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和

（文山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云南 文山 663000）

文山地区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东南部，其东邻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西连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北接云南省曲靖市，其南部有马关、麻栗坡、富宁3 县的15个乡镇82个行政村和1个国家级口岸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街省的北河县、猛康县及河江省的黄树皮县、箐门县、渭川县、官坝县、安明县、同文县、苗旺县9 县接壤。国境线长438 公里，国界碑有43 块。［1］（P90）人称“滇东南大门”。

文山地区的壮、傣、布依、苗、瑶、彝、汉等民族，与越南北方的岱（壮）、侬（壮）、拉基（壮）、泰（傣）、泐（傣）、布依、热依（布依）、赫蒙（苗）、瑶、巴天（瑶）、山由（瑶）、倮倮（彝）、普拉（彝）、布标（彝）、华（汉）、艾（汉）等民族跨国境而居。文山与越南两地山水相连，民族同根同源，且有着悠久的经济文化关系。深入研究文山地区与越南的历史关系，探索其发展规律，对于加强两地间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山水相连的交通贸易关系

文山境内属滇东南中山高原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脉属云岭山系的余脉，六诏山脉呈东西走向横亘文山中部地区，其支脉则纵横文山各地。文山与越南两地交接地区坐落着26 座海拔超过1000 米的大山，3、9、10、14 号中国国界碑立于这些大山之上，其中著名者有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时期发生恶战的扣林山、老山、者阴山等。两地交界地区山脉大多自文山南向延伸进入越南。河流则分属珠江、红河两大水系，其中，红河流域面积达14387 平方公里，占文山全境河流面积的45.7%。红河的支流盘龙河、八布河、南利河、迷福河、小白河、畴阳河、那么果河、郎恒河等呈西北至东南流向越南。［1］（P172-183）盘龙河流入越南后称为泸江，水流平缓，便于航行。［2］（P8）两地山河交错，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这种特殊的地理特征，形成文山与越南山水相依的地缘态势，并自然构成一个地理区域整体，形成两地人民共同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

古代，文山地区与越南交往的最初和最普遍的形式，是通过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的交通线实现的。与文山地区山水相连的今越南北部汉时称为交趾，很早就与文山有着密切的来往。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在今越南北方设置了交趾郡（驻今河内）、九真郡（驻今清化）和日南郡（驻今广治），［3］（P1629-1630）进一步加强了从当时的益州东南部文山、红河等地与今越南北部的交往。但是，文山地区与越南北部的交往，则并非始于汉武帝时期。从考古学方面来看，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山与越南就出现了许多相似性特征，如在石器加工业方面，均以砾石为原料制造而成，且以石片为主，器形则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等，其石片一般不经加工即使用。这些共同点并非巧合，反映了两地晚期智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应属同一文化体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两地先民代表性的工具则为有段石锛、有肩石斧以及有肩有段石器等，在越南中北部山地的梅陂文化发掘的方形、小双肩石斧，像文山地区的麻栗坡小河洞类型。［4］两地在铜鼓文化方面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山地区及越南北部东山发现的铜鼓，共性大于异性，共性主要是时代大致相同、器形大体相似、花纹均为写实性的动物、人物等。［5］并且，文山地区的铜鼓，其铅同位素与越南东山铜鼓的分布范围大致相同，说明汉时文山地区的句町等部落开采了“具有落入东山铜鼓的铅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的矿料的铅矿，而当地的先民使用这种矿料制作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石寨山型铜鼓”［6］（P77）。以上这些共性表明两地的文化应属同一文化圈——百越系文化，亦表明在远古两地存在着密切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在文献方面，较为可信的关于越南较早时期社会的记载是《交州外域记》，其载，交趾一带“未有郡县之时”，原为“雒民”居住区，有“雒王、雒侯”对其地进行统治。公元前4 世纪，秦灭蜀，蜀王子随即率领蜀民3 万人来到南方。后来他又接替雒王的统治权，自称“安阳王”。［7］（P861）蜀王子自蜀地经云南进入交趾的时间，当在此时。其进入交趾的路线，当是通过汉代的益州东南部即今云南省红河州和文山州边境地带。蜀王子由蜀地进入交趾一事，表明当时这一带已经是中国内地与交趾交往的通途。［8］三国时期，蜀汉平南中，分建宁、牂牁两郡地设兴古郡（治宛温，在今文山州砚山县一带），其设治目的主要在于加强对交州道的控制，与孙吴争夺交州，同时牵制交趾。［9］据《晋书》载兴古郡地区当时的道路情况，其一可沿今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的右江通往两广地区；其二可沿今云南元江（下游称红河）通往交趾（今越南），并说“水陆并通，互相维卫”。［10］（P1560）水陆交通相配合，表明在前代交通发展的基础上，文山地区的交通承载能力得到了切实提高。①说明当时今文山地区与越南北部应有较完整的交通联系，此种联系，密切了该地与越南的经济、文化往来，亦表明两地在政治、军事上唇齿相依。东晋以后，中国发生了南北分裂，但两地之间的联系却始终是密切的。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由交州都督府改置安南都护府，［11］（P1749）隶岭南道，管辖今越南北部、中部及云南东南部的羁縻府州，文山地区大部主要属于安南都护府北部疆域。［12］既然文山与越北同属安南都护府，则其间必有通道连接两地，两地民间人员的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自然也十分紧密。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兴古郡，建兴三年置。……自梁水、兴古、西平三郡少谷。有桄榔木，可以作面，以牛酥酪食之，人民资以为粮。”［13］（P455）此记载说明文山地区因“少谷”不够百姓食用，部分以树木为食②，部分则以牛奶制品补充。《汉书》说，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至公元前25年），句町王禹和漏卧侯俞曾向汉朝军队“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3］（P3845），可以确定早在汉时文山地区的畜牧业就得到开发。相对而言，地处热带的越南，则粮食作物发展较好，但难以发展畜牧业，而马牛等牲畜却是人民生活的必须品，无论耕作还是运输，都离不开马牛等牲畜。因此，两地间的经济互补性极强，长期以来，两地间自然形成了牲畜交换粮食等贸易关系。

公元968年，丁部领统一越南北部，建丁朝，开始了越南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此后，在汉、唐以来的基础上，文山与越南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继续得以发展。虽然两地边境都有路相通，但是在明清时由于安南时常侵扰云南边境，王朝中央规定安南贡道必须经由广西，禁止滇越人民私自交通贸易。因此，在官方使用上，两地通道受到限制。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为了“控安南、制土夷”，清政府在原属临安府的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辖地设流官置开化府（驻今文山市）。［14］（P2）自此始，新设的开化府拥有了原属临安府管辖的滇越要道，开化府因而不仅是滇越贸易的重要地区，也成为用兵安南的军事重地。另外，史载广南府（驻今广南县），南邻越南，“交广皆通”［15］（P19），广南府也是与越南交通的要地，其可直接进入或转经广西入安南。除此外，估计也有无数条小路经边境线的崇山峻岭通往两地。此时期，又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及人口大量增殖，尤其是文山地区的许多深山密箐，因“楚、蜀、黔、粤”［15］（P79）移民的进入而得到普遍开发，不仅丰富了当地的物质生产，还促进了对越贸易的扩展。清代，滇南的开化、临安、普洱、广南等府一直是滇越间经济贸易的主要集中区域。其中，开化府对越贸易的总量在云南开埠之前一直居云南省首位。［16］（P74）地处开化府南部的马白关（今马关县）紧邻越南，常有商人经此入越贸易，也是出入越南的要隘之一。雍正八年（1730年），清政府曾在马白关设立税口处理滇越间贸易，成为滇越边境上开放的主要贸易关口。十二年（1734年）时，马白关额征解银1742 两多［14］（P77）。另外，在马白关东南边的都龙铜矿，平时常聚居万人左右，大多是前往此处开矿及贸易的中越双方边民。［17］（P233）由此可见，经由马白关的贸易很繁盛。文山与越南之间贸易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主要是互补性的农副土特产品，如自本区销往越南的货物主要有井盐、铁制农具、丝织品、瓷器、中药材、猪、牛、牛皮、麻布、铜器、纸张、蓝靛、神香、调料、广南鸭、茶叶及其他生活用品，输入者则为鸦片、染料、布匹、鹿茸、象牙、皮张等。［16］（P75）

由于两地均为高山深谷、沟壑纵横的地貌，另外，在热带、亚热带的气候条件下，瘴疠的肆虐，都对两地间交通产生了明显的阻滞作用，对交往带来极大的困难，也成为两地长期闭塞落后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两地地理相接，且文山的山川河流均延伸流入越南，自然之间就有了很多的便利通道。历史上文山地区与越南交通线的开辟更使民族之间的空间移动变得方便。道路的畅通，沟通了当地与越南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文山各民族与越南其他民族友好交往为主流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具有亲缘的民族关系

文山地区与越南两地不但具有山水相连的地缘关系，而且文山是“连接广西壮族和掸泰民族的链环”［18］（P33），是古代中国内地的华夏文化和沿岭南山脉南下的百越系民族文化、苗瑶族群文化、氐羌系民族文化以及中南半岛古文化相互间交流的交叉点。这些北来、南往、东来、西去的各族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相融合、流动、迁徙、消长和繁衍，形成了文山地区古代民族文化的多种类型。

据史籍记载及考古研究，远在纪元前，两地人民就有了往来。他们通过有无互济的贸易、同根同源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这个由亲缘地理构成的广大境域内，居住着众多的民族。他们在两地有相同或不同的称谓。这种同源民族分属不同国家布局的由来，有其比较复杂的原因。不过，总的说来，除了历史上疆域变更的影响外，大多是各民族互相迁徙，又相互结合的结果。这些同源民族，语言相近，生活、服饰和风俗习惯也大同小异，具有通婚、互市等悠远历史。

文山地区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与越南北方的岱（壮）、侬（壮）、拉基（壮）、泰（傣）、泐（傣）、布依、热依（布依）等民族毗邻而居。是影响两地的一组“亲缘民族”。③文山的壮族有1027270人，占总人口的29.20%；傣族人口为15776人，占总人口的0.45%；布依族人口为7257人，占总人口的0.21%。［19］壮族、傣族均是文山的土著民族，文山布依族虽与壮、傣民族同源，但其入迁文山时间较晚，是清朝中叶从贵州都匀一带迁徙而来的。一般认为，越南的岱族、侬族与我国壮族是同源民族，虽然现在已逐渐分化并有了不同的族称，但他们在语言、风俗习惯、文化等方面仍保持着共同的特征，互相之间的联系也很密切。

以上两地民族均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民族。语言之间的密切关系，反映了这些民族相同或相似的民族起源。据史载，先秦至秦汉时期，在中国东南、南方直至越南北部地区分布着一个被称为“百越”或“扬越”的民族群体，由于其分布地域广阔，又包括众多的方国和部落，特别是生活环境的多样性，呈现出一定的个性差异，故《汉书·地理志》唐人颜师古引臣瓒语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3］（P1669）所说即为此情形的反映。细析之，涉及文山地区与越南两地的百越主要有：骆越，大部居今广西南部与西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地区及越南北部；鸠僚，分布在今云南西南部、南部和中南半岛相连的德宏、西双版纳直至文山地区；掸，部分居住在今越南北部地区。以上几个百越民族群体居住的地区，基本上在明代中期以前都属于中国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范围。［20］唐代，这一带地区属岭南道统辖下的诸多羁縻州，居于这一地区者也被泛称为“西原蛮”，其民族名称为“僚”，但文山地区与越南北部连接地带的“僚”发展稍为落后，故又被称为“生僚”，包含今壮、岱、侬、布依、侗、水等诸民族的先民。越南学者黄南认为，在10 世纪交趾脱离中国的统治并划定两国疆界后，居住于这一地区的民族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受到的各种内、外因素的不同，便重新分化形成不同的3个民族。其中，中国的壮族受到汉族明显的影响。越南的岱、侬族则受京（越）族较多的影响。［21］（P148-249）从以上可以看出，两地的这些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同一民族群体，属于同源异流民族。

文山地区的苗族人口为481239人，占总人口的13.68%；瑶族人口为87709人，占总人口的2.49%。［19］与越南的赫蒙（苗）、瑶、巴天（瑶）、山由（瑶）等族为跨国民族。两地苗族一般自称“蒙”，越南的少部分赫蒙（苗）则自称“那苗”。两地瑶族一般都自称“瑶”。

苗、瑶民族均出自“南蛮”。秦汉时期，以盘瓠为图腾的“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被称为“南蛮”，主要分布在黔、湘、川、鄂连接地带，尚未深入西南地区。东汉马援进攻武陵五溪蛮以后，少部分苗人部落从黔东深入至黔西南的兴义地区。唐前期，苗、瑶民族已分布贵州全境，部分苗族经黔西南进入云南，部分瑶族则通过广西到达云南东南部。10 世纪苗人分化为苗族和瑶族。明初，苗民2000 余人由贵州迁入文山境内的丘北县。［22］（卷2）明末又有苗民从广西、贵州等地迁入，并开始从云南迁入中南半岛。大约明末清初时，苗族从贵州经云南迁入越南河江省苗旺县，因此不少苗族视苗旺县为他们的故乡。［23］苗族、瑶族迁往越南规模较大的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7 世纪末叶，当时，吴三桂据滇反清，与清发生激烈大战，战火致使西南地区部分苗族、瑶族迁往越南。第二次则发生于19 世纪中叶，杜文秀当时在大理建立政权领导云南回族发动武装反清大起义，起义失败后，又有一些苗、瑶民族为逃避清军镇压而移居越南。［24］田野调查证实了这些记载。如法国学者恩保羊在调查后认为，“东南亚的苗族，大约是在18 世纪末、19 世纪初从中国迁去的。”其中有一些是从文山地区的麻栗坡县沿红河进入越南。［25］苗族、瑶族人口自云南省迁入越南之后，部分又有多次西向和南向的迁移。

文山地区的彝族人口为351318人，占总人口的9.98%。［19］与越南的倮倮（彝）、普拉（彝）、布标（彝）等族为跨国民族。文山彝族主要以村落聚族居于境内的山区和半山区，少数住坝区。彝族的两个支系倮倮、普拉迁入越南后被识别为两个民族。倮倮（彝）大部居于河江省靠近文山一侧的山区，普拉（彝）居于老街省，少量居于河江省中越边境。彝族自称复杂，一般自称“罗苏”、“鲁苏”、“尼苏”、“倮倮泼”、“给标”、“布标”等，他称有“倮倮”、“长毛倮倮”、“砍头倮”、“仆拉”、“撒尼”等。

他们主要源自古代分布在中国西北部甘、青高原上的氐羌部落集团，其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公元前7 世纪中叶以后，秦国发动大规模征服、兼并邻近的羌部落的战争，迫使居住在甘、青一带的部分羌部落由于“畏秦之威”而向西南地区迁徙。［26］（P2876）南迁羌人部落的一部分就是《史记》记载的西汉时活动在今云南大理州和四川西昌地区一带的“嶲”和“昆明”。［27］（P2991）随后，他们与当地土著部落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不断融合而形成近代藏缅语族各民族先民。蜀汉时期，《三国志·蜀书·李恢传》载诸葛亮平定南中时，以计“大破”南夷，“追奔逐北”，迫使部分彝族先民“南至盘江，东接牂牁”，［28］（P1046）从而进入今文山地区。南北朝时，文山境内的大部地区为爨氏所控制，这时的彝族在《蛮书》中被统称为“东爨乌蛮”［29］（P47）。他们以畜牧业和山地农业为主要生计，生产、生活的流动性较大。南诏、大理时期，今文山地区分布着彝族的众多支系：王弄部（今文山市西部一带彝族的先辈）；阿月部（今马关县西部的八寨）；强现三部（今文山州普梅河以西地带，为今文山、西畴一带彝族的先辈）；维摩部（今砚山、丘北一带彝族的先辈）等支系。可见，此时期彝族支系众多，基本上是近代以来当地彝族不同支系的基础。［30］（P147-153）此后的元明时期，文山地区继续有数量较以前更多的彝族先民迁入境内。明天启《滇志》载：“其在王弄山（今文山市西部）者，不著其种汇，止曰罗罗。”［31］（P996）在文山地区，彝族先民的人口逐渐增多并形成了强大的势力，随后开始向越南及周围地区迁移。据调查，广西的彝族来自云南，彝族老人黎克成说，我们彝族来自云南普天寨（现何地不详），经过云南的黎官、龙脈而入广西，一部分定居睦边县境的达腊、念必，一部分流入越南。［32］（P263）又据《大越史记全书》载，绍平二年（1435年）二月，“罗罗斯甸国（其地位于文山与越南边境的河江省一带）人来贡。罗罗斯在哀礼之北，与云南接境，衣服如云南俗，而拜谢皆自发声”。［33］（P589）可见倮倮人在此以前已进入越南。倮倮族被后来的岱族、赫蒙族认为是最早开发同文、苗旺的人，因此，每当岱族、赫蒙族遇到天灾或耕种完毕，都供祭倮倮鬼以祈求保佑庄稼。［23］

文山地区汉族人口为1501852人，占总人口的42.69%。［19］与越南的华（汉）、艾（汉）等族为跨国民族。汉族迁入越南的历史悠久，每个朝代都有向越南移民的。特别是19 世纪末以后，由中国迁居越南的汉族人数日益增多，华侨已遍布越南全国各地。原籍往往成为他们的自称，如广东人、海南人、福建人、上方人（云南省汉人）等。

汉族是中国古代的华夏族直接发展而来的，汉朝建立后，华夏族又融合、吸收周边的其他民族而形成固定的民族族称。自秦始皇时在滇东北修筑五尺道，汉族先民便首次规模性进入云南。自此始，历朝历代都不断有汉族通过官府、军事及自然流徙等途径迁居云南各地。如前文所言，汉族大量进入文山地区的时间应当比较早，原因是文山地区“交广皆通”［15］（P19），有着重要的交通线且开通较早。但明代以前，大部分迁入文山地区的汉族已被当地民族所融合。明清时期，特别是改土归流后，汉族才大规模移入文山地区。随着文山地区城市及交通线人口的逐渐饱和，部分汉族遂迁往麻栗坡、马关甚至中越边境等偏僻山区居住。清乾隆中后期，麻栗坡与越南的官坝、普棒等地通商成为重要通道，大量内地汉族移往中越交接地区居住。中法战争后划定两国边界时，部分汉族居地划入越南。

以上情况至少说明了这样的事实：越南北圻地区与文山地区各民族具有同源共祖的亲缘民族关系。在中越两国国界划定之后，这些民族的分布地域基本未变，仍居住在相互毗连的地域内。他们具有相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在悠久的岁月中彼此通婚，结为亲戚。直到今天，这些跨国民族内部的共同性仍多于差异性。如现在越南倮倮族每当有人亡故后，有种习俗，亲友要举行祭奠，送亡灵回其祖先的故乡——中国。［34］（P16）

三、结语

概而言之，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文山地区与越南的交往从未间断。其间，由于山水相连的地缘态势，使得两地的交通一直持续发展，并且带动了两地具有互补性的贸易关系。两地的民族同根同源，具有亲缘性，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今天，我们回顾两地间的这些历史关系，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两地的未来。

注释：

① 文山地区流向越南的主要河流其水流落差均在1000 米以上而且水流较急、浅，其次，今天文山境内的河流至今仍未见航运，此说明文山与越南两地古时水路无法通航，其采取的办法应是自文山地区陆行出境，进入越南后则改为水运。

② 此事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也有记载，说“句町县有桄榔木，可以为面，百姓资之。”另外，晋时云南方志《南中八郡志》辑佚内容，其中有总计约五十字有关文山的记载，大略记叙了当地的物产如“莎树……树皮能出面，大者百斛，色黄。鸠民部落而就食之。”

③ 方铁在《云南跨境民族的分布、来源及其特点》（《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 期）指出，“亲缘民族”是“指在我国及邻国的一些具有共同族源关系，但目前对其是否为同一民族尚有异议的民族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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