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童星 采访/凌燕

126.学界动态

实施“再嵌入工程”，预防极端个体性事件

专家/童星 采访/凌燕

最近，社会暴力事件不断升级，“暴戾之气”也成为了我们反思的重要关键词，“暴戾之气”的社会根源在哪里？对社会管理我们应该有哪些反思？我们可以怎样预防和应对此类事件的发生？本刊记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恰逢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社会学专家童星教授，童教授最近对此类问题有很多的思考，借此机会，记者就这些问题对童教授做了采访。

童星：

南京大学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社会学家和公共管理专家。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社会改革与对策、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

记者：童教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近段时间，社会上接二连三地出现的一些个人实施的暴力案件，比如厦门公交车爆炸案、首都机场爆炸案、武汉商场血案、北京摔童案等，这些案件不断突破着中国人对人性之恶的理解极限，也拷问着当下的社会管理。对于这“戾气”之根源，您怎么看？

童星教授：这些事件属于典型的极端个体性事件。所谓极端个体性事件，又被称为“个人极端行为”、“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等，一般是指单个行为人采取砍杀、爆炸、纵火、枪杀、车撞等暴力行为发泄私愤、报复社会，制造重大伤亡或影响的犯罪行为。这类事件具有突发性、手段残忍性、攻击对象无差别性、后果严重性，以及示范效应强等特征。而近期极端个体性事件呈现密集发生态势，像福建厦门公交车纵火案、北京大悦城恶性杀人案、首都国际机场爆炸案、黑龙江海伦敬老院纵火案、男子当街摔死女童案、成都公交砍人案等等，都属于这类典型案例。从爆炸、纵火，到砍杀、摔婴等，这些极端个体行为的接连发生，的确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加剧了公众对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忧虑。这类事件其实也非今年才发生，前几年也曾发生过，如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全国连续发生数起“校园惨案”，后来不惜一切代价，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安全保卫工作，才得以遏制。不过，近来发生的极端个体性事件与前几年相比，其肇事地点非常不固定，因此更难对付，我们的防治思路也只能由针对“肇事地点”转向针对“肇事人”。

而关于对极端个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的探讨，已成为了政府与学界关注的热点。目前学界对极端个体性事件的成因的看法，主要集中在犯罪行为人的社会怨恨、心理疾病、利益受损、消极情绪疏导不够、媒体报道过分渲染，以及预防立法不健全等方面。我们认为，其实极端个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主要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被甩出社会结构之外的人”，他们是和谐社会建设中存在的不和谐音符，是从社会中“脱嵌”（disembedded）的个体。为这些脱嵌个体提供各种资源和可容纳的“床位”（beds），让他们“重新嵌入”（re-embeddedment）社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记者：这些脱嵌的个体是不是与缺乏公平的制度体系相关，对这些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我们可以如何预防？

童星教授：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但是由于对社会公平体制缺乏必要的关注，权力与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了社会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资源。这些脱嵌的个体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社会公平制度的缺乏所致。中国的社会转型的结构分化主要发生在三个层面，一是以个体进行分化，在这一分化过程中，虽然能否致富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个体的能力差异，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于是形成了个体之间的贫富分化。第二是以群体进行分化，这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线，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抓大放小”到现在的“国进民退”，形成了以垄断企业干部职工为主体的既得利益群体和“下岗”工人、“低保”人群为主体的利益受损群体。第三是以阶层进行的分化，形成了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对立。

而目前关于预防这些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对策，主要有五种代表性的观点：（1）“严打”论。公安系统主张对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依法严惩，绝不手软；（2）“疏导论”。采取心理疏导的方法，加强心理障碍者的排查、治疗和干预，预防极端心理及极端行为的产生；（3）“立法论”。通过健全法律法规，来解决冲突、遏制极端行为；（4）“引导论”。通过媒体的正面引导，减少负面效应；（5）“支持论”。通过社会救助、完善福利政策，加强家庭、社区、社会等的社会支持功能。

我们认为，这些成因分析与对策探讨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不同层面、不同程度揭示了极端个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并提出了应对之策，但不足之处是未能深究问题的根源，对策的应急性强，重应对轻预防。因此，我们对如何对待极端个体性事件，提出了要实施“一锁三嵌”的“再嵌入工程”建议。

记者：什么是“再嵌入工程”？这是您和您带领的团队今年研究的重大课题吗？再嵌入工程的重点是什么？

童星教授：是的，这是我们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院共同进行的关于“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研究”的子课题。我们认为，预防极端个体性事件不能仅仅依据应急管理理论，而要以社会风险理论和个体资源理论为基础，针对脱嵌个体实施“再嵌入”对策才能奏效。这个“再嵌入工程”是将工程学上的“嵌入工程”（embedded system）术语用在社会学学科里。再嵌入工程的重点是对“脱嵌个体”的关注。

我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中国的社会矛盾，我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主要是源于社会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所致的较为普遍的社会不满。这是变革社会中的普遍现象，而且主要是体现在心理层面上。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发生的观察，发现“这种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远没有使人民乐其所守，却到处滋生着一种不安定的情绪”。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 Davies)也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人们的价值期望都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提高的速度赶不上人们价值期望提高的速度，导致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的落差逐渐扩大，就会产生“发展型相对剥夺感”。还有德国的社会学家贝克( Ulrich Beck) 也承认，中国社会用三十年完成了西方二三百年间走过的道路，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迁，因此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的社会矛盾。因此，我们说，从总体上看，民众都承认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但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社会的分化带来参照群体的变化，民众并不总是和自己的过去比，而是和现在的他人比。这种对比集中体现在城市拆迁中，抛开其他各种因素，被拆迁户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动因也是推动拆迁矛盾生成与演化的重要变量，这种心理主要源于对某些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所获高收益的比照。

那么，我现在提出的“脱嵌”个体往往具有一定的共性。有研究将其共同特质归纳为“三低三少”：经济收入低、权力地位低、社会声望低，人际交往少、流动机会少、疏导渠道少；有研究刻画出他们共同的心理特质：颓丧无力感、相对剥夺感、社会抛离感。一般而言，脱嵌个体是那些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缺乏人际支持网络，失业或没有稳定工作，性格孤僻或偏执，对他人和社会有偏见、具有报复倾向的个体。当前特别要关注那些高危特殊脱嵌个体，如精神病人、非正常长期上访人员、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心理偏执显著人员等。筛选并锁定重点关注的脱嵌个体是实施再嵌入工程的基础，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记者：我们如何去筛选和锁定这些需要重点关注的脱嵌个体？是否有一个量性的指标来甄别和判断？

童星教授：目前我们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正在做关于筛选需关注的脱嵌个体的量性指标，具体的方法是，我们可以贯彻群众路线，人防技防并举，政府部门牵头、社区组织协同、广大公众参与，认真排查，群防群治；同时加强网络监控，及时发现蛛丝马迹。发现有人在公共场所、社交网络空间扬言“杀人”“爆炸”就实施“行拘”甚至“刑拘”，显然不合适；但据此将其列入重点关注对象予以锁定，则是十分必要的。对于筛选出的需要重点关注的脱嵌个体，可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综合信息数据库。本着“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和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理念，坚持专业防控与群防群治两条腿走路，实施动态跟踪，全程关注。

记者：在锁定了需重点关注的脱嵌个体之后，接下来应如何去实施再嵌入工程？

童星教授：在锁定重点关注的脱嵌个体之后，政府应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实施机制再嵌入、资源再嵌入、能力再嵌入等三项工程，具体来说，首先需要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再嵌入机制；第二，拓展社会支持下的再嵌入资源；第三，开发心理干预下的再嵌入能力。

记者：对再嵌入工程的实施，政府的主导力表现在哪些方面？

童星教授：政府在预防极端个体性事件的全过程中是负有主要责任的，应发挥主导作用，整合各种资源，通过加强以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确保民生需求，促进社会和谐。

在政府主导下，应着力构建八大脱嵌个体的再嵌入机制，其中前四个是“治标”，后四个是“治本”，其思路是用“治标”为“治本”赢取时间。“治标”机制包括：（1）合法的预警管控机制，对具有明显报复倾向的脱嵌个体，依法进行分级分类预警管理和控制；对尚无报复倾向的脱嵌个体落实管帮责任，寓管于帮，以帮促管；（2）畅通的利益诉求维护机制，使脱嵌个体能够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其合法权益，及时实施有效救济措施，平复其心理落差及愤恨；（3）有效的社会沟通协调机制，通过多种形式的社会沟通、社会协商，将涉及脱嵌个体的潜在矛盾及时化解；（4）正确的新闻媒体引导机制，加强舆情导控，正确引导公众认知，防止犯罪手法示范效应扩大和公众模仿跟进效应发生。

“治本”机制则有：（1）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确保“底线公平”，促进分配正义和社会公平；（2）动态的社会整合机制，修复脱嵌个体的社会纽带断链，促进其人际融洽和社会融合；（3）良性的社会流动机制，消除社会排斥和社会屏蔽，改革户籍制度，拓宽社会流动渠道；（4）有序的民主参与机制，使脱嵌个体可以平等、有序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行使其公民权。

记者：我们说，社会管理创新还应积极发挥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作用，那么，再嵌入工程除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外，社会应该怎样支持？

童星教授：社会支持下的再嵌入工程是我们再嵌入工程实施中的第二个重要方面。由于脱嵌个体往往处于社会支持断链之中，缺乏来自家庭、亲友、邻里、同事等的社会支持，陷入资源匮乏、生活无助、心理焦虑、精神紧张之状态。这种状况发生在“单位制”转向“街居制”的改革过程中，因而不可能重新回到“单位制”，只能通过强化社会支持网络、特别是社区支持网络予以解决。在这方面，社区组织和各类慈善、福利、服务型社会组织应当大有可为，也理所当然地应当得到法律法规的扶持和基层党政组织的支持。

在社会支持网络的作用下，主要给脱嵌个体提供两大类再嵌入资源：一是有形的再嵌入资源，主要包括：生活资源，使其具有维持生存的基本物质资料；行动资源，使其具有缓解生活压力的基本场所和设施；财力资源，通过私人捐献、政府补助和企业赞助等给予其定期的支持，使其有一个不致绝望的生存条件。二是无形的再嵌入资源，主要包括：情感资源，使其感受到受尊重、有支持、被理解，能获得友情与关爱；组织资源，使其获得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拥有组织归属感；技术资源，采取各种培训方式，使其握有一定的谋生技能、知识和手段；社交资源，倡导社会去偏见化，为其提供团结、互信、共享的社会氛围，从而有尊严地生活；以及可得的法律援助资源、信息资源等。

记者：您刚才还提到了心理干预，能详细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童星教授：可以。开发心理干预下的再嵌入能力是从心理层面入手。脱嵌个体往往社会适应性差，且不同程度上具有偏执、怨恨、易冲动等心理特征和行为倾向。针对这些特征，有必要依靠广大社会工作者发挥专业特长，实施心理干预，即依据心理学原理，有计划、按步骤地对脱嵌个体的心理活动、个性特征或心理问题施加影响，使之摆脱心理问题和偏见，培育社会友善心态。心理干预的基本理念是“疏胜于堵”，主要手段包括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心理康复、健康促进、情感宣泄、心理危机干预等。

通过心理干预，开发脱嵌个体以下三大类再嵌入能力：（1）心理型再嵌入能力，包括：应对挫折的反应能力，有效应对挫折和压力；心理调适能力，增强心理弹性；情绪控制能力，缓和精神紧张状态，平和心情；心理康复能力，恢复或改善心理创伤；心理保健能力，具有心理卫生常识和心理保健知识。(2)发展型再嵌入能力，包括：基本谋生能力，能够获得基本的收入来源，摆脱弱势状态；生存适应能力，积极应对生活环境发生的各种变化；自我认同能力，培养自信，实现自己的价值。（3）社会型再嵌入能力，包括：社会包容能力，信任和包容他人；社会融入能力，掌握社交技巧，回归社会；社会担当能力，关爱他人，增强社会责任感。

总的来说，再嵌入工程是重点关注、重点预防，通过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对脱嵌的个体以人文关怀，让他们重新回到社会中，从而从根源上减少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发生。

图片新闻

“发展中国家大城市治理与发展”中日研讨会

2013年 9月25日，本刊记者前往上海市社科院，参加了由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与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发展中国家大城市治理与发展”中日研讨会。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振研究员主持会议，上海市社科院院长王战致开幕词。

会议分三场。第一场：大城市贫民窟现象与应对之策。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开艳、日本新领域研究中心法与制度研究组研究员相泽伸广进行了发言。沈开艳的题目是“大都市商务区功能性项目开发：国际经验比较与上海的借鉴”，主要是通过对法国、德国、日本的商务区的比较介绍，对上海虹桥商务区的发展进行讨论。

第二场：大城市社区建设与城市治理。发言人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新领域研究中心环境与资源研究组长主任研究员大冢健司、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王振副院长的发言题目是“上海外来人口的增长趋势与面临的城市治理问题”，他指出城市人口调控政策的问题存在该控的失控，不该控的严控，调控机制存在诸多不合理地方。大冢健司的发言题目是“社区建设与公共管理——以中国江苏省Y区为案例的公众参与问题”。周海旺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与公共服务”。

第三场：寻找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观点——以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为中心。由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新领域研究中心、上席主任调查研究员大西康雄、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郁鸿胜、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新领域研究中心东亚研究组研究员任哲、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臧得顺发言。大西康雄的发言题目是“日本提升城市竞争力之策略分析”，郁鸿胜的发言题目是“长三角城市竞争力分析”，任哲的发言题目是“从乌坎事件看农村城镇化”，臧得顺的发言题目是“上海劳工生活与工作状况——基于浦东迪斯尼项目与青浦工业园区的调查”。

会议从上午九点一直持续到下午六点圆满结束。

文· 图/凌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