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莉

贫困与权利:基于饥荒的公共政策分析

张春莉

饥荒意味着饥饿，反之则不然;饥饿意味着贫困，反之也不然。“权利假说”和“交换权利”理论可以为我们分析贫困提供很好的概念分析工具，更为我们从公共行为的角度制定反贫困政策、保障权利提供理论依据。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在消除饥饿和权利剥夺中都存在一个明确的公共利益问题，以有效的方法去勇敢地面对灾难，这一挑战不可避免地需要不同形式的公共行动。在分析饥荒的起因及寻求社会变革以清除它们时，我们要对权利制度的性质以及它们的实施情况加以评判，并在法律的框架中建立可行的权利保障体系，为减少贫困预防饥荒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饥荒;公共政策;交换权利;权利保障

贫困①是一个久远的话题，更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而且急迫解决的社会问题，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路径来认识和说明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从饥荒与饥饿出发来研究贫困问题，不失为独辟溪径，1981年国际劳工组织出版了他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②一书，17年以后森又出版了《饥饿与公共行为》③一书，其间已经历经时代变迁，更为重要的是森已经从贫困的概念和指标的识别与加总④转而研究公共行为/公共政策在消除饥饿的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⑤。

一、饥荒与饥饿

对于饥荒与饥饿，森认为，从广义上说，饥饿是指人们没有充足的食物，而饥荒则是指由饥饿所造成的大量死亡的恶性现象。⑥饥荒意味着饥饿，反之则不然;饥饿意味着贫困，反之也不然。

在世界各地，饥饿经常发生着，但一般性饥饿现象与饥荒的突然爆发是有区别的。公元前436年，成千上万的罗马人“跳入台伯河”;公元918年，在克什米尔，“死尸几乎覆盖了维塔斯塔河，使人们难以看到河水”;公元1333－1337年，在中国的某一个地区就死亡了400万人;公元1770年，在印度，根据统计，有1000万人死亡;公元1845－1851年，在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大约杀死了1/5的爱尔兰人，并造成了大规模的移民。这些现象在森看来都不能看成是一般性饥饿。⑦

森从时间对比和社会阶层对比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两者的关系。从时间对比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在关于饥饿的一般分析中，明确区别三类现象是非常重要的;(1)典型的食物消费水平低下;(2)食物消费量的下降趋势;(3)食物消费水平的突然大幅度下降。森认为饥荒主要的由第三类现象引起的，而前两种现象对饥荒的爆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对印度在20世纪粮食产量下降过程时平均值和最低值有不同的变化趋势的研究，可以发现，粮食增加的趋势伴随着更大的波动性，或者下降趋势伴随更大的稳定性，都不是什么令人惊异的现象，甚至可以说增加的趋势不一定能消除粮食大幅度的波动，事实上，当时世界各地的人均粮食供给都呈现出了增加的趋势，但严重的饥饿现象却时有发生，有时甚至面临饥荒的威胁。⑧由此森认为这里可能有一个国家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粮食分配问题。

从社会阶层对比来看，虽然饥荒总是包含着饥饿的严重蔓延，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影响到遭受饥荒国家中的所有阶层。事实上，无论某一次饥荒中，一个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都遭受了饥饿，还不能得到确凿数据的支持。这是因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对食物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总量短缺并不必然带来饥荒，而只不过使各阶层对食物控制能力差异的明显暴露而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中国的大饥荒就是这样的，城市里的市民很少受到严重的影响。⑨因此，森认为，不同阶层之间粮食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在总量短缺发生时，使不同阶层的遭遇极不平等，而且还在于它能够使我们认识到，即使不存在总量短缺，有些阶层也仍然有可能遭受极为严重的绝对贫困。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理由相信，不同阶层的食物消费必定沿着同一方向变化，甚至按不同比例和数量变化。⑩

由此，对饥饿与饥荒之区分对我们研究贫困问题——尤其是运用权利理论来分析——没有直接的影响。

二、权利与民主为什么如此重要

1．权利假说。通常人们认为，饥荒是由于食品供应下降(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理论，简称FAD)造成的。森的权利假说却认为，饥荒更可能是由于权利分配不均造成的。森这里所指的权利是一个人可以换取食品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来自四个基本方面:第一是以交换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可以将自己所拥有的物品与他人交换以换取食品。第二是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可以将自己或雇佣来的资源用于生产，以取得换取食品的能力。第三是以自身劳动能力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劳动能力用于自己组织的生产，或把它出卖给别人以换取报酬。第四是以继承或转让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可以继承去世的人的财产，也可接受他人，包括政府的赠与。（11）当然，形成一个人权利的基础不局限于以上四个方面。

森在分析饥荒的成因时，强调交换性权利的变化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打击。他具体分析了近现代的几次大饥荒，以证明他的假说的正确性。以他对自己家乡Bengal发生于1943－1944年的大饥荒为例。在这次大饥荒中，大约150万人死于食物短缺。关于这次大饥荒的触发原因，众说不一。但是，数据表明，随着战争的迫近，Bengal地区的粮食价格开始上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粮食供应的短缺。森发现，Bengal在饥荒开始的1943年的粮食总比1941年实际上高了11%，即使是扣除人口增长因素，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增加了9%。因此，粮食供应下降不可能是解释Bengal大饥荒的原因。森认为，此次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底层人民，特别是无地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所拥有的能够换取食物的权利相对于粮食价格的上涨而急剧下降。假设1940年100卢布可以换100公斤粮食，则到了1943年，100卢布只能换32公斤粮食。这种对比意味着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且生活本来就处于饥饿边缘的穷人将无法维持生计。事实上，Bengal大饥荒基本上是个农村现象，Bengal首府卡尔塔尔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因为那里的居民可以得到政府补贴的低价粮食。（12）

森关于饥荒的权利假说对我们理解中国1959－1962年间的饥荒的某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与Bengal饥荒一样，中国的这次饥荒也基本上是一个农村现象，而且人口非正常死亡最多的也是诸如安徽、河南和四川这样的农业大省。城市之所以受波及较小，完全是因为政府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低价的补贴粮食。在这里，对食物权利的不平等分配来自政府分配机制中对农村的歧视和对城市的保护。（13）

2．交换权利映射。为了说明所有权关系对饥饿的影响，森引入了“交换权利”的概念，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一个人可以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转换成另一组商品，这种转换可以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的结合来实现。在转换中，他能够获得的各种商品组合所构成的集合，就是这个人拥有东西的“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14）而“交换权利映射”(exchange entitlement mapping，缩写为E－mapping)则界定了对应于每一种所有权的，一个人所拥有的机会。他认为，即使饥饿是由食物短缺引起的，但它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个人交换权利的下降，决定一个人交换权利的因素包括:(1)他是否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可能的话，时间有多长，以及工资是多少;(2)他出售自己的非劳动所得资产能够得到多少收入，购买他希望得到的东西需要花费多少钱;(3)用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及他可以购买和管理的资源能够生产什么;(4)购买资源的成本是多少，他能够出售产品的价值是多少;(5)他有权享有的社会保障福利以及他必须交纳的税金等。也就是说，一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所有权，以及他所面对的交换权利映射。（15）

森进一步分析到，引起贫困可能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一个人交换权利的恶化可能是由一般食物供给减少之外的原因造成的。由于一个社会中的食物资源和供应总量是一个常数，一部分人因为变得更富有而购买更多的食物，造成食物价格上涨，结果就引起另一部分人的交换权利恶化;或者，经济的某些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就业机会，从而导致其交换权利恶化;或者，一个人货币工资的增加可能落后于物价的上升;或者，他从事生产所必须的资源价格相对上升了，也会对其交换权利产生不利的影响。（16）当然生产方式、社会保障与就业机会也对交换权利的实现有重要意义。所以，饥饿是交换权利的函数，而不是粮食供应的函数。

森通过对孟加拉大饥荒（17）的分析，对交换权利发生剧烈变化进行了探索性的判断。首先，在饥荒的初始阶段，粮食价格上涨基本上是由需求关系造成的，而1942年大米的供应则非常充裕。其次，在饥荒的第二个阶段，需求力量受到了“收成不好”、投机活动猖獗以及疯狂囤积等因素的影响。第三，政府管理的混乱鼓励了投机性囤积行为。第四，1942年，经印度政府批准，孟加拉全面禁止谷物出口防止粮食价格发生剧烈波动。第五，饥荒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和购买力之间不对称的膨胀关系。第六，孟加拉饥荒发生恰好发生在两种价格体系的分界线上。（18）所以，引起孟加拉大饥荒既有公共分配系统的问题，也有粮食政策问题。

3．民主的普遍意义。森和德雷兹在其新近著作《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19）中研究印度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时，声言对中国问题非常感兴趣，并且声言要向中国学习，不仅要学习正面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分析“负面的经验”，他们侧重对比了中国和印度在处理饥荒问题上的不同措施。中国1958－1961年的饥荒似乎饿死了2300－3000万人（20），而印度独立以来防止饥荒的措施成功得多，即使发生了可能导致饥荒的旱灾等自然灾害，也能通过及时的政府行为防止它的实际发生。

在我们看来，森和德雷兹在研究饥荒问题上的最新重要贡献之一就是论证了“民主与饥荒之关联”，他们认为造成中国饥荒的原因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分析。首先，大跃进的灾难性结果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业快速集体化方案是重要的因素。激励机制被严重破坏，中国农业经济的组织基础瓦解了。第二，包括公社大食堂等特点的分配政策的武断性使问题更加恶化。城镇和农村间也存在分配问题。粮食产出急剧下降时，城市获得的食物比例严格来说却上升了。第三，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饥荒的性质和程度没有清醒的认识，灾难性的政策在三年内没有实质性的改动而饥荒肆虐。信息的失效是由于新闻受控制，饥荒的消息传播受到压制不仅蒙蔽了大众，也迷惑了政府。地方领导真相发布不真实的所谓功绩报告，以胜过他们的对手，有一个时期政府确信国家拥有比事实多1亿吨的粮食。第四，政府不受公众压力的影响，因为不允许存在反对党或不同政治意见。因此尽管有饥饿和死亡，却没有人组织起来要求政府辞职，政治领袖能够难以置信地长期坚持灾难性的政策。中国饥荒的这一特点印证了普遍意义上的民主和成功地防止饥荒的联系，或者——从另一个方面看——缺少民主和缺少认真采取措施以避免饥荒发生之间的联系。（21）由此人们有理由认为，存在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政府允许存在反对者、接受选举程序和公开批评的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因为政府要对付反对党，要答复议会中的不友好的问题，面对大众媒体的指责，定期进行民意测验，就不能不及时采取行动对付危险的饥荒。但是一个非民主的国家没有这样的反饥荒保障，中国就是这样的典型。中国经济和公共政策的成功主要依靠领导者的关心和承诺，当国家行为的方向正确时，成果是相当显著的，但这种方法也有其脆弱性，即它严重依靠领导者的价值观和政治策略，这样就失去了大众的质询，而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处理某个问题，甚至拒绝承认问题的存在。（22）

三、饥荒预防与权利保障——公共政策的视角

公共干预对预防饥荒是有意义的，这是森的另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饥荒是从大部分人权利的丧失开始并逐渐加剧的，那些无法得到足够食物的人将不得不因饥饿而死去，因此，饥荒预防必然与“权利保障”相关联。尽管这一点似乎已经显而易见，但对此做进一步深入详细的阐述仍然十分必要。

从社会应对饥荒的角度来说，森引导我们要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加以高度的重视（23）:(1)虽然饥荒包括饥饿通常由此引发，但事实上大多数死于饥荒的人却不是由于饥饿，而是由于饥荒引发的各种传染疾病。当传染病产生和传播以后，身体虚弱、饥不择食、公共卫生设施崩溃以及大规模寻觅食物的人群的迁移加剧了死亡的增加，因此，预防饥荒事实上与避免传染病密切相关，即使其首要且根本起因是食物权利的丧失。这里就涉及到卫生保健与传染病控制问题，也就是我们在考察饥饿与剥夺时除了考虑食物权以外，还要注意传染病的预防和医疗干预。(2)尽管权利假说理论认为，将总体可得食物作为饥荒分析的焦点存在缺陷，但我们也不能漠然视之。在我们讨论饥荒预防时对可得食物的重视是重要而且是极其必要的，因为可得食物的改善在预防饥荒扩大方面能够起到有利的甚至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饥荒是否影响到可得食物的减少;同时，其他许多因素也在发生效力，因此，应当广泛着眼于可选择的行动——包括保障弱势群体的食物权利。(3)短期的权利保障应与长期的权利根本促进区别开来。从短期来看，预防饥荒实质上是弱势群体遭遇权利丧失这一即时威胁的问题，而从长期来看，这就是通过一般繁荣的扩大和经济多样性来减少风险以及安全收入措施的创造。(4)权利保障要与“饥荒救济”区别开来。制订有计划的、相关联的、有效的以及持久的权利保障机制，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这里又涉及到饥荒救济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遭受饥荒人群的健康问题。我们所要制订的是一个全面解决饥荒灾难的策略，以保证人民拥有生命以及生活的安全。(5)将饥荒预防看做权利保障问题，还应当意识到解决问题的策略具有多样性。权利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也就可能有使之恢复的一系列可行方法。

传统的社会应对饥荒的公共行为，包括多样化经营与交换;饮食调整;迁移与就业以及家庭内部的重新分配。（24）其中迁移与就业是公共政策至关重要的两个基本点，对于已经习惯定居生活的家庭，离开家可能就意味着一种严重的社会和心理压力，当其他方式失败时，移民的确提供了一种通往各种新机会的尽管是十分微弱的希望。同时，成年人外出打工是应对权利丧失威胁的早期行动。

而时至今日，对预防饥荒采取早期干预——抢先阻止人群迁移的扰动、控制传染病的爆发、维持家庭的团结、防止预期饥荒的出现——是非常有益的。在这里，森其实更强调预防饥荒的早期政策和措施。尽管在近年来成功抵制饥荒的经验中，很难看到正规的预警机制发挥核心作用，但我们却不能一概否认。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全球信息及预警系统至少有三个主要功能:监控全球的食物供给状况;监控国家层面的食物供给状况并提醒政府已出现食物供给问题;为发展中国家提高援助，以加强这些国家的预警能力。（25）这些对于预防饥荒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当然，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在消除饥饿和权利剥夺中存在一个明确的公共利益问题，以有效的方法去勇敢地面对惩戒并困扰着大部分的灾难，这一挑战不可避免地需要不同形式的公共行动（26）。社会保障的提高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力量的运作或政府方面带家长作风的创新举动，而对作为消除饥荒的公共行动的关注，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基础性思考（27）。(1)公共行为必须依据不同行为方式的可行性来定位。这里，国家的特性与实施国家行为的政府的性质尤其重要——不仅仅包括政府的管理能力、还有政治义务与忠诚以及掌握政权者的权力基础。(2)公众并非是一个同质的统一体，存在着与阶级、所有权、职业以及性别群体、文化相关的种种分歧。(3)针对消除饥荒的国家行为也能采取迥然不同的形式。从粮食生产——食物分配——卫生保健——流行病控制——到经济发展，各种方式均可发挥各自不同的功效。(4)一些公共机制，尤其是市场，常常被认为是国家行为的可选手段。(5)公共行为不应与纯粹的飞机行为相混淆。各种社会和政治组织通常参与到行动中，这些行为超出个体的主动行为，而且公共行为领域确实包括许多非国家的活动。在现代世界中，国家的积极作用不应被看做取代了这些非政府集团和机构能做的事。(6)即使就国家行为而言，公众的理解和意识，与为实现公共目标的国家行为的性质、形式和活力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权利——在饥荒中被剥夺的权利——是需要法律保证和支持的。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可以说权利是支配着人们生活的所有与交换的规范性法律条款的组成部分。当他们没有其他权利补充时(如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公共卫生等)，这些规范性权利的运行就不可能为潜在饥荒受害者提供生存机会，反之，在拥护他们的国家权力的支持下，这些法定权利或许确保着“穷人”不能从“富人”处强夺食物，而法律也牢牢地站在需要与履行之间。（28）因此，在分析饥荒的起因及寻求社会变革以清除它们时，我们不得不对权利制度的性质以及它们的实施情况加以理解和评价，并在法律的框架中建立可行的权利保障体系，为减少贫困预防饥荒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注:

①在一个物质逐渐“丰裕”的社会中，贫困并不是一种财货的缺少，也不只是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贫困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一种社会地位。这是对贫困的一种全新的理解，认识到这一点对研究饥荒/饥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关分析可参见塞林斯:“原初丰裕社会”，丘延亮译，载许宝强、汪晖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71页。

②1981 年国际劳工组织首次出版，后来1985、1987、1989、1991、1992、1996、1997又多次重印，中文本就根据1977年版翻译的。【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③中文译本根据199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翻译的。【印】让·德雷兹、【印】阿玛蒂亚·森:《饥饿与公共行为》，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有人建议将此书直接改名为《饥饿政治经济学》，见真善图书馆http://www．jslm．twmail．net/modules/x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96，最后访问时间2007－5－24。

④贫困的核心概念是个人(而非家庭这个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位)的绝对贫穷，个人收入是最恰当的指标。营养上的考虑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相对贫穷是对贫穷概念的必要成分。贫穷的测度建立在前面的概念上，考虑了贫穷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贫穷人口收入与“贫困线”的总距离，和贫穷人口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森给了一个式子，是P=H［1－y*(1－G)/Pi］，P为贫困水平，H是贫穷人口总数与人口总数之比，y*是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G是贫困人口的基尼系数，最后Pi是贫困线。见【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第2、3章，第16—52页。

⑤其实对贫困的分析还有很多，比如瑞典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其著作《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中就分析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对南亚国家贫困的影响(参见【瑞典】冈纳·缪尔达尔、塞思·金缩写《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方福前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对此书的解读将另文详述。

⑥这是森的理解，参见【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5页。在《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中，“饥饿”(starve)一词中的“致死、杀死、破坏”的意思已经被抛弃，但保留了“使有饥饿的痛苦”，或“使食物供给不足”的意思，在现代英语中，这些意思多用于形容词。

⑦⑧⑩（11）（14）（15）（16）（18）【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3—54、57、59—60、6—7、8、9、9—10、97—101 页。

⑨这可以用森的权利假说来解释。

（12）姚洋:《自由 公正和制度变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2页。

（13）尽管三年自然灾害确实造成了粮食减产，但这不是饥荒的主要原因，更多的原因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即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比如，以人为分割统一的国内市场为特点的户籍制度的建立、以工农产品价格存在剪刀差为特点的价格机制和以工业化为导向的大跃进运动，导致对农村、对农业生产尤其是对粮食生产的忽视，导致农业生产的萎靡;另外，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也是导致饥荒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工业化运动引起了非农劳动力和城市人口的剧增，国家要求农村提供的粮食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至农民把大部分口粮上缴国家，这可以从那次饥荒中农村地区的人口受灾程度远较城市人口严重的事实中得到反映。参见“饥荒与贫困的经济学”，http://www2．shtvu．edu．cn/hwgjjx/chapter17/sbjjx17．htm，最后访问时间2007－5－20。

（17）孟加拉是南亚的一个地区，现分属印度和孟加拉国。据官方的饥荒调查委员会报告，在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中，死亡人数(可信的数字)为300万。见【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第6章，第70—109页。

（19）此书199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重印，中文译本是根据1998年英文版翻译的。【印】阿玛蒂亚·森、【印】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黄飞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0）森和德雷兹即持此观点。关于死亡人数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根据分析3000万是一个可能性最大的数字。据中科院的报告:“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1958年—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的灾荒而丧生”(费正清:《伟大的1958革命》，第353页)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在1984年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1958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计我国在1958到1963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原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在1986年的计算是1700万(1697万)。(参见蒋正华、李楠《1958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以上两位的数字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科尔多算了约500万，蒋正华少算了约500万。他认为应该是2200万(《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国防大学学者丛进在《曲折的岁月》一书中的结论是:“据测算，1958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曲折的岁月》，第272页)。学者金辉1993年在《社会》杂志第四、五期合期上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一文，他的结论是:“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1958大陆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杂志2000年第3期著文，在“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之巨。另外，中共元老薄一波在书中说:“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873 页)。参见 http://cache．baidu．com/c?word=%D6%D0%B9%FA%3B1958%3B%A1%AA%3B1961%3B%C4%EA%3B%B5%C4%3B%BC%A2%BB%C4＆url=http%3A//bbs%2Eent%2Etom%2Ecom/forum/view%5Fthread%2Ephp%3Fforumid%3D207%26threadid%3D19453＆p=ce6ec64ad6c203ed08e2937c484e85＆user=baidu，最后访问时间2007－4－29。

（21）（22）【印】阿玛蒂亚·森、【印】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黄飞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版，第90、91页。

（23）（24）（25）（28）【印】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饥饿与公共行为》，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7—87、79—84、84—85、24 页。

（26）这种公共行为不仅仅是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民大众所采取的社会行动——不仅有合作(通过公民合作)还有对抗(通过社会批评和政治对抗)。参见【印】让·德雷兹、【印】阿玛蒂亚·森《饥饿与公共行为》，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7）森的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详细讨论参见【印】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饥饿与公共行为》，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0页。

〔责任编辑:李 杏〕

Poverty and Rights:A Public Policy Analysis Based on Famine

Zhang Chunli

Famine carry hunger，contrarily not．Hunger carry poverty，contrarily not．Right hypothesis and exchange entitlement are the tools of analysing poverty and offering theoretic basis of building anti－poverty policy and safeguard rights from the view of public action．No matter past or now，there is a clear public interest issue in eradication of hunger and deprivation of rights．Bravely facing disaster through effective way will inevitably require different forms of public action．I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famine to seek social change and to clear them，we want to value the nature of the system of right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and build a viable system of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in the legal framework to create the upstanding system environment for the reduction of poverty and famine prevention．

famine;public policy;exchange entitlement;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D913

A

1001－8263(2013)12－0100－07

张春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法学博士 南京2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