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利波，王仙庆

（1.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2. 麻栗镇南欧小学，云南 麻栗坡 663600）

麻栗坡壮族歌咏文化传承方式变迁研究

荀利波1，王仙庆2

（1.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2. 麻栗镇南欧小学，云南 麻栗坡 663600）

文山州麻栗坡县是云南壮族聚居地之一，民族文化氛围浓郁，壮族歌咏文化是其中最具民族特征的艺术样式之一。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及其影响的不断加深，壮族歌咏文化在传承方式上发生了极大变化，导致了传承人的断层、文化主体联系的断层及传统与现代的断层。

麻栗坡；壮族歌咏；文化传承；文化断层

一、麻栗坡壮族歌咏文化概况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广西柳州、来宾、河池、南宁、百色、崇左等地区，云南壮族主要聚居在文山州。文山州麻栗坡县是云南壮族的分布区之一。据2011年版《麻栗坡县志》记载，麻栗坡县居住着汉、壮、苗、瑶、彝、傣、蒙古、仡佬8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11763人，占总人口的40.4%。壮族33403人，占总人口的12.1%，占少数民族人口的29.9 %，分布在麻栗镇、大坪镇、天保镇、猛硐瑶族乡、八布乡、六河乡、杨万乡、马街乡和董干镇。麻栗坡县的壮族人口数量仅次于汉族，在壮汉文化的交融之下，辅之以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壮族歌咏文化成为当地最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文化样式之一。

根据地方方言的不同，壮族对山歌有不同的称谓，主要有：欢、西、加、比、论等五种。本文选取的种类是“论”，在涉及的地区里，壮族民间通俗叫法为“欢论”，是情歌的一种。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壮族民间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稻作农业已经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的情况下，各种以生产劳动为主要内容的歌谣正在逐步失传，唯有情歌在少数青年男女的传唱下得以承继。所以，在本文所选取的调查对象中，他们对于壮族民歌的定义仅仅只剩下“欢论”。但传统壮族民歌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类：

一是祭祀歌，即祭祀仪式活动中所唱的歌。壮族是一个自然崇拜极为突出的民族，麻栗坡县的壮族崇拜龙、大树、大山、大石等一切宏大的自然之物，在麻栗坡县董干镇下董湖村的村中心有一颗参天古树，每年的农历三月初六（祭龙节）以及农历的七月，村里都会组织全村人到树下杀猪祭祀，大树旁边建有一座作为平时村里的长者会谈和重要节日祭祀场所的“老人厅”，从小笔者就受到老人的教诲：当路过“老人厅”时，不能说话，不能大声吵闹，不能吐痰，不能随地大小便等。在老人厅等祭祀场所所唱的歌都属于祭祀歌。

二是葬歌，即葬礼中所唱丧葬歌。麻栗坡壮族的葬礼很隆重，当有人过世的时候，要选好送遗体进山入土的日子。在这一日子到来之前，死者的子女辈每天需轮流看守并操办葬礼，葬礼上必须有人为死者唱葬歌超度。壮族民间称这些唱葬歌的人为“麽公”，女的则称为“ya dang”。由于受各种禁忌习俗的制约，使得葬歌的传播人群很小，即便如此，出于特殊需要，至今尚有传承。

三是山歌，即山野之歌。它的传播环境主要是山区，也是在劳动生活中的咏唱。多出现在砍柴、放牧、赶路之类的个体劳动生活中。喊唱方式是壮族山歌流传最广泛的一种唱法。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之中，山歌的作用一直影响着壮族民间的生活习俗。其作用体现在交友聚会、谈情说爱、生产劳动等多个方面。

作为壮族文化典型民族艺术样式的歌咏文化，虽然是壮族人民娱乐的一种普通方式，但也正因为其普通，才为民众所普遍接受，并在载歌载舞之中不断丰富和传承下来，是壮族民族精神的体现。

二、传统“歌圩”被现代“歌圩”替代

“歌圩”是“壮族群众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里举行的社交聚会唱歌的活动形式。据古代文献记载，壮族歌圩在隋唐就已经流行，到了宋、明两代又有了发展，定期在固定的地点举行”［1］（P47）。麻栗坡传统的“歌圩”既在春节、三月三、中元节、中秋节等节日时定期举办，也有临时形成的歌圩，是壮族民间传统节庆文化的标志性产物，大的有数万人参与，小的也有几十人到数百人，且不同的乡村不同的区域轮流举办，多数歌圩数日不散，场面极其热闹壮观。传统“歌圩”的形成有两种方式：自发性的形成和事先约定好地点。壮族的青年男女都喜欢并擅长唱山歌，民间传统中还存在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唱歌唱得好的青年男女在遇到其他人“挑战”时都应该接受对歌，直至分出胜负为止，而传统民族民间文化浸润下的每个壮族青年男女都有好胜之心，都希望自己的歌声是壮乡中最美妙的，于是产生了约定式“歌圩”，同时也为自发性的歌圩提供了条件。

在传统壮族文化中，歌圩可以说是壮族歌咏文化的主要传承方式，也是参与规模最大的传承方式。但随着现代化的影响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麻栗坡县，居住在大坪镇、天保镇、麻栗坡镇等地的壮族，因对现代生活方式的选择与接受，大部分习俗已经汉化或现代化，传统自发的“歌圩”已经很少见，而处于较偏远山区的八布乡、杨万乡、六河乡、马街乡、董干镇等部分尚存。但从其组织形式上来看，自发性的也是极少，更多是以乡（镇）政府统一组织的方式开展。这种现代的“歌圩”方式在麻栗坡的部分村镇较为普遍。这种现代的“歌圩”具备壮族传统“歌圩”在传播文化、交友、学习等方面的作用，同时在政府的引导下，这种“歌圩”偏重于以歌传情、以歌会友，成为城市宣传的一个媒介。

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现代的、政府主导的“歌圩”要生存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一定的参与群体和接受群体，然而麻栗坡的很多乡镇属于小地方，相对贫穷落后，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广泛的接受群体。因此，漫江、八布、六河等壮族小聚居地的现代“歌圩”很难存在，传统的壮族“歌圩”更是逐渐淡出了原本生存的地域。

三、传统“麽公”传承方式的淘汰

传统“麽公”传承方式的淘汰既是传承主体的自我淘汰，也是被“他者”淘汰。以“麽公”作为传承人，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因为“麽公”收徒与授艺仪式的特殊性，故而笔者难有机会亲身经历“麽公”收徒与授艺的仪式与情境，但也在田野调查中从几位“麽公”及长者的描述中了解了基本情况。“麽公”就是我们常说的民间传承人，往往采用某种方式选定其认为合适的人作为徒弟，并在对方自愿的前提下教授某种技艺，传承内容主要是“葬歌”和“仪式歌”。据说，当双方都接受的时候，徒弟一方要按照传统的拜师礼仪，选定合适的时间（一般都在夜晚）到师父一方拜见，然后就可以跟着师父参加各种葬礼，直到师父过世之后才能接过师父的“神坛”。壮族民间认为每一位“麽公”都有鬼魂跟着，每一位“麽公”都设有自己的“神坛”，用于祭拜各路神明，如果“麽公”在临死前都找不到继承人，那么他的“神坛”所祭祀的鬼魂会托梦给自己的儿女，或者自行寻找适合的人选进行托梦传授。

笔者走访的“麽公”和长者的描述显然十分诡异，但经走访并对壮族老人提供的例子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壮族民间确实普遍存在这种神秘的俗信，这种俗信现象的出现也具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基础，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一定的社会功用。托梦传人很可能是“麽公”的托词，其实他们在临终之前已经把自身所学悄悄地传授给下一代或者合适的人，用这样的托词仅仅只是为了保住“葬歌”和“仪式歌”的神秘性，如果神秘性不在，那么“麽公”、“巫师”利用其赚钱的目的就会丧失。在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中，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麻栗坡壮族人民也意识到“麽公”传承方式的落后之处，所以在潜意识里开始逃避这种传承方式。同时，随着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文明知识的普及，“麽公”这种被认为是迷信的职业慢慢地从壮族民间消失，“麽公”赖以生存的“曲调”和“歌词”也逐步失传，其传承方式也正在被社会淘汰。

四、从“口耳相传”到现代媒介的变迁

“口耳相传”，顾名思义就是口说耳听的往下传。据资料记载，“壮族祖先虽然在商周时期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刻划符号。1955年，在南宁召开的壮文工作会议上决定：以北部方言为基础，以武鸣县的语言为标准音，创制壮文。……1981年后，壮文进入学校，用壮文翻译了小学、中学、中师和高等学校教材。”［2］（P105）但是由于壮族文字的流传不广，没有太多的人学习和运用，所以壮族的歌咏文化一直都停留在“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在笔者走访调查中，从一些壮族歌手中得知，他们学习壮族民歌除了在歌圩中学到以外，最主要的方式是跟着比自己大一点的哥哥或者姐姐学，而这是瞒着父母的行为。因为壮族民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到一定的年龄不能学唱山歌（从这可知道壮族民间歌咏至今流传得最广泛的就是“情歌”了）。老人眼里的“情歌”，即“欢论”被视为孩子禁忌的东西。总之，壮族的山歌在一定的条件下只能靠古老的“口耳相传”方式传承下来。

随着现代科技产品的广泛使用，早期的“磁带”在电视机没有普及之前成为麻栗坡壮族山歌的重要传承方式。在笔者所走访的董干镇马崩、漫江、木西、董湖等几个壮族村中，自1986年到1996年近十年时间里收录机都是家里常用电器，无论上山干活还是饭后聊天，当地人腰间都习惯的携带一台收录机和几盘磁带。而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直至今日他们仍对那些磁带爱如掌上明珠。从壮族老人的口中我们也得知：那是一种上面印有“刘三姐”字样的录音磁带，歌咏的内容主要是“欢论”。之后陆续出现的电影、电视、VCD、DVD这些现代工业产品不仅让现代文化得到普遍传播，也作为一种消费产品和工具对壮族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麻栗坡县，新寨、普阳、董干、马街、杨万、六河、八布等壮族群体集中的集市上，做壮族歌碟生意的商铺每条街至少有两家，与麻栗坡县相邻的广南县城是壮族聚居的县城，那里有一家专门制作壮族歌咏光碟的公司——广南县金鑫壮族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该公司拥有从民间发掘的专职歌手。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麻栗坡壮族歌碟均出自该公司。一位网名为“我爱广西”的壮族歌咏爱好者发起的一份“关于壮族歌咏文化的问卷调查”结果中显示，对于壮族的歌咏文化“亲身接触的为15.38%，他人讲述的为15.26%，媒体宣传的为71.79%，其他方式的为2.56%”。这一调查结论也表明了一个现实——电影、电视、VCD、DVD已经成为现代的壮族歌咏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使口耳相传这种古老而又原始的“人对人”的传播方式变成了“人——媒介——人”的传播方式，由原来的一对一或者一个人对少数几人的传承方式直接变成了“一对多”的传承方式，录音、磁带、电影、电视、VCD、DVD、网络等在歌咏文化的传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逐步成为被人们所接受的主要传播方式。

五、传承方式变迁中的“断层”

“断层”这一词语出现的早期是用于地理学，后被文化学研究引入，主要指期望的或原有的文化准则和价值观与现实的文化准则和价值观之间存在的差异，是一种现存文化现象仅保留了原有的文化“外壳”，但文化价值、文化思想、可识别的文化内容都遗失的现象。任何一种文化在传播、传承的过程中由于生产方式、生活环境、经济状况、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文化断层。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壮族歌咏文化赖以存在的文化生境发生了变迁，并导致了壮族歌咏文化传承的断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选择中主动放弃造成的传承人断层。昔日的壮乡是“歌海”，而如今的壮乡“歌海”面临干枯：一方面是现在壮族歌咏爱好者大多为中老年人，30岁以下年龄段很少有喜爱山歌的，老歌手因年老逝世、退休，部分新歌手外出打工谋生，传统歌咏文化传承人才出现断层；另一方面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的家用电器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们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娱乐方式也走向多样化，导致了人们对传统的山歌逐渐淡薄，尤其是青年人已经没有兴趣参加这些传统文艺活动，于是尚会唱山歌的只是五六十岁那一代，而中青年一代已很少有人会唱也很少有人去学，导致民族山歌文化传人出现断层的局面；再者是对于祭祀歌、葬歌等用来谋生的民歌，在经济、科学高速发展的年代里，葬礼、祭祀等习俗逐渐简化，对这类歌咏的需求减少，致使葬歌和祭祀歌逐渐被遗弃。同时，大部分年轻人受市场经济影响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意学习这门技艺，失去了继承的兴趣与动力，造成祭祀类歌咏文化传承的断层。这使得大部分年轻人虽然会借助影音设备听歌但极少能唱，他们面临新的文化环境做出的新选择和对传统的放弃造成了壮族传统歌咏文化传承人群的断层。

二是新时期壮族居住地域分散造成的文化联系断层。据麻栗坡县壮族聚居情况地图可知，现在的麻栗坡县已经没有纯壮族聚居乡了。壮族人口分散在麻栗坡县的各个乡镇，就连两三个壮族村在一起的情况也很少见。大部分情况都是与其他少数民族或者汉族杂居。生产方式的改变，田间劳动场所的缩小，田间地头的山歌日渐消失。青年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壮族民众中的主要人群在日常活动中缺席。外来文化的融入使传统文化娱乐方式受到冲击，呈现多样化的形式，山歌在娱乐活动中的地位开始退居次要位置。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使人们都投入到生产中，大部分年轻人外出打工。加之“知青下乡”带来的汉文化入驻少数民族地区的潮流，大量汉族群体来到麻栗坡这个边境县谋生，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状况。以前少数民族聚居的情形被打破，少数民族单一聚居的地域已经逐渐减少。“少数民族自治乡”实际上已不存在，各民族杂居共处，壮族人民分散居住，与主要聚居地失去空间上的联系，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歌圩的形成。这样的现象无形中限制了壮族歌咏文化的传播范围，造成了歌咏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地域限制，形成了地域断层。

三是传播方式变迁导致歌咏文化在内容上出现传统与现代的断层。按照壮族歌咏文化传承的一般方式，每一种文化的传承都遵循从口耳相传发展到以文字符号传播再到电子媒介的传播，并以这些方式借助于一定的媒介使本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播，并形成一个独特的、完善的传播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缺少了某一种方式，就会形成文化传承上的断层，阻碍文化的正常传播，导致一种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流失。在今天，古壮字掌握者一般为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且其使用面仅限于会唱壮歌者。由此可知，壮族的文字普及并不广泛，因而壮族歌咏传统的传播方式主要为无需书面文字、通过歌唱进行的口头方式，它的传承基本上是人际间的直接传承。随着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壮族歌咏文化直接越级进入了现代的传播模式——以电子技术产品为媒介的传播模式。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没有书面文字记载的文化传播很容易造成文化的流失，麻栗坡县壮族歌咏文化的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的传承方式相比，从传统歌圩变成现代歌圩、“麽公”传承的逐渐消亡、口耳相传演变为现代的电子产品传播到逐步走向网络传播，山歌逐步丢失了原来的词而只剩下部分曲调，甚至是大量民间流传的歌咏文化彻底消亡，传播方式的变迁导致了歌咏文化在内容上出现传统与现代的断层。

六、结语

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到十八大，文化强国建设目标成为我国当前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作为多民族国家，保护、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无疑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实践途径之一。壮族歌咏文化作为传统的民族性和地方性文化，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中，昔日辉煌的歌海已经面临“枯竭”，表面上看好像仅仅是壮族山歌的生存空间缩小了，但实质上是传统文化与壮族民众生产生活的割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建设的割裂，地方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地方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割裂。这种现象不利于地方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不利于地方民族自身发展，这是我们讨论这一话题的初衷，希望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梳理引起我们对即将消逝的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视。

［1]潘其旭．壮族歌圩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2]黄懿陆．壮族文化论［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An Analysis on the Inheritance Approach Change of the Singing Culture of Zhuang Nationality in Malipo

XUN Li-bo1，WANG Xian-qing2
（1. Humanities College,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Qujing 655011, China; 2. Nanou Elementary School of Malipo Town, Malipo 663600, China）

Malipo, a county in a Wenshan, is one of the habitats for Yunnan Zhuang nationalities with rich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singing culture is one of the most ethnic ar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and its deepening in fl uence, the great changes of inheritance approach result in the gap between inheritor and cultural main body contact and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Malipo county, Zhuang sing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Cultural break gap

J642.211.8

：A

：1674-9200（2013）05-0011-04

（责任编辑 娄自昌）

2013-07- 20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滇黔桂杂居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研究”（13XMZ064）阶段性成果。

荀利波（1982-），男，云南曲靖人，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云南地方文化研究；王仙庆（1988-），男，壮族，云南麻栗坡人，麻栗镇南欧小学教师，主要从事民族文化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