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舸

组织化是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正如帕森斯所言:“组织的发展已成为高度分化社会中的主要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人们才有可能达到对个人而言无法达到的目标。”[1]对农民工而言，其组织化水平的高低和程度的强弱，不仅反映着农民工实现和维护自身权利能力的强弱，还影响着农民工的政治地位、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度和市民化程度。与此同时，农民工组织化还是促进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之一。目前，在大规模流动人口为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繁荣的同时，与农民工群体所要求的社会服务与管理体制却没能跟上这种变化，特别是现阶段在进行政社分开的改革中，不断变化的流动人口发展趋势对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严峻挑战，一些社会性事务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在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农民工的组织化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社会管理创新与农民工组织化的互动关系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面临难以化解的张力之一，是其市民化的诉求与社会管理之间的“碎片化”。[2]目前，针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及服务，正在经历从排斥到接纳、从限制到服务、从计划调控到促进融入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农民工组织的有效参与。反过来说，农民工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可丰富社会管理内容，提高社会管理效率。

(一)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农民工组织化

1．有利于明确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