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荣

(中华书局,北京 丰台 100073)

一、两篇“亭记”畅言“乐”

庆历六年(1046)夏秋之际,欧阳修在滁州先后撰写了《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非但名噪一时,而且传诵千古,成为欧公散文代表作。字频统计显示,两篇“亭记”使用最多的虚词是“也”,实词是“乐”。 “乐”在《丰乐亭记》中出现七次,在《醉翁亭记》中出现十次。“乐”的表现形式也是丰富多样的,似乎作者在滁州的生活充满喜悦与快乐。

首先是四时景观，山水之乐。

《丰乐亭记》:“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

《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欧阳修在滁州“发现”并且“创造”了山水美景,而且这种美景,四季常在,其乐无穷。请看:

《丰乐亭记》:“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

《醉翁亭记》:“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其次是与滁人游，宴宾之乐。

《丰乐亭记》:“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於其间。”“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其民乐……而喜与予游也。”

《醉翁亭记》:“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

再次为百年无事，丰收之乐。

《丰乐亭记》:“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曾经战乱频仍。“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终于迎来“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皆大欢喜。

最后是地僻事简，民风之乐。

《丰乐亭记》:“今滁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

以上四项乐事,归结起来,则是:

《丰乐亭记》:“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记》:“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之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两篇美文从结构布局、语言词藻、表述方式到命题主旨,有许多相通之处。极力铺陈渲染各种乐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记。

二、滁州有诗讳言乐

古语云:诗言志,文载道。诗文合观,易于考察事实真相,也更能显露作者真情实感。欧阳修在滁州写过不少情景交融的好诗,奇怪的是其中很难重现《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描述的诸多乐事,反而不时陷入情与理的矛盾与纠结中。这种鲜明的反差,颇值得研究。请看:

《啼鸟》诗:“我遭馋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盏常恨无娉婷。花开鸟语辄自醉,醉与花鸟为交朋。花能嫣然顾我笑,鸟劝我饮非无情。身闲酒美惜光景,唯恐鸟散花飘零。”

《新霜》诗:“林枯山瘦失颜色,我意岂能无寂寞……无情木石尚须老,有酒人生何不乐。”

《丰乐亭小饮》:“山桃溪杏少意思,自趁时节开春风。看花游女不知丑,古装野态争花红。人生行乐在勉强,有酒莫负瑠璃钟。”

山城寂寞,林枯山瘦,古装野态的游女不知丑,只好与花鸟结伴遣忧。虽勉强行乐,然必须“有酒”。由此我们读懂了《醉翁亭记》中的那句名言:“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分明是苦中作乐,借酒浇愁。换言之,若非醉酒,便得不到寄情山水、观赏四时美景的乐趣。

其实“与滁人游、宴宾之乐”也离不开“酒”。滁人“从太守游”,宾客赴“太守宴”,那种热闹欢乐的场景中,但见“滁人”乐,“众宾欢”；此刻主人何在？“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几乎看不出欧公自身有多少欢乐。充其量不过是醉翁买单邀名换来“与民同乐”的表象而已。欧阳修恪尽职守,然则醉酒后的狂放与洒脱,难掩其遭贬后的苦闷与烦恼。

庆历七年秋,徐无党、徐无逸兄弟专程赴滁州探望欧阳修并有“厚贶”。徐无党从欧公学古文有成,又曾注《新五代史》,遂尊欧公为恩师；欧公亦视二徐为挚友。彼此坦诚相见,互赠诗文可吐露真情,不说假话套话。欧阳修设宴款待客人,事后写有《怀嵩楼晚饮示徐无党无逸》诗。怀嵩楼可谓滁州名胜,原是唐李德裕为滁州刺史时所建,命名取怀归嵩洛之意。欧阳修此时吟诗再也不见“宴酣之乐”,“山水之乐”,反倒写出满目萧然。

《怀嵩楼晚饮》诗开头便说:“滁山不通车,滁水不载舟。舟车路所穷,嗟谁肯来游。念非吾在此,二子来何求？”这与《丰乐亭记》所云“今滁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暗合,印证着滁州确属“地僻”。

诗中表扬了二徐近年学业长进,“文章烂然”后,转入对滁州环境的描述:“敝邑亦何有？青山绕城楼。泠泠谷中泉,吐溜彼山幽。石丑骇溪怪,天奇瞰龙湫。子初如可乐,久乃叹以愀。云此譬图画,暂看已宜收。”这是诗人未醉、头脑清醒时所见滁州景观。依稀可见《醉翁亭记》的“环滁皆山”,《丰乐亭记》的幽谷泉、菱溪石。“初”见犹觉“可乐”,“久”看惟有“愀”然“叹”息了,或云其景怪美如“图画”,可是看一眼就够了。曾经宣扬的“山水之乐”荡然无存。

诗中说到怀嵩楼:“荒凉草树间,暮馆城南陬。破屋仰见星,窗风冷如锼。归心中夜起,辗转卧不周。”然后说到晚宴:“我为办酒肴,罗列蚌与蛑。酒酣微探之,仰笑不颔头。”精心安排的宴席,虽有蚌蟹美味,却不见“众宾欢也”,何其尴尬。

客人为何“仰笑不颔头”,诗中也有答案:“曰予非此侬,又不负遣尤。自非世不容,安事此为囚。”在二徐看来,欧公系无端蒙辱而“不负遣尤”,惟因政敌迫害,权贵攻讦,不肯罢休,为世所不容,才不得不躲开是非之地。来滁州犹如“为囚”,欧诗也承认:“饮子今日欢,重我明日愁。”他在滁州确实多有苦闷,并不欢乐。

《丰乐亭记》说过“民乐其岁物之丰成”,并将丰收原因归之于百年无事,以“宣上恩德”,却有意隐晦了取得丰收的另一个不可抗拒的因素,即天气的影响。幸好在欧公诗中可见端倪。原来庆历五年冬滁州大雪,欧阳修在《永阳大雪》诗中记载道:“清流关前一尺雪,鸟飞不渡人行绝。”瑞雪兆丰年,“老农自言身七十,曾见此雪才三四。新阳渐动爱日辉,微和习习东风吹。一尺雪,几尺泥,泥深麦苗春使肥。老农尔岂知帝力,听我歌此丰年诗。”永阳乃滁州属县来安。身兼劝农使重任的欧阳修,借此“丰年诗”果然呼唤到风调雨顺,庆历六年夏季滁州丰收,欧阳修撰写了《丰乐亭记》。

然而来年好运不再。自庆历六年末至庆历七年初,滁州暴雪,欧阳修写《祈晴文》,不见效。庆历七年五月,淫雨成灾,欧阳修再献《祈晴文》,仍无效。天公不作美,既害滁州修城之役致不见政绩,又害农桑之业而未得丰收。于是“岁物丰成之乐”的颂歌因天灾戛然而止,《丰乐亭记》遂无续篇。幸好庆历八年初,欧阳修滁州任满调往扬州,不再为今后滁州是否还有丰年之乐而烦恼了。

顺便说一下,《丰乐亭记》“幸生无事之时”、“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两用“幸”字,其实已埋下伏笔,说明这种丰收之乐多少带有幸运的成分,不可能是永久的。

三、蒙冤贬滁岂能乐

庆历五年的一桩冤案,朝廷将欧阳修贬往滁州。被贬缘由有二:其一是写呈《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庆历新政失败后受到惩罚的忠臣鸣冤叫屈,被指为“朋党”；其二是张甥案被牵连诬陷而有口难辩。万般无奈的欧阳修只能选择“脱风波而远去,避陷穽之危机”,屈辱地接受贬谪的结局,逃离政治漩涡。

为考察这次贬官对欧阳修意味着什么,有必要先对宋朝官制作些说明。《宋史·职官志》云:

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

今据此特绘制欧阳修贬谪前后官职对照表(省“阶”):

以下对表中实质内容做必要诠释:

1.“朝散大夫”位居文散官二十九阶中的第十二级,从五品上。“行右正言”,位居旧官制三十二阶中的第十八级。“知制诰”,主管修《起居注》,知谏院事,其叙阶可转右司谏,待制以上可转起居舍人,从七品。

2.“龙图阁直学士”,班在枢密直学士下,衔在本官之上,从三品。距翰林学士仅一步之遥。

3.“河北路”分东西二路。东路辖三府十一州五十七县；西路辖四府九州六军六十五县。

4.“都转运按察使”,手握一路财政、税务、监察、司法等实权,“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岁行所部,检查储积,稽考账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故“河北都转运按察史”,本属“差遣要剧之贵途”。(“按察使”为转运使之兼职)

5.“滁州”,属淮南路,辖清流、全椒、来安三县。“知军州事”执掌一州兵务民政。

6.“骑都尉”,位居十二勋中的第八级,从五品；“开国子”,位居十二爵中的第十一级。庆历七年十二月欧阳修勋升半级,爵升一级,食邑增三百户。盖虚名耳,仕人不看重。然欧公仍需上《谢表》。

现在可以解读庆历五年八月这次贬谪的含意了。首先,保留“朝散大夫行右正言知制诰”的官阶,只意味着其俸禄中的基本工资未变,但岗位津贴损失了不少；其次,罢免“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无异于丢失了“待文学之选”的良机,阻塞了“登台阁、升禁从以为显宦”的门径；再次,黜落“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差遣,改知滁州,则是从“差遣要剧”之“贵途”退下来,标志着叙迁位序的变更,给未来仕途蒙上了阴影,此项损失比连降三级还严重；最后,保留并稍许提升的勋爵,原本不被仕人看重,其违反加官进爵常规而来的罢职降官反倒进爵加赏,可传为笑柄。尤其是让欧阳修背负着“朋党”与“德薄”的双重恶名,给一向为人师表的欧阳修带来的精神压力与心灵创伤,实在太沉痛了。在这样的大背景大环境中,欧阳修在滁州焉能为政有乐！

《丰乐亭记》云:“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窃以为民风淳朴,“安于畎亩衣食”,固然令欧公欣慰“爱”之；但硬说“乐其地僻事简”则系违心之论。今有欧公书简表奏为证:

庆历五年 《与韩忠献王稚圭书》:“冬序极寒……自到郡踰月,尚稽候问,岂胜愧悚？某孤拙多累,蒙朝廷保全之恩得此郡,地僻事简,饮食之物,奉亲颇便。终日尸禄,未知论报之方,用此不遑尔。”致友人书信,实话实说。“郡”即滁州,唐天宝间滁州曾名永阳郡。“地僻事简”,衣食无忧,却为“论报”无方而烦恼。

同年 《与曾宣靖公明仲书》:“某居此虽僻陋,然奉亲尸禄,优幸至多。愚拙之心,本贪报国,招仇取祸,势自当然。然裨补未有一分,而缘某之故,事起多端,有损无益,可为愧叹。今而冒宠名,饱食自便,何以为颜也。”他并不甘心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平庸生活,认为那是丢脸面、可“愧叹”之事。可悲哀者,为“报国”而“招仇取祸”也。

庆历六年再写《与韩忠献王稚圭书》:“幸守僻陋……尸禄奉亲,职事日益简少,养拙自便,遂成习性。但时自警而已。”他担忧地僻事简会消磨斗志,养成委靡之习,以此“自警”。

庆历七年 《与梅圣俞书》:“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某母老多病；而身才过四十,顿尔心阑。出处君子大节,有所未果,不敢效俗夫妄言尔。”他时时关注“出处君子大节”,不愿年过“不惑”便“心阑”,仍渴望大有作为,雄心犹在。

甚至在庆历七年十二月获意外褒奖后 《谢加上骑都尉进封开国伯加食邑三百户表》中还在念叨“坐食厚禄,安处善邦”,“并兹荣数,及乃无功”。为此而惶恐不安。

总而言之,欧阳修贬居“地僻事简”的滁州,一方面奉亲养母颇得衣食之便,令欧公稍觉宽慰；另一方面,安处善邦,虽尽职尽责,却为尸禄素餐、报国无门而惭悚。在为政理念上,欧阳修与绝大多数宋代仕人毫无二致,他们的追求与向往是“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越是政务繁忙的部门或地区,越是重要关键的岗位,越是操劳辛苦,就越能突现其治理才华,越能做出重大贡献并有成就感。反之,尸禄获宠,坐享其成,英雄无用武之地,会令欧阳修者流伤心、汗颜,为之羞愧。宋代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欧阳修的精神境界,对于今之为官者亦应有启迪和鞭策。由此考察滁州欧阳修的贬谪生涯,岂有“乐”哉！

四、“太守之文”必须乐

庆历六年“丰乐亭”建成不久,欧阳修又于此亭之东几百步的高山坡构筑了“醒心亭”,命弟子曾巩作记。这给了曾巩诠释恩师“滁州之乐”的良机,于是我们在曾巩于庆历七年完稿的 《醒心亭记》中读到如下的文辞:

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於上，吾民给足而无憾於下，天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元丰类稿》卷十七）

据此考核《醉翁亭记》,首节写山写泉写亭写人,归之于“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第二节记朝暮记四时,景异“乐无穷”；第三节说滁人游,说太守宴,说“众宾欢”而“太守醉”；第四节述人归鸟乐,而“人不知太守之乐其乐”。在这篇层层递进、引人入胜的游记中,竟八次提及“太守”。作者未忘自己的太守身份与职责,所谓“太守之乐其乐”实即作者刻意营造的“与民同乐”,那伴随“酒”“醉”而呈现的种种“乐”,最终归结到“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可见这是一篇“太守之文”。此类文中不能诉苦,反须强颜欢笑。以旷达的胸襟、超脱的情态,掩饰其蒙垢被贬的羞愧。借此向世人宣告:忠直倔强的欧阳修不曾消沉,未被压垮,贬居滁州无非是来潇洒走一回。面对现实,游记不能不乐。

与《醉翁亭记》相比,《丰乐亭记》诚如明代文学家归有光在《欧阳文忠公文选》卷七所评,是典型的“风流太守之文”。清人孙琮所撰《山晓阁选宋大家欧阳庐陵全集》卷三评此文曰:“此篇纯是颂宋功德,以见身为刺史,宣上德意,与民同乐,皆分内事也。”朱心炯《古文评注便览·欧阳修文》分析此文撰写之难在于:“夫太守之举动,一州之耳目瞩焉,在上之考察系焉。既不可放浪,又不可美言谀上。又不如台阁体可以宏大,又不如散逸士可以寒瘦萧疏。有此数难,故公命题时,必通盘算过,及至执笔行文,只须切题便是。”如何切题？张鼐《评选古文正宗》卷九引林次崖曰:“此篇专归功于上之功德。第一节先叙滁之景以为亭；第二节论滁为干戈用武之地；第三节论圣宋平定之事；第四节论民生丰乐皆上之功德；第五节论为滁人立亭,共享丰年之乐；第六节论宣上谕以与民同乐所以名亭。”脉络清楚,层次分明。无怪乎朱熹也说《丰乐亭记》是“六一文之最佳者”。(《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丰乐亭记》是记叙文中的另类,近人林纾将它归入“厅壁体”,谓之“杂以游览,满口说官话,却无纱帽气,所以成为大家”。(《古文辞类纂选评》卷九)按厅壁文盛行于唐代,写刻于官府厅壁上。为完成记史与劝惩的使命,往往在歌功颂德中充满激情并渲染美景。欧公《丰乐亭记》虽不以“厅壁”命题,却与唐代厅壁文极为相似。即便未曾写刻于滁州衙壁(至今未见此类记载),也难掩说官话的本性。文中言“乐”,盖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