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威，邱泽媛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民族文化保护》提出了“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目标，目的在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传承发展，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对于提高文化自觉，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至今，有5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后文简称“保护区”)先后得到文化部批准设立，已经承担起优化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保障“非遗”活态传承的重任。

然而，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保护区”，其存在意义和价值超过了保护“非遗”文化本身，体现了现代性对差异感的追求与建构，构成了“空间生产”现象。本文以东乌珠穆沁游牧文化生态保护区那达慕活动的个案为例，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后现代空间理论解析“保护区”现象，分析“保护区”操作中面临的两难问题，关注“保护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并为“保护区”的价值提升提供参考性建议。

一、空间的理论研究

空间研究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熟而兴起和发展，对空间的思考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框架的产物。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齐美尔都对空间命题有所探讨，尤其是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将社会关系引入空间视角，认为空间具有社会性，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启发了空间的社会学研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