翻译作为一种言语交际行为的解释和预测模式。昆特的关联翻译理论把翻译视为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他强调，译者在交际过程中应当以关联性为准则，对源语文本传达的明示进行推理，并寻求建构一个最佳的认知语境，使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能够产生最佳的关联性〔8〕。可见，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追求的原则标准。

（六）翻译的认知语境论

认知语境论可以追溯到1923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他把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类，也可以区分为语言性和非语言性语境。他认为话语的意义并非来自词汇的意义，而是来自话语出现的情景语境中所处的关系。之后，经弗斯、韩礼德、里昂的扩展，语境从语言“上下文”和“情景语境”扩展到语言使用的主客观环境，强调语言是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语境包括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因素。每一个因素都决定着相关联的语义选择。80年代以后，纳尔逊等人认为，认知语境是理解话语的基础。当需要表达什么时，话语往往就与说话者的认知语境密切相关。理解话语就是语言的认知和实际运用过程。21世纪以来，翻译的认知语境仍然倍受关注。其中，费伊利认为，理解过程是一个心理过程，需要有适当的语境〔9〕。翻译活动中的语境包括文化、情景和文本语境。在翻译中，语境不仅制约着理解，还制约着表达。翻译过程中的理解可以被看作把文本与情景、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自己的经验联系起来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语言的意义通常是根据语境来确定的，同一个语言单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意义。

（七）翻译的功能语言学派

早在1926年，捷克语言学家马修斯就创立了“布拉格语言小组”，后来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功能语言学派。但是，功能派翻译理论的产生主要还是集中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学者摆脱了传统的对等、转换等语言学的翻译方法，运用功能和交际方法来分析和研究翻译。作为功能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英语语言学家弗斯重视探讨句子与上下文、言语与语境的关系。弗斯的学生韩礼德进一步提出了语篇接应理论和句式连接手段。然而，翻译的功能学派理论主要来自德国学者凯瑟林娜·赖斯的文本类型与翻译策略论，贾斯塔·霍尔兹·曼特瑞的翻译行动论，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和克里斯蒂安·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的理论等。

在诸多的翻译功能语言学派看来，其一，文本类型与翻译策略论将文本概念、翻译类型和翻译目的联系在一起，超越了字词句的层面，力图再造适当的功能效果，以达到交际的目的，即强调以功能等值作为译文质量评估标准。其二，翻译行动论认为翻译是人类一种在既定场合发生的基于源语文本的有意图的、有目的的、人际间的和部分通过语言媒介的跨文化互动行为。翻译行动论强调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即译文的形式取决于是否在译语文化中合理地为其功能服务。其三，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行动首要遵循的是“目的法则”，即翻译行动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和达到预期目标的策略，并遵行连贯和忠实的法则。为此，弗米尔区分了翻译的三种目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基本目的；目的语环境中译文的交际目的；使用特定翻译策略或翻译程序的目的。这就是目的论坚持的目的、连贯和忠实三原则，要求译者在翻译前要了解翻译目的和具体的翻译要求，并在译前善于发现和找出翻译中将遇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翻译目的论属于对翻译的外部研究，从语言学和形式翻译理论转向功能化和社会与文化方向，更加关注翻译过程中各种目的的选择。目的论因此被视为翻译功能语言学派的核心理论。其四，功能加忠实是对功能学派的重要补充。诺德的翻译功能语篇分析理论认为，翻译的忠实是服务于翻译的目的的，并认为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中不可缺少的道德原则。

（八）翻译的释意学派

翻译的释意理论来源于对大量会议翻译实践的系统性研究。早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就提出了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解的“普遍解释学”的构想，使理解和解释主题化，构筑了体系化的理论。20世纪60年代，戴尼卡·塞莱斯科维奇通过对记忆与意义之间联系的研究，提出了要忘掉源语文本的用词，去表达源语文本的思想。70年代以后，塞莱斯科维奇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心理学研究为理论框架，论证翻译在理解与表达阶段中间还存在着一个语码与意义分离的认知过程，即脱离语言外壳过程。1981年塞莱斯科维奇和玛丽安·勒代雷合著的口译教程《释意翻译》（《Interpr佴ter pour traduire》）出版后，标志着翻译释意理论的正式形成。为了说明语码转换过程中语、意分离的现象，两位学者共同提出了翻译过程理解、派生和表达的三角模型，从规范性的角度呈现了口译过程的整体理想状态，实质是分析翻译过程〔10〕。近年来，勒代雷提出翻译过程就是理解原文、脱离源语文本语言形式，用目的语文本表达理解到的内容和领悟到的情感。在她看来，翻译不是形式上的对应，而是把适合源语文本特点和精神的框架所描述的场景，用适合目的语文本特点和精神的框架重新描述出来。

随着将翻译语言转换过程置于社会、文化和伦理等层面的讨论，乔治·斯坦纳于1998年基于阐释学理论提出“理解即翻译”，“理解，便是阐释、领悟一种意义，便是翻译”〔11〕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并非一门科学，而是一门严谨的艺术。他对翻译过程进行了独到精辟的探索，将翻译活动分为信任、进攻、吸纳和补偿四个步骤。斯坦纳认为理解就是阐释的过程。翻译就是对意义的理解。译者要理解的是意义，这是翻译的目的。可见，翻译取决于解释和理解原文或源语文本。阐释学派很好地解释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因为在阐释框架内，译者被赋予了打破作者和源语文本枷锁的适当地位，不再“戴着镣铐跳舞”，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主动和不同的要素互动，所以提高了阐释的灵活性。

三、结论

翻译是一种跨语际、跨文化的信息传播和交际活动。翻译过程研究是现代翻译学中一个极其复杂并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涉及对译者心智活动机制的描写，关注的是翻译过程及译员行为的规律探索。研究国外翻译过程研究的不同学派，学习和借鉴国外翻译过程理论和实践，重视和抓好翻译过程，充分调动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导中介性作用，不仅有利于我国的翻译过程研究，而且对提高译员水平和翻译质量，都将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1〕马士奎.詹姆斯·霍姆斯和他的翻译理论〔J〕.上海科技翻译，2004（3）：46-50.

〔2〕Hermans，Theo.The 酝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M〕.London：Crom Helm，1985：14.

〔3〕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Eugene Albert Nid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M〕.杂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105-108.

〔5〕Ali Darwish.The Translation Process：A View of the Mind〔M〕.Melbourne：Victoria College，1989.

〔6〕Roger T.Bell.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Theory and Practice〔M〕.London：Longman，1991：45.

〔7〕蒋显文，贺显斌.关于贝尔的翻译过程模式〔J〕.中南工学院学报，2000，14（2）：75-79.

〔8〕刘雅峰.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

〔9〕VoiliP.Prototypicalilty，Typicality，and Context in Meaning and Cognition〔M〕.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0：103-122.

〔10〕高彬，柴明颎.释意理论的历史性解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32（3）：71-76.

〔11〕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312-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