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让资源财富“充分涌流”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将市场外的各种资源放进市场，实现全社会资源财富的“充分涌流”。

中国经济转型曾经非常成功。1979年，中国在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的情况下，实行了主要针对全球人均GDP1万至2万美元的发达地区的开放政策，允许其资本进入，从而发挥了当时中国巨大的比较优势。到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无论是外向主导也好，依赖外需也好，这一套“打法”都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挑战，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可持续性的风险也在增加，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不协调因素在增多。以固定利率制为例，在货币发行量过多引发物价上涨时，固定利率机制就会导致负利率的产生，这意味着，谁借钱，谁在资产上就会有好处。这也是这几年信贷需求火爆的原因之一。

但是，由此带来了国民经济债务和GDP比例的上升，即杠杆率攀高。国民经济杠杆的提高会带来成本的提升，但是我们的生产率没有跟上，这就是现在企业生存困难的原因。

行政管制管住了通胀指数，但在高杠杆率下形成的债务，包括很多大型企业的债务，一旦通胀指数被抑制，利率转正，就会形成债务通缩，进而抑制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所以，2011年以来出现的一波经济下行区间，不仅有外部问题，也有内生问题，是高负债状况下的下行。如果中国的经济战略、体制不能相应做出变化，这种不协调也有可能自行恢复至平衡状态，但是代价将非常大，因为它会变成系统性问题，如果我们继续加高杠杆，则是“饮鸩止渴”，以后会带来更多麻烦。

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很多资源，比如农村建设用地的大部分，都不在市场中进行定价和自由流动，另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非正规金融活动。这一点和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发达国家差不多所有资源都在市场中自由流动。

土地资源与金融资本，是国民经济增长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因素，由于相当一部分资源与资本没有投入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迟迟不能完全建立起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旦改革激活资源进入市场，中国将拥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货币是赚取资源的媒介，赚取的资源少，货币就偏多。通俗点讲，“水多了就加面”，“面”就是没有进入市场里的那些资源。中国的资源，一部分游离在市场边缘，处于半合法状态，还有一部分则在合法外的世界，现在我们应该做的，就是通过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把各种半合法但合理的资源放进市场，让更多的人在正规合法的环境下进行财富创造，实现全社会资源财富的“充分涌流”，这不仅是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做的，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