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点》记者 周呈思 杨萍

北九州的“劫”与“生”
——一座重工业城市如何实现了产业转型与环境治理的双赢？

《支点》记者 周呈思 杨萍

在日本北九州市区的胜山公园里，摆放着一口1973年长崎市赠送给北九州市的祈求和平的警钟。68年前，这里曾与核灾难擦身而过，那颗让长崎遭受灭顶之灾的铀弹，原本是要扔落在重工业云集的北九州市上空，但因天气原因美军临时改变了投放地点。也因如此，直到现在，每年的8月9日，两座城市都要同时举行纪念仪式。

躲过核浩劫的北九州市，在战后恢复并重建了钢铁、化学、煤炭等重化工业，经济欣欣向荣，成为日本奇迹的一个缩影。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产业变迁与三次石油危机严重打击了这座城市的工业经济，同时工业造成的严重污染令北九州生机全无，1968年在此爆发的“米糠油事件”成为20世纪世界“八大公害”之一。在产业衰退与城市污染的双重夹击下，北九州市经济社会危机重重，走到了城市恶性发展的死胡同。

然而，这座曾掀开东亚近代化大幕的城市并不甘心就此沉沦。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城市政府、企业、社会纷纷联合起来，约束排放、发展循环经济，并引入新兴产业和高端研究机构，凭借“生态”与“高技术”来重塑城市形象；其后20年的实践证明，北九州的生态城市战略取得巨大成功，不仅改造了环境，还塑造了全新与可持续的城市经济、产业结构，现已成为世界四大成功转型的工业城市之一。

北九州的今天能否成为中国众多饱受资源、环境压力之苦的重工业城市、资源型城市的明天？2012年秋冬之交，本刊接受日本应用地域学会的邀请，参加了在北九州举办的亚洲区域科学国际研讨会，并在日本国际东亚研究中心（ICSEAD）的帮助下，访问了这座新生而美丽的东方滨海之城，以探寻重工业城市实现产业调整与环境治理的双赢之路。

钢铁立市

2012年10月，新日本制铁公司（以下简称新日铁）与住友金属公司宣布合并，这个消息惊动了全球钢铁业。

这两家全日本排名第一、第三的钢铁“巨无霸”实现合并后，粗钢生产能力合计约为5000万吨，将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安赛乐米塔尔公司（Arcelor Mittal）。

不过，考虑到行业凋敝的背景，这样的合并更多是为了抵挡来自亚洲诸多对手的激烈竞争、缓解国内汽车企业需求日渐萎缩带来的冲击。正如新日铁公司执行董事宫本胜弘所说，“当前的业务环境十分严峻”。

新日铁是世界钢铁行业的“百年老店”，曾如日中天般伴随了日本浩浩荡荡的整个工业近代化的历程。而位于九州岛北部的北九州市，则是日本工业近代史的“第一见证者”。

1901年，一个厂房硕大、烟囱林立的巨型工厂在北九州的八幡地区开动了机器，数以万计的工人井然有序地劳作，高炉升腾起的团团烟雾笼罩了下关海域。这便是日本第一个钢铁工业基地、新日铁的前身——八幡制铁所。

对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老人们来说，八幡制铁所曾经几乎就是北九州的代名词，也是这座城市的荣耀。甫一建立，八幡制铁所便肩负起为日俄战争提供军用物资的重任。而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它逐渐发展成为日本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从这里锻造出数以亿吨的钢材，支撑了这个东亚强国的两次奇迹般的崛起。

新日铁前会长、日中经济学会前会长稻山嘉宽，曾如此描述他刚到八幡制铁所报到时所见的情景：

“时间是1928年5月。到了八幡，眼前出现了一座不可想象的大工厂，烟囱林立，神气地仰天长呼着串串黑烟，火车绕厂行驶一周竟需设立两个车站。我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如此雄伟的钢铁厂没有被写进教科书，它足以使一般国民自豪，激发他们关心工业、为工业贡献知识的热情。”

作为率先步入近代化的城市，北九州开始大兴土木，先后修筑了门司港、九州铁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九州形成以钢铁、煤炭、化学、矿山机械等产业为主的工业区，并逐步成为与东京圈工业区并驾齐驱的日本重工业基地。

一座工业重镇的“死而复生”

1944年6月16日，隶属于美军第20航空队的47架B-29轰炸机从中国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实施代号为“马特霍恩”的首次空袭日本行动，目标直指日本当时最大的钢铁厂八幡制铁所。当晚，伴随着刺耳的防空警报，北九州地区笼罩在火光之中。

由于集聚了大量工业及军事基地，北九州在其后的半年间共遭到9次空袭，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城市工业化作一片废墟。甚至不太为人知晓的是，北九州曾是第二次核攻击的首选目标。

1900年，兴建中的北九州八幡制铁所。本刊资料

战争结束后，为促进经济恢复与重建目标，当时的吉田茂内阁根据东京大学教授有泽广已的建议，实施“倾斜生产方式”，即在资金和原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煤炭生产，用煤炭重点供应钢铁业，再用增产的钢铁加强煤炭业，通过循环操作以增进钢铁和煤炭的大量生产。

在“倾斜生产方式”政策下，北九州的煤炭基地和重建后的钢铁厂重新开足马力，钢材源源不断地运抵日本列岛上数十座百废待兴的城市；同时，煤钢生产带动了电力部门和运输部门的活力，从而使得日本经济很快从混乱与瘫痪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再借助朝鲜战争的“特需生产”，日本在1951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恢复到战前水平。

“北九州的复兴，是整个日本战后重建和崛起的缩影。”日本国际东亚研究中心（ICSEAD）主席研究员戴二彪对记者说。随着日本从“经济恢复”时期进入“经济振兴”时代，北九州工业区同京滨工业区、名古屋工业区、阪神工业区、濑户内海沿岸工业区一道，成为战后日本的五大工业区。

【从大冶到八幡】

值得记述的是，八幡制铁所曾经与中国近代著名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和日本几乎在同一起点、同一时间内，分别发动了一场社会变革运动——洋务“新政”和明治维新。而两国变革时期的重要产业及地域代表，便分别是以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和以八幡制铁所为代表的北九州工业区。

本刊记者在北九州市的近代史料库内了解到，早在1898年，日本政要伊藤博文抵达汉口，拜会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商谈中日煤铁互售的问题，其后，双方签订了为期5年的煤铁互售合同，规定中国每年向日本提供大冶铁矿石5万吨，日本每年向中国提供焦炭5万吨。

1900年初，在八幡制铁所投产之前，来自大冶的第一批铁矿石即抵达北九州港。从此，日本为之奔走多年的制铁原料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1906年，汉冶萍公司总理盛宣怀与日本八幡制铁所长官和田维四郎在上海再次签订通易煤铁合同。据统计，仅1908—1915年间，日本每年从湖北大冶铁矿运走6万—7万吨铁砂。

20世纪80年代初，稻山嘉宽在帮助中国建设宝钢时曾动情地说过如下一番话：“八幡制铁所是用日清战争的赔款建造的，使用的煤炭是中国河北省开滦煤矿的原料煤，铁矿石是湖北省大冶铁矿山生产的。日本的制铁产业是依赖中国发展起来的。日本必须向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报恩。”

从大冶的铁矿山，到北九州的八幡制铁所，再到上海外高桥，这段来回数千公里的水路，正是中日两国工业近代化交会历程的缩影，也是北九州工业中心崛起的见证。

产业衰败与“被边缘化”

站在北九州濒海的山顶向西北眺望，如今已并入新日铁住金公司的八幡制铁所可尽收眼底，厂区高炉升腾起阵阵白雾，停泊于关门港的巨型货轮则在等待装运新出厂的钢材，虽然秩序井然、忙碌依旧，但整个景象已不复稻山嘉宽当年所见之巍然壮观。

对于北九州来说，其“立市之本”——以钢铁、煤炭、化学等为主的重化工业，曾经为这座城市的崛起与复兴带来了巨大的荣耀，然而，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转向，上述产业开始遭遇衰退的局面。

彼时，日本开始确立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并将政策支持的重点转为扶持资本密集型产业，基础产业、原材料产业逐步让位于新兴的加工出口业。这一时期，北九州的钢铁工业逐渐失去支持，煤炭工业则由早期的促进成长的保护对象转变为衰退调整的对象。

1960年代的北九州，其产业结构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主，钢铁与化学两个工业部门的产值占北九州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机械工业薄弱，轻工业比重几乎可忽略不计，按照今天的城市产业结构标准，已属于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的产业结构。

同时，由于太平洋沿岸工业地带的迅速发展，北九州在全国的工业地位逐步下降。

“国内产业政策的变化只是北九州衰败的开始，最关键的一击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戴二彪表示。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国际市场上原料、燃料价格相继快速上涨，国际上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基本饱和，此后3年中，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

在北九州，八幡制铁所的员工总人数由高峰时期的4万人下降到了不足1万人。工业的衰退，使商业也随之衰退，北九州的大型百货店仅剩下了1家，整座城市“死气沉沉”。

“1970年代石油危机对日本的冲击，与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在某些方面的表现很类似。”日本东北大学区域经济学教授曾道智对记者说，“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为特征的重化工业在危机中均遭到生产成本和市场空间的双重挤压，‘调结构’迫在眉睫。”

日本随即转变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向能源节约化和高技术化方向发展。在1978年5月日本政府颁布的《特定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中，北九州地区的主导产业如平炉炼钢、炼铝、造船、化肥等，均被指定为“结构性萧条产业”。

但以“调结构”为中心的城市转型观点，在最初的年份里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城市对重化工业的“路径依赖”构成了转型的“路障”。

在“失去的20年”中，北九州市的工业产值占日本全国的比重，从二战前后的将近10%，下降到1969年的2.2%，1980年再降至1.2%。而在1985年七国“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后，北九州以面向出口为主的产业结构遭受彻底打击，北九州自此失去了“五大工业区”的地位，其城市产业逐渐“被边缘化”。

毒雾中的女人们

深秋时节的洞海湾，海水蓝得发紫，一只尖嘴海鸥掠过水面，继而扇动双翅，腾身追逐远去的客轮。夕阳斜映下，岸边的楼宇影子拉得老长，微风阵阵，抚动这座美丽的城市。

身处此景中的人们，很难想象到半个世纪前，这片生机勃勃的海湾曾被称作“日本的死海”。记者在北九州环境科学研究所获得的一组环境数据显示，1966年洞海湾内的溶解氧量为0毫克/升，而化学需氧量则高达36毫克/升。100多种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在海湾内全部绝迹，按照当时环境部门的检测结果，这个时期的北九州港湾是“连大肠杆菌都不能生存的死海”。

而岸边的工厂，则时刻不停地释放着有毒的烟雾。北九州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中芫哲回忆：“当时的北九州，钢铁厂排出的是红烟和黑烟，水泥厂和发电厂则排出灰烟，还有其他不计其数的烟囱，因而被称作‘七色烟城’。”

1960年代,被称作“七色烟城”的北九州市。本刊资料

1960年代中期，北九州的大气污染日益严重。洞海湾附近的城山地区，1965年平均降尘量达到80吨/月，最高时达108吨/月，创下日本最高纪录。1969年北九州成为日本第一座发布烟雾警报的城市，当地甚至流传“九州的麻雀都是黑的”，不少小学校被迫迁移出城。

环境污染在1968年达到了顶峰。是年3月，北九州市、爱知县一带，突然有几十万只火鸡死亡。不久，医院里接治了一批奇怪的病人：他们眼睑浮肿、全身起红疙瘩、肌肉疼痛、四肢麻木、肝功能下降、胃肠道功能紊乱，不少人因医治无效而死亡。这种病很快蔓延开来，受害者达1万多人。

日本卫生部门通过追踪调查，发现九州一个食用油厂在生产米糠油时，因管理不善，操作失误，致使米糠油中混入了在脱臭工艺中使用的热载体多氯联苯，造成食物油污染。

这一事件震惊世界，成为20世纪世界“八大公害”之一。因这场“多氯联苯污染事件”（或称“米糠油事件”），北九州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500座环境危机城市之一。

“当时，整个日本已经被西方媒体称为‘环境噩梦’，而北九州是日本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没有‘之一’。”戴二彪告诉记者。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堪污染威胁，开始走上街头。最初上街行动是由当地的妇女发起，她们大多是孩子的母亲，大家纷纷意识到不加限制的经济发展对自己家庭造成的伤害，于是自发成立组织，并将环境污染变成一个选举议题，向政府官员和公司施加压力。

鉴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1971年，北九州市先于中央政府成立了地方环保局，并制定了比国家规定更为严格的“北九州市公害防止条例”。

为弥补当时国家法律上的漏洞，市政府还与市内的骨干企业签订了“公害防治协议书”，通过立法规定了企业和公众的“排放者责任”原则和“延伸生产者责任”原则，同时，市政府动用财政支持一系列治理污染的活动，包括改善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发展绿地，扩建废物焚烧厂和填埋场。受到政策鼓励和法律制约，自1970年代开始，北九州的工厂纷纷转而烧低硫煤，大大减少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治理污染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但并没有影响我们城市的经济增长。” 中芫哲说。

1988年，北九州市政府提出了“北九州市复兴计划”，并充分利用北九州山环水抱的优越地理条件，恢复被污染的自然环境。两年后的1990年，北九州成为第一个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500佳”的日本城市。

仅仅20年间，从“世界环境危机城市”到“全球环境500佳”，成为一个全世界都争相效仿的模板，北九州堪称城市环境治理史上的奇迹。

新兴产业主导城市转型

位于北九州工业园区的安川电机，安静得简直不像一座工厂，明净的大楼、复杂的生产线、全自动化作业的机器人，很难让人们想象出这里已经有98年的历史。

在安川电机的私人馆藏中，保存着一张珍贵的合影，那是1913年3月16日，孙中山先生访日时前来北九州访问了安川敬一郎一家，照片中，安川一家围着中山先生安坐，安川电机前会长安传宽当时才10岁。

1977年，安川电机开发出日本首台全电气式产业用机器人“MOTOMAN”，如今，这里出产的“MOTOMAN”已经遍布全球的汽车、机械、电机、金属、物流等诸多行业，突破25万台，市场份额居全球第一。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以安川电机为代表的北九州机器人产业集群，其生产的产业用机器人已经占据日本这个机器人第一制造大国的“半壁江山”。

除了机器人产业，北九州市还在半导体、氢能汽车以及尖端环保科技等领域拥有出色的生产与创新能力，这些新兴产业的市场影响超越了国界，甚至超过钢铁、化学等传统产业对城市经济的贡献度，为北九州市注入了新生的活力。

新兴产业使这座曾因产业凋敝衰败而濒临破产的“七色烟城”再度声名鹊起。北九州何以成功转型？

北九州市政府官员对记者介绍，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对九州地区的煤矿实行全面关闭政策，并陆续发布一系列政策法规，对煤炭产业劳动力进行安置转移，避免因企业关闭造成社会和经济混乱，同时也向原煤炭产地诱导新产业，循序渐进推进产业转型。

1962年，北九州设立了“产煤地域振兴事业团”，由事业团投融资开发工业园小区，然后再将开发好的土地附以长期贷款、减免税等措施转让给投资者，吸引投资者前来建厂。

这一措施取得了很大成效，到1993年，包括北九州市在内的福冈境内就建有66个上述工业园小区，占工业园总数的40%。到2002年底，福冈已有96个工业园小区，超过500家企业来此投资建厂。

值得注意的是，北九州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简单地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向前或向后延伸产业链条，而是借助大量投建的工业园小区，重构、突破固有的产业结构，培育新兴替代产业，并形成新兴产业集群。

1965年，三菱电机公司在九州岛建设了第一座集成电路工厂，工厂的投建立即引发了产业集聚效应，不久，东芝、日本电气、松下、富士通、索尼等大公司相继来此设厂，甚至美国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仙童公司也在九州地区建立了集成电路工厂。

为了给产业创新提供智力支撑，1996年北九州开工建设“学术研究城”，目前，包括日本早稻田大学、德国国立信息处理研究所、英国克拉菲尔德大学、新日铁公司等在内的8个研究机构、40家企业进驻城内，在机器人、半导体、汽车、陶瓷、生物以及尖端环保科技等领域开展联合研究。

【北九州产业转型对中国城市的启示】

据统计，中国目前有118个城市因产业衰退或资源枯竭而陷入发展困境，占城市总数的18%。中国已经选择部分城市作为产业转型的试点城市，探索经济衰退地区产业转型的途径。

北九州产业转型的成功经验提供了重要启示。其经验表明，扶植新兴产业的成效远比对衰退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显著。因此，需要慎重对待衰退产业的技术改造。

产业有其孕育、发展、成熟、衰退的基本变化规律，是不可能被逆转的。对衰退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可以延缓其消亡的时间，却无力改变其衰退的命运。

中国一些内地资源型城市在资源衰退产业的基础上继续延长产业链，只会增加经济转型的压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生命周期普遍缩短，主导产业的更替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产业将步入衰退行列。

因而，政府要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通过政策诱导投资输入，扶持衰退地区的新兴产业成长，实现地区经济转型。日本北九州地区产业转型的经验，对试图通过产业政策缩短产业演进过程的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事实证明，这种由新兴产业带动的跨行业联合研究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成功，比如，安川电机通过和新日铁等钢铁企业的合作，对高炉采用电机控制装置，从而确保了高炉24小时不间断的稳定运行。目前，安川电机占据了日本钢铁行业炼铁高炉用自动化控制系统100%的市场，日本国内运作的30座高炉全部采用了安川电机的控制装置。这样，既改造提升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和产出效率，也为本土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直接市场。

在新兴产业与科技研发带动的工业振兴中，北九州的经济重新焕发活力，2011年，北九州市GDP达到155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39位、日本第6位。

“北九州的经验告诉我们，就长远来看，重振产业衰退地区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培育新兴主导产业，因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即是区域主导产业的有序更替。”戴二彪表示。

上中图为北九州门司港街景；下图为小仓城侧影。《支点》记者 周呈思 摄

北九州市硫氧化物排放量的削减

循环经济：新北九州之魂

2009年12月，北九州市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日途中专程来此，展开“北九州环保和高新科技之行”。在市长北桥健治的介绍下，在多媒体图像的循序播放中，这座城市在治理环境公害过程中“浴火重生”的传奇历史，引起习近平及众多中国客人啧啧赞叹。

“一座资源及工业旧城的成功转型，必须将环境保护政策与工业振兴政策高度统一，任何产业规划都需要将循环经济的理念、环境保护的观念作为立业、立市之魂。”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士萧代基对记者说。

1993年，北九州提出“废弃物治理及循环利用代替处理”的基本政策。在这一政策下，人们首先开始对垃圾进行严格分类，不仅不让垃圾破坏环境，而且还要让垃圾变成高附加值的工业原料。通过环保清洁的垃圾焚烧装置，为居民供热的同时也为批发市场的冷冻机供电。

这一时期，《家电回收法》出台，规定了报废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如继续持有则必须付费，并将随意丢弃视为违法行为，家电生产企业也有义务回收报废家电。现在，北九州每年都有50万台彩电、冰箱、洗衣机以及空调被回收再利用。

从2000年开始，北九州对汽车进行回收，每年都有18000辆机动车被回收利用；此外，北九州对荧光灯、建筑垃圾、医疗器械、废旧木材、废弃塑料等各行各业的垃圾均实现了回收综合利用。

废旧物品的回收利用政策，带动了北九州资源再生店市场。如今，从二手车店、旧书店，到衣服、家庭日用杂品店，再到各种电器、汽车等商品的资源再生商店，人们可以花很少的钱买到需要的商品。

当地现有制造业的产业基础以及克服环境公害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人才、技术，均被有效地运用在了循环经济领域。北九州市政府官员介绍：“一方面，作为老工业基地，北九州有大量可用的废弃物作为可循环原料；另一方面，一个循环原料市场已经成形，比如，需要循环汽车、家用电器及办公设备加工厂生产的钢铁及废钢铁的大多数客户，都在北九州市。”

“由于信息渠道畅通，加上政府部门的协调，北九州的资源供求得到很好的衔接，交易费用大大节省；同时由于沟通顺畅，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会很快转化为商业用途。”上述官员说。

为了对城市实施根本性的循环经济改造，北九州人还陆续设立了很多试验地区，策划并实践了日本独一无二的“ECO-TOWN”（生态城）工程，该工程于1997年得到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的批准并正式立项。

生态城的目标是实现真正的零排放，因此园区甚至对汽车粉碎的灰尘以及一些技术上很难回收的东西，或是回收成本高昂、消耗大量能源的物品进行回收，每天可加工数百吨“疑难杂品”，同时还专门建立了一座多氯联苯处理厂。

总结北九州环境治理模式，其主要特点有：由政府、企业、社区、市民各方联合治理；充分的财政支持和环境教育；积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戴二彪认为，其中北九州市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它有效地促进了环保项目的实施，在整体规划中体现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适时调整法律法规，并提倡实施信息的公开化等。

随着城市各方的精诚努力，北九州不但已从昔日的“七色烟城”变为“星空之城”，更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向外输出“北九州模板”，派出环境顾问到发展中国家帮助当地政府制定和执行对抗污染的措施。

在输出环境治理经验的同时，北九州也向世界输出先进的环保技术，为环保企业及本土的其他高技术产业拓展海外市场。依托于其主导成立的“亚洲低碳化中心”，北九州正在向大连市、仁川市等东亚国家各城市转移本地企业先进环境技术、加强经济合作。

“北九州将建立一个可传承给子孙的真正的小康社会。我们所追求的不仅是经济和物质上的财富，而且还有精神上的财富，即多样化、平等、安全、希望、活力、善良和自尊。”北九州市市长北桥健治在一年一度的新年寄语中表示：“北九州同时将发挥在环保领域及亚洲地区的先进技术及优势，全力贯彻施行以‘绿色成长战略’为基础的方针政策，激发地区经济活力。”

日本国际东亚研究中心主席研究员戴二彪：【“世界环境首都”的大战略】

北九州已明确提出建设“世界环境首都”的发展战略，这既有其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治理公害所孕育的技术、经验积累，也有着区域经济环境变化的大背景。

产业转型和转移是发达国家过去二三十年里的主基调，一是第二产业转到第三产业，二是第二产业中，传统重工业向新兴制造业转型。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传统制造业一旦被其掌握后，很容易实现模仿和超越。特别是像北九州这样的城市，曾经完全以重工业为主，所受到的产业赶超压力更大。而服务业是人跟人接触，很难模仿。新日铁与住友金属为什么要合并？因为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对抗韩国的浦项钢铁、中国的宝钢等发展中国家的新竞争对手。

所以北九州不得不进行产业转型。那么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什么地方？他们借助当时与环境公害斗争时期积累起来的技术和人才，将新的产业战略主线锁定在环境产业，比如污水处理，废物处理等。

另外，以中国为主，包括韩国、台湾地区等地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日本的想象，如果政治稳定的话，东亚地区的发展潜力会越来越大，将成为很重要的市场。北九州的地理位置最靠近中韩，只有把新兴地区的产业活力吸收进来，才是北九州乃至日本将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环境产业进行国际转移，得有一定的市场空间作为先决条件。中国的产业结构比日本还要落后很多年，这边的企业经过调查推算，发现中国企业的节能效益仅相当于日本的几分之一，有的说是三分之一，有的说是七分之一。

如果利用日本先进的节能技术、排放技术对中国的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将是一个双赢的事情：对日本来说，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中国来说，减轻了环境负荷。鉴于双方目前在资金、技术、观念等方面都有差距，因此北九州市发起建设“环黄海经济圈”的倡议，借助国际新需求市场实现其“世界环境首都”的大战略。

（感谢日本国际东亚研究中心与日本应用地域学会对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