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义华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诗坛，“小诗”的文体形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于“小诗”的引入及其来源问题，周作人最有兴味①早在1916年，周作人就撰写了《日本之俳句》(《若社丛刊》1916年6月第3期)一文，表明了他对俳句这种诗体的兴趣。1921年，他在《日本的诗歌》(《小说月报》1921年第5期)一文指出，日本的诗风浓厚，歌与俳句盛行，“到处神社里的匾额上，都列着小诗人的名字”。。他在短歌之外，推介日本的“俗歌”——日本民间合乐或徒歌的歌词，并将其与中国的“子夜歌”、《旧约》里的“雅歌”、印度的“偈”相比较［1］，又撰文推介法国的俳谐诗，称这种文体特性介于日本的“俳句”与“短歌”之间［2］。他还在《石川啄木的短歌》、《日本的小诗》、《日本的讽刺诗》等文中专论“短歌”、“俳句”的历史发展与文体特征。此外，《希腊的小诗》一文分辨了希腊“诗铭”(Eprigramma)的特性。他的《论小诗》一文则全面分析了“小诗”的传统资源与域外资源。就域外资源方面看，他认为，尽管欧洲的小诗影响深远，但中国现代“小诗”的来源是东方的:印度的“偈”或“伽陀”，属于“冥想”的一种文体;日本的俳句、短歌，属于“享乐”的一派［3］。此后，“小诗”文体与日本俳句、短歌，泰戈尔诗歌的内在联系，遂成为学界的一般共识②胡怀琛在《小诗研究》中专辟“小诗的来源”、“小诗与中国的旧诗”等章。与周作人观点略有不同，他认为“小诗”的来源，除周氏提出的日本俳句、短歌和泰戈尔之外，还与初期新诗坛的短小诗章有关，他据此认为欧洲的“小诗”和中国古代的歌谣，是第三种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