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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世界:知觉世界之“说”*
——梅洛-庞蒂言语行为理论的独特维度

2013-03-18

外语学刊 2013年1期
关键词:庞蒂梅洛现象学

赵 凯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150080)

2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发生了语言转向。无论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哲学,都把语言置于其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总的来看,分析哲学家追求语言的精确性和清晰性,而欧陆哲学家则钟情于语言与人及其生存的关系。在欧陆哲学中,“如果我们不把后来的哲学解释学考虑在内,现象学范围内对于语言问题的最系统的哲学思考当归于梅洛-庞蒂”(杨大春2005:265)。作为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对语言问题的思考贯穿其哲学始终。从前期的生存论到后期的存在论,梅洛-庞蒂始终强调语言的实践性,将语言视为一种“说”的行为或活动,将“说”(言语行为)视为人的生存方式,形成风格独特的言语行为理论。与其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不同,梅洛-庞蒂的言语行为理论不仅有扎实的生存论根基,而且还可以实现经现象学还原后的知觉世界向语言文化世界的过渡,并为解决意义问题、他人问题、历史问题等提供新的理论路径。在梅洛-庞蒂哲学中,知觉和身体是一切行为(包括言语行为)展开的基础和前提,知觉世界孕育着有待“说”出的原初意义。本文以知觉和身体为出发点,在理清梅洛-庞蒂对言语行为和原初意义的现象学描述基础上,探讨言语行为在知觉世界向文化世界过渡中的关键作用,凸显其言语行为理论的独特维度。

1 言语行为的基础和前提:生存论现象学视角下的知觉与身体-主体

梅洛-庞蒂哲学以“含混”著称。其哲学的含混性“要求我们超出自为和自在的选择来设想人的生存本身”(梅洛-庞蒂2005:1),克服科学客观性和先验主观性而回归物性与灵性交织的生活世界。梅洛-庞蒂欲从生存论出发走出传统哲学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困境,解决理智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纷争。由于“现象学最重要的成就也许是在其世界概念或合理性概念中把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极端的客观主义结合在一起”(Merleau-Ponty1962:xix),所以梅洛-庞蒂在坚持生存论的同时选择了现象学。他认为,现象学的世界不是先验自我的构造物,也并非实在论意义上的客观世界,而应该是存在的基础,是构成一切知觉活动的场,是“认识始终在谈论的在认识之前的这个世界”(Merleau-Ponty 1962:ix)。于是,通过其独特的现象学还原,梅洛-庞蒂将世界还原为一个原初的知觉世界,并将知觉视为一切行为(包括言语行为)的基础和前提。

知觉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常见的却非首要的概念,以往的哲学家在涉及知觉问题时常常将其纳入感觉范畴,认为探讨知觉也就是探讨感觉、可感性、感觉材料等问题。但在梅洛-庞蒂哲学中,知觉却与上述问题无关。梅洛-庞蒂将知觉视为“哲学家的绝对知识”,并开创性地将知觉置于其哲学研究的首要地位,认为知觉是构成一切知识的基本层次,“对知觉的研究必须先于其他层次的研究,如文化领域,特别是科学领域的研究”(施皮格伯格1995:767)。那么梅洛-庞蒂的知觉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前言中写道,“知觉不是关于世界的科学,甚至不是一种行为,不是有意识采取的立场,知觉是一切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是行为的前提”(Merleau-Ponty 1962:x)。也就是说,知觉不是经验主义感觉材料对人体的机械刺激,也不是理智主义知觉意识的知性活动,而是先于一切科学反思的一种前客观的领域。确切地说,知觉是一种前反思的、前科学的、主客未分的原初生存体验。正是这种知觉体验成为梅洛-庞蒂现象学描述的终极对象。施皮格伯格在《现象学运动》中总结道,“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主要是试图考察我们对先于任何科学说明而被给予的世界的体验中的基本层次。知觉就是我们所特有的进入这个层次的通路。因此,主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具体地观察并描述这个世界是如何将自己呈现给知觉的,不忽略它的意义和意义的缺乏,它的明晰性和它的暧昧性”(施皮格伯格1995:768)。

既然知觉是生存体验的原初层次,那么也就意味着在知觉体验中人与世界建立起最基础的关系。梅洛-庞蒂认为,人与世界并非传统哲学中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一种存在关系——在世界中存在(being-in-the-world)。人并非作为先验意识或客观物体,而是作为身体存在于世界中,“因为身体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就是身体”(Merleau-Ponty 1962:206)。梅洛 -庞蒂的“身体”不是与心灵相对的二元论的身体,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身体,融合了心灵和肉体的灵化身体。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不仅是人在世界中的定位和在世界中存在的媒介物,而且还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Merleau-Ponty 1962:146)。身体通过生存运动与世界进行着原初的互动和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将前反思的生存意义赋予世界。这样,身体“进入到主体的序列中,并因此挤走了纯粹意识”(杨大春2005:198)而成为知觉的主体、身体-主体。梅洛-庞蒂所谓的身体-主体是暧昧的、不透明的、前意识的,是一种“无性、数、格的主体性”,“它只能把握本身和把握世界,它不构成世界,它把周围的世界设想为不是它产生的一个场”(Merleau-Ponty 1962:404)。也就是说,身体-主体在反思意识形成之前已经在世界中存在,并前意识地与世界融为一体,形成互属关系:身体-主体以世界为其生存界域,世界以身体-主体为其意义核心。身体-主体及其知觉活动不仅构成了一切行为的基础和前提,而且还是一切意义的发源地。

2 原初意义的诞生及表达:知觉世界与身势动作

身体-主体超越传统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将内在与外在、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通过原初生存活动向世界开放。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本身在世界中,就像心脏在机体中:身体不断地使可见的景象保持活力,内在地赋予它生命和供给它养料,与之一起形成一个系统”(Merleau-Ponty 1962:203)。这个系统被梅洛-庞蒂称为知觉世界。

知觉世界又叫做现象世界,是经过梅洛-庞蒂现象学还原后的原初领域。在知觉世界中,身体-主体以世界为其生存环境并通过原初知觉体验进入到世界的深处,世界也通过身体-主体的原初知觉体验获得自身的存在。身体-主体与世界相互侵越、相互交织、相互依存,不仅构成“一切理性、一切价值和一切实存预设的基础”(Merleau-Ponty 1964:13),而且还在活生生的知觉体验中形成一个原初意义系统,其对应关系及意义无需经意识反思就能被使用。换言之,身体-主体通过知觉体验构成人的实存基础的同时,也使知觉世界充盈着非主题化的原初意义。

然而,身体-主体的前意识性决定它无法像胡塞尔的先验自我一样超然地赋予知觉世界以意义。那么原初意义何以能诞生于知觉体验中呢?在梅洛-庞蒂看来,由于原初知觉体验具有自发性、前客观性和前意识性,所以知觉世界中既没有具有构成能力的意识,也没有客观化的思维,存在其中的只是“一种不同于认识的与物体建立联系的方式”(Merleau-Ponty 1962:387),一种纯粹的、无声的体验。之所以说它是无声的,是因为它先于语言,先于任何主题化。梅洛-庞蒂认为,“在知觉中,我们不思考物体,我们不认为自己是有思维能力的人,我们属于物体,我们与身体融合在一起”(Merleau-Ponty 1962:238)。尽管身体-主体前反思、前意识地陷入知觉世界之中,但知觉世界却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有待于“引向其本意的纯粹表达”(Merleau-Ponty 1962:219)。其意义核心正是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活生生的意义的扭结”(Merleau-Ponty 1962:151)。身体-主体在意向之线的牵引下,在与世界的原初关联中,通过知觉活动“把一种意义置入到不具有意义的东西中”(Merleau-Ponty 1973:78)。身体-主体在知觉活动中产生的意义是一种前意识的、前语言的身势动作意义,并且这种意义与知觉活动不可分离,因为“意义在动作本身中展开,正如在知觉体验中,壁炉的意义不在感性景象之外,不在我的目光和我的运动在世界中发现的壁炉本身之外”(Merleau-Ponty 1962:186)。

“任何知觉,任何以知觉为前提的行动,简而言之我们的身体的任何使用已经是原初表达。”(Merleau-Ponty 1973:78)梅洛-庞蒂进而认为身势动作意义在知觉活动中的产生过程就是其获得自我表达的过程。身体具有一种自然表达的能力,身体-主体通过其生存活动使原初的动作意义获得表达,原初的动作意义通过身体行为使身体获得理解。于是,身体在知觉经验中既充当能指又兼作所指,在能指、所指未分的含混状态中实现了原初意义的表达。

作为一位始终关注生存的哲学家,梅洛-庞蒂在探讨原初意义及其表达问题时要克服唯我论:“我(je)这个词如何能用于复数?”(Merleau-Ponty 1962:348)。复数的身体-主体如何表达自身并获得相互理解?也就是说,在知觉世界中他人的行为如何获得表达并得到我的理解,反之我的行为又怎样表达并能被他人理解呢?

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或将人看成自在的存在,也就是展现在空间里的物体的存在;或将人视为自为的存在,也就是意识的存在,却都不约而同地陷入客观思维的窠臼,无法为他人及诸意识留有位置。梅洛-庞蒂认为,不能将意识“设想为一个有构成能力的意识和一个纯粹的自为的存在,而应该把它设想为一个知觉的意识、行为的主体,在世界上存在或生存,因为只有这样,他人才能出现在其现象身体的顶点,接受一种‘地点性’”(Merleau-Ponty 1962:351)。他人的出现使知觉世界不再仅仅是唯我的世界,它既向我呈现,也向他人呈现,呈现给开始显现在他人身上的另一种行为。于是,身体及其知觉体验具有了主体间的意义,“是我的身体在感知他人的身体,在他人的身体中看到自己的意向的奇妙延伸,看到一种看待世界的熟悉方式”(Merleau-Ponty 1962:354)。在知觉世界中,身势动作意义不是作为物体呈现出来,而是被他人的行为重新把握和理解的。“我在动作中看出愤怒,动作并没有使我想到愤怒,动作就是愤怒本身”(Merleau-Ponty 1962:184)。梅洛-庞蒂通过对身势动作的现象学描述实现了我与世界及他人原初的沟通和理解,使原初意义及其表达走出意识哲学的困境回到人的实存当中。

然而,知觉世界的原初性和前反思性决定了知觉经验及其表达只能是“沉默无声”或者说是前语言的。在世界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的身体-主体虽然在其周围已经形成一个意义系统,但这个系统中的意义只能被使用却不能被阐明。也就是说,身势意义(身体-主体的动作意义)虽然存在但不能被主题化,无法通过自我意识(反省)得到确定。它属于“沉默的我思”,有待于“被言语重新获得、确定和阐明”(Merleau-Ponty 1962:404)。作为在世界中的存在,身体-主体不能像意识主体一样寓于自身,寓于笛卡尔式的我思。身体-主体要说话,要成为说话主体,因为“我只有通过语言的中介才能理解我的思想和我的存在”(Merleau-Ponty 1962:400),因为“语言具有的使被表达的东西存在,为思维开辟道路、新的维度、新的景象的能力”(Merleau-Ponty 1962:401)。况且梅洛-庞蒂认为笛卡尔的我思也是“一种使用语言和发出词语的声音的自我意识,一种凭语言的我思”(Merleau-Ponty 1962:401)。言说是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体-主体如何能够实现生存性的转变成为说话主体,知觉世界如何过渡到语言文化世界就成为梅洛-庞蒂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实,梅洛-庞蒂对知觉世界的描述已经为其进入文化世界做好了奠基工作。他解释说,“我没有声称文化就在于知觉。构成知觉经验之上的第二层经验,是整个文化世界。而知觉经验就像是必不可少的根基”(梅洛-庞蒂2002:52),而且“我们的身体是构成文化世界所有表达和所有获得的可能性条件”(Merleau-Ponty 1962:388)。可见,文化世界奠基于知觉世界,身体是言语表达的前提。梅洛-庞蒂于是将言语实践活动(言语行为)视为特殊身势动作,从而实现从知觉世界向文化世界的生存性转变。

3 文化世界的生成:知觉世界之“说”

在知觉世界中,“世界不是我所思的东西,我向世界开放,我不容置疑地与世界建立联系,但我不拥有世界”(Merleau-Ponty 1962:xvii),世界与我完美地交织在一起。这里的一切还尚未主题化:主客体未分,不存在思维、观念和语言,我前反思地通过知觉体验与世界原初地关联着。知觉体验使知觉世界充盈着意义,但却不具有将其明确表达出来的形式和手段。“正如叶脉总是从里面支撑着叶子一样,观念是经验的织纹,是它的风格,它首先是沉默的,接着被大声说出来”(Merleau-Ponty 1968:119)。梅洛 -庞蒂认为,只有“说”(言语行为)才能将知觉体验以及沉默的意义确定并表达出来,也只有通过“说”知觉世界才能升华为文化世界,“说”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言语是一种真正的动作,它含有自己的意义,就像动作含有自己的意义。”(Merleau-Ponty 1962:183)遵循着身体和知觉的奠基性原则,梅洛-庞蒂将言语实践活动(言语行为)视为特殊的身体动作,特殊之处在于其通过词语寻求自身的表达,因为“言语的最初意义在言语力图表达的这种体验原本中”(Merleau-Ponty 1962:337)。由于词语的出现,身体行为超越自身升华为言语行为并使“精神的或文化的生活从自然的生活中获得其结构”(Merleau-Ponty 1962:193)。

身体对于梅洛-庞蒂来说不是客观的,而是现象的。现象身体向世界开放并具有一种综合能力,能够将外物结构化,可以在其习惯从事的活动中融合活动的工具,使其如同身体器官一样参与身体本身的最初结构中。比如,“盲人的手杖对盲人来说不再是一件物体,手杖不再为手杖本身而被感知,手杖的尖端已转变成有感觉能力的区域,增加了触觉活动的广度和范围,它成了视觉的同功器官”。于是,“手杖成为了身体的一个附件,身体综合的一种延伸”(Merleau-Ponty 1962:143)。就言语行为而言,身体通过其发音器官把某种运动本质转变为声音,身体向一种新的行为开放并获得了一个新的习惯动作。“我不须要回想外部空间和我自己的身体,就能使我的身体在外部空间里运动……同样,我也不须要回想词语,就能够认出它和读出它”(Merleau-Ponty 1962:180)。这样,通过一种新的结构化,语言被纳入身体中,成为身体的延伸。“我回想词语,就像我的手伸向被触摸的我的身体的部位,词语在我的语言世界的某处,词语是我的配备的一部分”(Merleau-Ponty 1962:180)。所以梅洛-庞蒂认为,“关于言语,我们既不能说它是用智力活动,也不能说它是一种运动现象:言语就是运动机能”(Merleau-Ponty 1962:194)。

既然言语行为是身势动作的延伸和升华,那么言语行为的意义(语言性意义)是否也源于身体的动作性意义呢?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通过身势动作将某种原初意义赋予世界,而“词语的概念意义最终应该通过对内在于言语的一种动作意义的提取而形成”(Merleau-Ponty 1962:179)。从生存论的角度来看,身势、表情、语言都属于身体动作,是生存本质的体现和表达,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应该在情绪动作中寻找语言的最初形态,人就是通过情绪动作把符合人的世界重迭在给出的世界上”(Merleau-Ponty 1962:188)。言语行为的意义与身体动作的意义同源,只不过言语行为使“运用我们的身体的某种方式突然有了某种转义,并把它传递到外面”(Merleau-Ponty 1962:194),“就像我们的身体突然顺从在获得的习惯中的一个新动作,思想和表达就同时形成”(Merleau-Ponty 1962:183)。

如同身势行为与原初的生存意义相互蕴含一样,语言的意义和言语行为也不可分离。语言意义在言语行为自身中实现,“语言动作和所有其他动作一样,自己勾画出自己的意义”(Merleau-Ponty 1962:186),词语的意义最终来源于词语本身。这里所说的词语意义并非指词语的概念意义或词典意义,而是词语的存在意义、情景意义,它“不仅由言语表达,而且也寓于言语中,与言语不可分离”(Merleau-Ponty 1962:182)。梅洛-庞蒂十分重视对词语的情景意义和概念意义进行区分,即区分“能说的语言”和“被说的语言”,“能表达的言语”和“被表达的言语”。他认为前者的表达活动是原初的,能分泌出新的含义,而后者则是言语行为经过沉淀后形成的客观化的语言符号系统。言语的表达活动“构成了一个语言的世界和文化的世界,使趋于远方的东西重新回到存在,由此形成了就像拥有获得的财富那样拥有可支配意义的被表达的言语”(Merleau-Ponty 1962:197)。只有回归语言现象,身体-主体才能成为说话主体,也正是在言语实践本身中我们才学会理解。

言语行为不仅使语言性意义成为可能,它同时也使思维和思想成为可能,因为我们的原初体验和思想只有借助于语言才能确定下来,才具有可反思性。梅洛-庞蒂认为语言和思想相互实现,不存在脱离语言的纯粹思想,纯粹思想只能是意识的某种空虚,一种瞬间的愿望。换言之,在言语行为之前存在的不是有待表达的思想,存在的只是一种模糊的,前反思的“意指意向”。“说话人的言语不表达即成的思想,而是实现这种思想。”(Merleau-Ponty 1962:178)通过言语的实践活动,一种激活语言事件的意指意向得到实现,思维经过语言表达之后成为我们的思想,同时沉默的知觉世界也通过言语行为升华为语言和文化的世界。梅洛-庞蒂在《间接语言》中写道:“当我们从事件的维度过渡到表达的维度时,我们改变了秩序但没有改变世界:我们接受的那些同样的材料变成了有含义的系统”(Merleau-Ponty 1973:75)。

在知觉世界中,我通过身体感知他人。而在文化世界中,“说话的‘我’被安置在身体和语言之中……如同被安置在一部把‘我’神奇地传输到他人视野里的机器之中”(Merleau-Ponty 1973:19)。借助于语言和身体,说话主体与他人相适应,说话和理解成为自我-他人系统中的沟通方式。“一旦人使用语言来建立和他本人、和他的同类的一种活生生关系,语言就不再是一种工具,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内在的存在以及把我们和世界、我们的同类连接在一起的精神联系的一种表现,一种体现。”(Merleau-Ponty 1962:196)通过言语行为、语言活的使用,说话主体在将其自身投射给他人的同时又将他人引向自我,语言成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的纽带。在梅洛-庞蒂看来,文化世界可以提供自然无法呈现的东西,因为“在所有的表达活动中,只有言语能沉淀下来和构成一种主体间获得的知识”(Merleau-Ponty 1962:190),“可支配的意义,即以前的表达行为,在会说话的主体中间建立了一个共同的世界,而当前的和新出现的言语就和这个共同世界有关联,就像动作和感性世界有关联”(Merleau-Ponty 1962:186)。语言是我和他人的公共领域,我的思想和他人的思想在这里交汇,“在一种完全的相互关系中,我们互为合作者,我们互通彼此的看法,我们通过同一个世界共存”(Merleau-Ponty 1962:354)。

身体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原初手段,知觉体验是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一般方式,而语言则是将身体的体验结构延伸至符号性的文化世界中的媒介。“语音动作实现了某种体验的结构,某种生存的变化”,“人们最终承认言语的动作或存在意义”(Merleau-Ponty 1962:193)。梅洛-庞蒂得到的终极事实:“是身体在表现,是身体在说话”(Merleau-Ponty 1962:197)。“正如其他动作的理解必须以所有的人共有的被感知世界为前提”(Merleau-Ponty 1962:194),言语行为也同样奠基于这个世界,只不过这个世界已经在言语实践活动中升华为文化世界。

4 结束语

梅洛-庞蒂的言语行为理论始终关注人的言语实践,强调语言的含混性和超越性,具有较强的独创性和独特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言语看成行为或实践的观点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其中比较成熟且影响较大的是分析哲学日常语言学派的奥斯汀和塞尔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虽然他们也不约而同地考虑到语言使用者,重视语言的实际使用和情景语境,但是都或多或少受到逻辑主义的影响,将语言和思想视为自足的系统,将人视为系统中的常量和语言的承载者,强调语言的明晰性和实用性,没有看到语言的含混性及其生存论基础。而梅洛-庞蒂将言语视为“我们的生存超过自然存在的部分”(Merleau-Ponty 1962:197),超越表象论和指称论确立言语与意义、思想的辩证关系,并开创性地通过“能表达的言语”(言语行为)解决知觉世界向文化世界的过渡问题。他将生存论与现象学相结合,在使语言回归语言现象的同时强调生存的语言性和语言的生存性。

其次,梅洛-庞蒂对“能说的言语”和“被说的言语”的区分和语言现象学相关思想受到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不过,梅洛-庞蒂在吸收了结构主义的合理因素后超越了结构主义。他不仅将语言视为系统,强调语言的结构性,而且还将研究重心从结构主义重视的语言(langue)转向言语(parole)。这样就凸显出说话主体在语言结构中的作用,通过言语行为打通了能指和所指的界限,使能指和所指具有可逆性,将“能指为所指所超出看成表达的根本事实”(梅洛-庞蒂2003:52)。

最后,在后期思想中,梅洛-庞蒂将语言提升至存在论的层面,但始终没有放弃言语行为的实践性及其生存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后期虽然也持存在论语言观,但与梅洛-庞蒂后期的存在论语言观具有一些差别:海德格尔后期几乎将语言等同于存在,认为人听从存在的呼唤而说,强调语言在逻辑上先于存在者存在,而且海德格尔所说语言已是存在之言而非人的日常语言;而梅洛-庞蒂恰恰意识到并把握住语言的感性基础,使语言牢牢扎根于知觉世界。认为存在只有在人的语言中才能显现,言语实践是沟通不可见与可见的桥梁,言语与存在交织在一起,强调言说与存在的相互依赖性和可逆性。

综上所述,梅洛-庞蒂对语言的重视贯穿其哲学始终,其独特的言语行为理论不仅可以克服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语言观的缺陷,而且还可以为解决他人问题、历史问题以及存在等问题提供新的理论维度和视角。所以,对梅洛-庞蒂语言思想及其言语行为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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