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平

(鞍山师范学院文学院，辽宁 鞍山114007)

刘歆《列女颂》与刘向《列女传》是同时见诸史籍记载的，《汉书·艺文志》首次对其进行了著录，然而《列女颂》在文献流传过程中，其保存状态及作者著录经过了变迁，宋代以来《列女颂》版本存在状态扭曲了这些颂作的原貌，并错误地将其著作权由刘歆改为刘向［1］。

刘歆《列女颂》文体的总体风格是向诗颂传统回归，显得正式而庄重，但细微处则呈现出诸多特异性。《列女颂》这一文体特色与其言说语境特殊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与先秦《诗》颂、《桔颂》相比，《列女颂》文体存在着鲜明的特异性。而这种特异性产生的最本质根源，在于文字的言说语境产生变化，随之带来言说身份、对象、情境的变化。

一、先秦两汉颂体发展

(一)先秦时期的颂体发展。

《诗经》颂文体风格大体一致，主要表现为以四言为主的韵文，典雅质重，是在祭祀仪式中告于神明的作品。对于《诗》颂，《毛序》解释为“美盛德之形容”，这个“美”所传达出来的赞美，是处于先秦礼乐政治形态的限定中，即歌颂神灵、祖先的功德，主要用于郊庙祭祀场合，其价值取向是出自神学、政治的目的，维系稳定，将贵族与民众聚拢在祖先周围。

举例来说，周颂中的《清庙》、《维天之命》等是祭祀周族祖先的诗歌，赞美德行，表达敬慕、感恩之情。《我将》、《时迈》、《载芟》等是周族祭祀天神、社稷神等神灵的诗歌，表达对神灵供奉的敬畏、虔敬、祈求。细细体味，这些言辞应用于恭穆的祭祀场合，言说对象是时人笃信的神灵，而言说者身份或是被祭祀祖先的子孙，或是被神灵护佑的子民，言说目的是在祭祀中完成将民众团结在周王周围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