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德科，马忠智，袁 梁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渭南714000)

渭华照金精神，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党的思想体系与精神宝库的重要内容，是秦东乃至陕西红色文化的精华所在，是革命前辈理想信念、路径抉择、思想维度和风格特色的集中展现，主要内涵为爱国为民、教育引领、务实求真、快乐奋斗。核心理念是坚定地创业创新。渭华照金精神在关中东部革命乃至整个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进程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也必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凸显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渭华照金精神的由来

历史的沧桑饱含着岁月的峥嵘，历史的功绩铭刻着奋斗的艰辛，历史的人文闪耀着精神的光芒。历史遗产的现代价值淋漓尽致地体现为导引未来的思想文化资源。提出“渭华照金①渭华照金:当时的“渭华”，指今渭南地区的临渭区、华县、华阴市和西安市临潼区等。当时的“照金”，指今铜川市耀州区以照金镇为中心的周边地区，耀州区原名耀县，1980年前归属渭南地区。精神”这一命题，既是反思历史的必然结果，又是考量现实的必然要求。

首先，提出“渭华照金精神”这一命题，是基于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回顾、研究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尤其是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②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包括陕西关中东部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及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陕西关中东部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主要包括赤水职业学校的创建和发展史、陕西党团组织的创建、渭华起义等;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主要包括渭北革命根据地，先后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及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创建与发展史等。，令人倍感自豪、心存感激。当然，也有众多疑惑让人难以释怀。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革命先辈出生于关中和陕北的富足之家，就读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知名高校，却放弃大城市舒适优越的物质生活，义无返顾地选择了一条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的道路?面对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在陕西的白色恐怖，面对西北地区异常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什么力量支撑着陕西共产党人发动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清涧、渭华、旬邑和淳化起义等七十余次武装斗争?又是什么力量激励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英烈遭受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磨难和挫折，却不畏艰难困苦、百折不挠、精诚团结去创建渭北、陕北、陕甘边以及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又何以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处于危难之际的再生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历经万里长征之后的落脚点?我们认为，就在于陕西共产党人在领导西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培育铸就的具有特定内涵的革命精神——渭华照金精神。事实上，这种精神贯穿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始终，渗透于革命起义和战争遗址、会议旧址、革命前辈旧居、革命文献、文物等物质载体，体现在革命前辈的言谈举止和丰功伟绩里，融合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

之所以主张以“渭华照金精神”来命名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积淀的革命精神，是因为这样做更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更能体现革命理论、革命道路、革命精神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西北革命根据地红军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善于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西北实际的革命道路。爆发于1927年10月的清涧起义，打响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年5月在原渭南县、华县等地爆发的渭华起义，是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起义。所谓“具有较大影响”，是由于它在陕西最早成立崇凝区苏维埃政府、陕东赤卫队和西北工农革命军，形成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起华山、西至临潼东、北至豫陕大道、南至秦岭北麓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并在工农革命军中最先设立政治委员，开启人民军队设立政治委员的先河。［1］105它作为西北地区武装割据的伟大尝试，推动了渭北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渭华起义的重要策源地——赤水职业学校，是陕西党团组织的建立地、革命思想的生发地、革命力量的聚集与发展地。它地处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与华县交界，而这一区域正是渭华起义及红色武装割据的中心。因此，作为历史之思想文化结晶体的“渭华照金精神”，就应以渭南县之“渭”华县之“华”来标志。之所以还要以“照金”来标志，是因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渭华起义的继续，是秦东地区党的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形成革命思想文化的重要史实依据和载体。“照金根据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发展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2］253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进程至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才有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由于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中共党史学界早有“南有瑞金，北有照金”之说。综前所述，西北地区“工农武装割据”伟大实践，先渭华，后照金，“渭华照金精神”中的“照金”标志，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革命理论、革命道路、革命精神一致性和统一性原则的体现。

“渭华照金精神”这一命题，也是基于对现实的考量而提出的。伟大时代需要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成就伟大事业。伟大精神一旦形成，就会历久弥新，不断体现出其新的时代价值，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鼓舞和激励人民群众投身伟大事业。革命精神是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思想保证和动力源泉。我党高度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党史学界给予极大关注。尽管有人提出“渭华精神”“照金精神”，并作过精辟的分析，遗憾的是，研究和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二、渭华照金精神的学术内涵

(一)爱国为民

从理想信念维度看，爱国为民是渭华照金精神的首要内涵，是陕西共产党人对中国思想文化之精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民本”思想的传承与升华。这样的理想信念，深植于中国思想文化沃土。《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曾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司马迁将“国”放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人和事。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特别是共产党人，胸怀天下、致力社会进步，情系百姓、关注民生福祉，报效国家、为国家富强努力，这是他们至高无上的信仰、理想信念和全部事业。这样的思想与作为，日积月累，逐渐凝聚为伟大民族的内质，集中表现为“爱国为民”，成为行为规范、光荣传统、民族灵魂与精神核心。这些仁人志士，也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信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是人们在一定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思想或事物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心理态度和精神状态。信念是人们追求理想目标的强大动力。信念一旦形成，就会使人坚贞不渝、百折不挠地追求理想目标。一个人有信念并不难，难的是信念的坚定和清醒。信念有多坚定，成功的可能就有多大。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充分表明，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激励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地创建渭北、陕北、陕甘边以及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存在时间最长、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3］110

爱国为民理想信念的清醒坚定，首先体现在指导思想的正确和坚持。毛泽东于1928年10月至1930年5月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经典名篇，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与井冈山的同志们开创了井冈山道路。处于西北地区革命前沿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总结自身革命活动的成败得失，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论断的正确，并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刘志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2］249，在他看来，“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象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谈到哪里，教育和影响着他见到的每一个人。”［2］246

其次，体现在始终不渝地在党组织领导下顾全大局、坚持革命。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地方领导人，服从执行中央的决定与安排，统筹关中以及各地之间的关系，形成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有利态势。1935年2月5日周家崄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是陕西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走向统一的重要标志。即使在出现错误领导、遭受挫折的情况下，革命力量内部坚持维护团结统一仍是主线。1932年12月下旬，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带着中央“北方会议”有关将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以及派他担任该军政委的决定来到陕甘游击队。但他盲目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团员大会上严厉批评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犯了“流寇主义”“稍山主义”等错误，擅自开除谢子长的党籍。召开军人大会进行批评斗争，并以调到上海“受训”为名，企图赶走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和杨重远等同志。关键时刻，为了顾全大局，保持领导核心的稳定，谢子长提出他和阎红彦离开部队，让刘志丹和杨重远留下继续工作。加之黄子文的据理力争，这一提议才为杜衡所接受。改编完成后，杜衡只给了刘志丹一个宣传员的工作，后因团干部战士意见很大才调整为团政治处副主任。1933年6月下旬，杜衡违背陕西省委指示，不顾刘志丹(时任红二团参谋长)等同志的强烈反对，利用政委职务，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为维护大局，刘志丹奉命南下。前所预计的失败导致红二十六军主力损失殆尽，陕甘边革命斗争遭受重大挫折。刘志丹一度隐蔽终南山，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带病坚持两月有余，最后化装成小商贩，历经曲折返回照金。刘志丹并没有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灰心丧气，再次以大局为重，开始红二十六军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935年下半年他蒙冤被捕，平反出狱后，告诫受过整的同志，“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4］14。毛泽东在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会上，对曾经受过整的习仲勋同志的工作态度和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为他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5］334

第三，体现在各级领导干部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能始终坚持夙夜在公、勤政为民，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习仲勋同志1933年3月后，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红二十六军总指挥部政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根据省委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建立一批农村党支部和区委会，在艰苦环境中形成党的农村基层领导核心。“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4］128积极开展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使之成为密切军民关系的思想和制度保障。更有不少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如渭华起义中壮烈牺牲的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政治部主任吴浩然、手枪队长张汉泉、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薛家寨保卫战耀西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狱中写下铿锵有力的《绝命诗》，从容就义的红42师师长王泰吉;被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不出卖同志和战友的“无定河畔六烈士”。刘志丹同志1936年4月14日牺牲，毛泽东高度评价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肯定“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6］480。还有许多无名英雄都是爱国为民理想信念的优秀代表。

(二)教育引领

从路径抉择维度看，教育引领是渭华照金精神的又一重要内涵。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壮大关键在于革命人才的培养和涌现，革命人才的培养则需要革命教育的引领。纵观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史，教育引领贯穿于西北革命斗争始终。王尚德、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落实党组织指示，创办学校、创建党团组织，创新政治教育路径，从事危险的兵运工作，千方百计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青年、干部、战士和群众，促进群体转化，成功地为革命培植力量，特别是输送了一批高素质的军政人才。

在陕西，以学校为载体，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领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影响较大的有华县咸林中学、榆林中学、富平县立诚中学、渭南县赤水职业学校(赤职)和赤水农业职业学校(赤农)等。赤职、赤农是党在秦东创建的最早的高等学府，影响最大。1922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的王尚德受董必武及中共武汉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创办了赤职、赤农，培养教师人才、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党团组织，发展党团员，培养革命力量，建立革命阵地。在陕甘边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先后创办多所列宁小学、成人扫盲识字班、随营学校和红军干部学校，创办《布尔塞维克生活》和《红色西北报》等刊物，宣传党和革命政府的方针政策，用新思想教育、团结和发动群众，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教育引领也体现在兵运工作上。西北地区旧军阀及国民党新军阀的残暴统治，革命力量建立发展初期的薄弱状况，决定了党组织创建革命武装、开展革命活动的方针不得不重视兵运工作。即在国民党军队、地方民团等武装中，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下级军官和士兵灌输革命思想，提高政治觉悟，培植革命武装骨干，进而以兵暴策反的方式扩大革命影响力，达到聚集、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目的。1926年冬，刘志丹受党指派，在国民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途部成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初，又受陕西省委指派到军阀李虎臣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从事兵运工作，以及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培训革命武装骨干等工作。这期间培养、发展的数十名党员后来成为渭华起义的骨干力量和西北工农革命军的中坚力量。同年秋，刘志丹以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与谢子长一起秘密潜回陕北，并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派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开展兵运活动。次年春，经过巧妙机智的改选，他和曹力如当选保安县民团正副团总，“立即对民团进行整顿，废除打骂，改善生活，加强政治教育，建立党的组织，把一个本来反动的民团，改造成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6］24。1929年到1931年间，通过对陕甘边一些军阀和民团开展兵运活动，发展了许多党员，结交了许多爱国军官，如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等，长期潜伏于国民党要害机关，率部投诚起义，后来成为我军中将、少将。

1930年6月，年仅16岁的习仲勋受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遣，来到驻扎于长武县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开展兵运工作。在两年兵运工作中，不仅他个人从一位普通士兵成长为见习官、特务长、营委书记，而且通过“适时活跃的宣传鼓动工作，唤起了广大士兵脱离旧营垒、投身革命的觉悟和决心”。到次年5月，“全营党的工作有了加强，四个连党的士兵支部都有二十几名党员”［5］74。“全营的中共地下组织不断加强和发展，并起到掌握和控制部队的中枢作用。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营委和各连支部组织健全，活动经常，形成有力的核心。”［5］761932年4月，习仲勋成功领导两当兵暴。

教育引领还渗透在日常家庭教育和平时生活中。1943年4月24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公祭刘志丹同志》一文中提到刘志丹“在家庭里是一位好教师”，不但他的二弟刘景范参加革命是“不断家教的结果”，而且把自家雇工从雇佣关系中解放出来，参加游击队。其中曾是他家雇工的张明科成长为某营营长。［6］4985月6日该报在一篇通讯中提到有一名郭清秀的老汉携全家从数十里之外来志丹城哀吊，原因在于他革命之前“原是二流子，抽大烟”，“经志丹同志苦心婆心的说服教育，才参加劳动，而后并参加革命。土地革命后，他从一无所有发展成为富裕的中农，全家温饱有余。他是得到刘志丹同志革命好处的千万人民中的一个”［6］500。

(三)务实求真

从思想品格维度看，务实求真是渭华照金精神的另一重要内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传承、改造和创新中国优秀思想文化的又一重要体现。中国思想文化特别强调经世致用，务求实际，务求实干，务求实效;强调和而不同，汲取各方意见建议，理出正确的对策措施。其核心的方法论，为“有对之学”。古人从“有对”的相互关系中探索世界“变易”的规律和道理。“有对”的辩证思维力求全面客观地认识、思考和解决问题。毛泽东“古为今用”，赋予古语“实事求是”以新的科学内涵，并将其提升为党的思想路线。务实求真是实事求是的本质要求和通俗表达。

务实求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起始于早期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其根本准则;正确认识实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切实有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其根本依据;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运用规律，是其根本要求。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西共产党人，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既认识、把握、遵循中国革命的共同规律，又根据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制定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开展革命工作，实现了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井冈山的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在斗争实践中这块根据地又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具体经验，成为它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经验主要是:第一，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第二，武装斗争是革命之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的道理，“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物)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从而赢得主动，打开新局面。第三，总结革命斗争经验为“稍山主义”。这是在革命斗争中探索求真的结晶。第四，实行又斗争又联合的统一战线策略。第五，形成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有益贡献。”［2］261－263由于关中和西北革命独立自主地探索出富有特色的道路，形成“稍山主义”思想，革命力量才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强大的敌人，使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四)快乐奋斗

从风格特色维度看，快乐奋斗是渭华照金精神的又一重要内涵。快乐奋斗精神，强调奋斗、奉献、实践出真知，从而更好地为百姓、社会和国家服务。在为民服务、奉献中渐生乐趣、充满快乐、乐观精进。这是传统思想文化精华在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朴实升华、生动表现与真情表达。儒家“仁礼学说”主张“仁者爱人”，推崇“仁政”，重视人本仁爱、追求致世事功。看来，共产党人的精神取向，是中华人文精神的新发展。孟子说“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劳、饿、空，或与之相伴。这种乐观面对艰难困苦、忧患得失的观点，体现在中华志士仁人身上，更生动地体现在共产党人的言行中。从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到长征的艰险辗转，从抗日战争的持续御敌，到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和改革开放，共产党人始终拥有崇高的信仰、坚定的信念、必胜的信心、不懈的努力、艰苦奋斗的作为，因奋斗而前进，为前进而奋斗，奋斗充满快乐，快乐更加奋斗。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不是一帆风顺的。1928年到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发动和领导了大小七十余次武装起义或革命兵变。著名的有清涧、渭华、旬邑等武装起义;王泰吉领导的麟游兵变;常翔峰、王志祥等领导的神木手枪连兵变;习仲勋等领导的两当兵暴;杜鸿范、张东胶等领导的甘肃靖远兵变;高鹏飞、苏杰儒等领导的西华池兵变等。除西华池兵变因有陕甘游击队的接应取得成功之外，其他都遭遇了失败的厄运。然而，失败没有使革命者一蹶不振。他们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开辟新战场。刘志丹、谢子长在渭华起义失败后，先后在陕北、甘肃等地从事兵运工作。兵运工作本身极具复杂性和危险性，加上党内“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刘志丹经历了多次挫折，甚至遭受了牢狱之苦。令人敬佩的是，他“虽受镣锁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怠”。1931年4、5月，出狱后的刘志丹又在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策动兵变。失利后他只身回到南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集合起部分失散了的战士，沿着桥山山脉，逐渐又发展成一支二三百人的革命队伍”［6］26。这支队伍于10月下旬和西渡黄河而来的晋西游击队胜利会师，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次年2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曾乐观地鼓励刚刚经历两当兵变挫折的习仲勋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6］4

刘志丹带领陕甘游击队创建红二十六军和陕甘根据地也经历了极为艰苦的斗争历程。游击队转战南北，驰骋东西，虽取得不少胜利，但也遭受不少失败。尤为痛心的是，1933年5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南下渭华中全团覆没。刘志丹等人虽被困深山老峪，革命意志却没有动摇:“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6］32刘志丹这些鼓舞士气的话语以及历经艰难险阻死里逃生回到照金根据地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乐观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习仲勋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历经牢狱之苦，兵暴之险，建政之艰，“围剿”之难，“病患”之危，肃反时开除党籍之辱、生死存亡之忧，但总能乐观面对、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那“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的座右铭，既是他一生百折不挠、快乐奋斗的真实写照，也是其所在群体的革命精神与崇高精神境界的真实体现。

实践证明，正是依靠乐观奋斗精神，革命者才理性而勇敢地选择了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的“稍林”创建革命根据地，从容淡定地应对极端困苦的物质条件挑战，毅然决然地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巧妙机智地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破解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难题，以顽强的毅力冷静对待人生与革命的挫折和失败，处低谷而力争，受磨难而奋进，创造出人间奇迹。

三、渭华照金精神的时代价值

从崇高的理想信念、正确的路径抉择、辩证的思想维度和进取的风格特色等四个维度理解把握渭华照金精神，我们认为，爱国为民是灵魂，教育引领是关键，务实求真是核心，快乐奋斗是根本。渭华照金精神以其特有的含义和实践要求，在关中东部革命以至整个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进程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也必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凸显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渭华照金精神是党的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革命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列主义的伟大旗帜，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产生形成毛泽东思想，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首次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刘志丹、习仲勋、谢子长等为代表的陕西早期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内容，在将马列主义与西北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经验、思想和观点。主要体现在:关于革命力量的发动和发展壮大，采取在旧式军队或地方民团中实施教育引领的方法和兵暴策反方式，实行又斗争又联合的统一战线策略，壮大革命力量;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在工农革命军中首设政治委员，开启人民军队设立政治委员的先河，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于苏区(时称“稍林”)的选择，根据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放弃于敌有利而于我有害的平原，选择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的“稍林”，有利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关于工作方法方式，注重调查研究，坚持走群众路线，使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有了可靠依据，为革命胜利奠定雄厚群众基础;关于根据地建设，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处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聚和扩大统一起来;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依据客观情况决策，独立正确地处理问题。所有这些，融入党的思想体系，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重大贡献。

(二)渭华照金精神是创业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

渭华照金精神源于创业创新的伟大实践，同时又成为鼓舞创业创新伟大实践继往开来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西北革命从王尚德创建赤职、建立陕西最早的党团组织，到举行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渭华起义;从发动70余次武装起义，到初创渭北革命根据地;从创建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创业创新虽历经多次挫折乃至失败，但始终沿着发展壮大的方向前行。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北方革命斗争的旗帜，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规模较大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发展和壮大中国革命力量奠定了基础，为中国革命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军、治国的高级干部。它表明，在中国，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只要选择了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选择了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不管创业创新的道路有多么漫长、曲折和艰辛，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它还表明，坚定地创业创新精神，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继往开来的重要精神支柱，是事业兴旺发达的精神动力，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每一个人都有着创业创新、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只要努力进取，献身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崇高事业，坚持科学思想导引，弘扬创业创新精神，就一定会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才智，干好工作，干出业绩。

(三)渭华照金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价值观教育的宝贵精神资源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广泛民众基础，真正能够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引领时代前进并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的价值体系。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7］31－32渭华照金精神包含爱国为民、教育引领、务实求真、快乐奋斗等一系列内容。将渭华照金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比较，不难发现，这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值得传承和弘扬的生动鲜活的宝贵精神资源。认真体会，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科学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正确性和重大意义，增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凝聚着渭华照金精神的革命遗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而珍贵的载体。瞻仰参观、睹物思人，能够使我们潜移默化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经受先辈崇高精神境界与独特人格魅力的熏陶与洗礼。近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法则已侵蚀到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导致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减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及其生活方式沉渣泛起，腐蚀党和政府的肌体，败坏社会风气。在教育引领中，要大力弘扬渭华照金精神等党的精神财富之精华，牢固树立忠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爱国为民精神，一切着眼于人民利益，服务于人民需要，防止和克服拜金主义;牢固树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观念和精神，防止和克服个人主义的消极影响;牢固树立百折不挠、快乐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确立正确的消费观和苦乐观，防止和克服享乐主义。

(四)渭华照金精神是推进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历史借鉴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是渭华照金革命进程党建的重要历史经验。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西早期共产党人，之所以历经七十余次起义失败而不气馁，历经多次反“围剿”斗争的严重挫折而不灰心，历经牢狱之苦、生死之忧而不屈服，就是因为他们有科学的信仰和理想。这种信仰与理想，是革命者的政治灵魂，是革命者经受考验的精神支柱。在今天，面对世界风云变幻，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诸多难题，只有坚定信仰理想，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才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人民利益为重，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渭华照金革命进程党建的又一重要经验。正是因为习仲勋同志在群众工作中形成和体现出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风范，才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召开的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他那“我是农民的儿子”的朴实语言，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反映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体现出党的群众路线，反映出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文关怀情结与使命意识。与习仲勋一样，刘志丹赢得“咱们的老刘”“活地图”称呼，既是他热爱故土、热爱人民的生动写照，也是人民尊敬他、爱戴他、信任他的真情表达。毛泽东曾分别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些无不说明一个道理:群众心中有杆秤，群众在你心中有多重，你就在群众心中有多重，群众在你眼中有多高，你在群众眼中就有多高。事实证明，只要牢记并相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一定会创造出人间奇迹来。当前，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等“四大危险”的新形势，尤其需要增强宗旨意识，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五)渭华照金精神是建立创业创新文化的思想渊薮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古代中国，陕西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秦皇汉武曾使陕西声名远播、享誉世界。在近现代中国，陕西也因西安事变，尤其是红都延安的影响而驰名中外。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史及其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宣传比较薄弱，这段辉煌的历史和它所包含的丰厚历史文化资源及其价值少为人知或不为人知。我们认为，渭华照金精神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弘扬，也是对陕西乃至西部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还是对中国革命思想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可见，它是创业创新的文化渊薮。渭华照金精神作为具有独特价值内涵的文化传统，在当时是根据地军民保持昂扬斗志、战胜重重困难、创造西北革命辉煌业绩的重要法宝，已渗透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人民的精神血脉中，熔铸在包括陕西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性格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保持旺盛生机活力、克坚攻难、战无不胜的文化基因。在今天，传承和弘扬渭华照金精神，不但能丰富陕西文化品牌的内涵，提升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文化软实力，提高陕西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地位，而且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进一步塑造和提升陕西人民尤其是关中地区人民的自尊、自强心理，激发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对于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来到渭华、照金，不应只是缅怀和追思历史，观赏秀美山色，更要让渭华照金精神融入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从前辈的足迹中汲取精神营养，使之成为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当年，渭华照金精神创造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奇迹，今天，弘扬渭华照金精神，有利于促进区域创业创新文化发展。

［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M］.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陕甘边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7.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N］.人民日报，1979－10－16.

［5］贾巨川.习仲勋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6］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