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艳蓉

中唐是唐代社会一个大碰撞、大变革的时代，无论是社会、政治、哲学还是文学，都发生了重要的新变。社会变革的动荡使诗人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出现了一种对自身命运认知与醒悟的士伎同悲情怀。白居易、刘禹锡等中唐诗人皆有此体悟，从而形成了士伎同悲诗创作思潮。作为中唐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士伎同悲诗有着独特的社会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

一、白居易与士伎同悲诗

士伎同悲这个概念的提出，与白居易的《琵琶行》密切相关。此诗诗序叙述了白居易与琵琶女相遇的情况和心理变迁，诗歌以优美流利的语言表现了白居易与琵琶女“同是天涯沦落人，相悲何必曾相识”[1](P217)的士伎同悲之感。后句中国版本一般都作“相逢何必曾相识”，而日本保持了白集原貌的金泽文库本和管见抄本则为“相悲何必曾相识”，中国北宋时期编写的《文苑英华》也有“集作‘悲’”[2](P1737)的校语。

“相逢不相识”在白居易之前已有人用过，如刘希夷《采桑》:“薄暮思悠悠，使君南陌头。相逢不相识，归去梦青楼。”[3](P882)卢照邻《长安古意》云:“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4](P78)这两首诗都是写男性和女性因一定距离产生的朦胧有意但相逢却未相识的美好怅惘爱情。而“相悲”一词唐代诗人也常用，如孟浩然《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的“乡关万余里，失路一相悲”[5](P219)，表达自己与张子容英雄失落的共同遭遇。元稹《初寒夜寄卢子蒙》中“闻君亦同病，终夜远相悲”[6](P97)，描写诗人与卢子蒙双双丧妻的同病相怜之悲。白居易《闻庾七左降因咏所怀》云:“我病卧渭北，君老谪巴东。相悲一长叹，薄命与君同。”[7](P321)抒发与友人庾玄师共同失意的薄命之悲。《琵琶行》主要表达白居易与琵琶女共同遭遇盛衰变故、流落天涯的悲伤。所以，“相悲”二字更合乎白居易原意。

居易贞元末至元和期间，三试皆第，先后在帝京任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等官职。其受众人追捧的才华和大肆挥霍的青春与欢乐方面，与琵琶女颇同。琵琶女年长色衰后嫁作商人妇，独守空船。孤寂冷清而梦回从前，醒后心情落魄，伤感无限。白居易则蒙冤从帝京被贬至江州，也经历了从繁华到冷清的巨大变迁。在遇见琵琶女这样一位“同是天涯沦落人”时，听着如泣如诉的琵琶声，回忆过去盛年的时光与如今的孤寂衰羸，今昔对比，不堪忍受，以至于掩泣不已，泪湿青衫。在政治中无法自主的诗人命运与人生中无法自主的歌女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恰如《唐诗别裁集》所评:“(《琵琶行》)写同病相怜之意，恻恻动人。”[8](P264)

二、中唐的士伎同悲诗

从贞元五年(789)至大和年间，像《琵琶行》这样以士伎同悲为主题的诗歌，还有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刘禹锡《泰娘歌》、杜牧《杜秋娘诗》、《张好好诗》、李绅的《悲善才》、杨虞卿《过小妓英英墓》等同类作品，他们形成了中唐士伎同悲诗诗潮。

(一)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

欧阳詹因受福建观察使常衮赏识，推荐其入京举进士。但至长安后生活十分穷困，过了六年方上第，名列“龙虎榜”。之后在幕府中飘零，六年后方官国子监四门助教。据孟简《咏欧阳行周事》序载，欧阳詹在太原与一妓相恋，离开时未与之同行，后女妓积望成疾，死前以髻为贶，欧阳詹得后恸怨不已，感其情而亡。

欧阳詹诗《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表达离开太原妓后的深深思念，诗云:“流萍与系匏，早晚期相亲。”[3](P3903)从此句来看，欧阳詹与女妓除了男女之间的爱悦钟情之外，还有着同病相怜之感，这是他们相爱相知的基石。欧阳詹很有文才，是著名的“龙虎榜”的第二名，深受常兖、韩愈等人的器重。但他一生贫困潦倒，仅官至国子监四门助教。“系匏”即指被弃置闲散，失意落魄的自己;“流萍”指漂流不定、任人摆布，命运全不由己的太原妓。二人竟双双感情而亡，实在是令人感叹。这段故事名垂千古，演绎了士妓爱情的忠贞不渝，有了这一本事作为背景，欧阳詹此诗可谓士伎同悲诗的极致之作。

(二)刘禹锡《泰娘歌》

刘禹锡因参与顺宗朝的永贞革新而被黜20余年，虽被白居易誉为“诗豪”，但因久经贬谪，诗中也有一腔哀怨，《泰娘歌》可谓其中的绝佳之作。其诗序记载泰娘身世，云其本韦尚书家主讴，天姿聪明，歌艺超凡。元和初，尚书薨于东京，泰娘辗转蕲州刺史张愻所得。其后愻坐事谪居武陵郡。卒后，泰娘无所归，每日抱乐器而哭。泰娘盛时歌舞技艺超群、风华绝代，与刘禹锡永贞时期官场得意辉煌时颇为相似;泰娘孤苦无依、泪洒千行的悲惨遭遇，则与其长期被贬南方的哀怨失意经历颇为相似。卡孝萱《刘禹锡诗何焯批语考订》引何焯评曰:“梦得《泰娘歌》，犹子厚《马淑志》，皆托以自伤也。”[9](P187)何焯所言极是，刘禹锡与柳宗元皆因永贞革新失败而从贞元末官居中枢集团被贬至南方荒凉瘴疠之地，女妓泰娘与马淑皆因随侍其主人贬官南方而终失其所依，从繁华到荒凉，士妓命运如此相同，自然更易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禹锡诗与宗元文，皆以女妓的悲惨遭遇寄托着自己的身世飘零与人生失意之感。

(三)杜牧《杜秋娘诗》、《张好好诗》

杜牧出身豪门，有远大抱负。进士登第后，先后为沈传师、牛僧孺等人幕府从事，在长期沉沦下僚的生活中，落拓不偶，非常失意。

《杜秋娘诗》一诗，贺贻孙《诗筏》云:“此诗借秋娘以叹贵贱盛衰之倚伏。”[10](P187)的确如此，杜秋娘原为李锜妾，后锜叛灭，籍之入官，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命其为皇子傅姆。后皇子长大后因罪废削，她亦被赐归故乡，孤独穷老。杜牧出身贵胄，又才高八斗，却一直未受重用，亲见秋娘的穷困老丑，难免产生戚戚之感。洪亮吉《题琵琶亭》其二云:“江州司马官中唐，谁似分司御史狂？同是才人感沦落，樊川亦赋《杜秋娘》。”[11](P103)将《杜秋娘》与《琵琶行》类比，甚有眼光。

杜牧还有一首《张好好诗》与此主题相同。好好色艺俱佳，原为沈传师的女妓，后被其纳为侍妾，但在经历了繁华欢乐之后，沦落到在洛阳当垆卖酒的境地。面对孤苦无依的张好好，杜牧禁不住泪洒满襟。张好好、杜秋娘的命运，与杜牧的身世何其相似。杜牧祖父杜佑，做过三朝宰相。但是，由于父亲早死，他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变故，“食野蒿藿，寒无夜烛”[12](P1009)。由贵家子弟，沦落到在幕府中为从事多年，漂离江湖，无人提携，年近40，官职卑微。亲历盛极而衰的家族变迁，使他多次在诗中通过女妓的命运来寄托人生感慨。

除了这类女妓诗外，李绅有《悲善才》，也是通过写琵琶乐手的辗转漂离来抒发人世变迁之感。李绅为元和年间卷入朋党之争，为李党重要人物。长庆年间，与李德裕、元稹被誉为“三俊”。长庆末，李党失势，李绅被贬为端州司马。后移任江州长史、滁州刺史。《悲善才》约作于其任滁州刺史时。诗歌首写曹善才在宫中进琵琶新曲时以高超的技艺傲视群乐，次述李绅参与曲江赐宴时欣赏曹善才的妙曲，最后诗人转入播迁，善才亦卒，复听善才弟子弹弦凄怨，顿时百感交集，产生昔盛今衰的失落之感与辗转漂离的迁谪之意。这类表达迁谪意的诗歌在李绅诗作中有不少，但又一次通过乐伎这个突破口，来表现这种伤感与悲慨，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

三、中唐士伎同悲诗潮的文化成因

中唐士伎同悲诗潮以女妓诗为主，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层的社会时代背景与作家心理原因。

(一)中唐以后妓乐的繁荣为妓诗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唐代女妓分为宫妓、官妓(营妓)与家妓三种，她们成为唐代社会中特殊的一群人，对唐代文学的繁荣起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据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一书统计，《全唐诗》中与女妓有关的诗歌有两千余首;[13](P7)又据郑志敏《细说唐妓》统计，《全唐诗》中有女妓作者三十三人共一百四十七首作品。[14](P23)初盛唐时期，文人与女妓的关系相对比较陌生，他们往往只是在一些官员的宴会中有幸观赏到她们的演出，并没有什么亲密的往来。因此，这时出现的妓诗多以观妓为主要题材，描写妓人优美的体态、高超的歌舞技艺，完全是以女妓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来描写的，只有极个别的悼妓诗，如杨炯的《和崔司空伤姬人》等有真情实感。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处于从中古到近世的变革期。城市经济的繁荣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市民娱乐生活多样化，游冶之风盛行，官私宴会频繁，促进了对擅长以声色娱人的女妓的需求。《唐会要》卷三四云:“宝历二年九月，京兆府奏:‘伏见诸道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岂惟夸盛军戎，实因接待宾旅。伏以府司每年重阳、上巳两度宴游，及大臣出领藩镇，皆须求雇教坊音声，以申宴饯。今请自于当已钱中，每年方图三二十千，以充前件乐人衣粮。伏请不令教坊收管，所冀公私永便。’”[15](P736)可见，宝历时从方镇到州县军镇，各级政府军队普遍设置乐伎以接待宾旅，京城重阳、上巳两大宴游、大臣出镇皆需要求雇宫廷教坊音声，女妓渗透到了中唐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而从女妓的自身发展角度来说，盛唐集于宫廷的最优秀乐工在“安史之乱”中散入民间，她们为提高民间妓乐的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使得各地出现了不少色艺俱佳的女妓。元和以后，宫内外妓乐的交流十分频繁，促进了她们技艺的进一步提高。

从士人的生活方式来说，与女妓的密切交往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士人十年寒窗，为一举成名中进士。进士与女妓往来十分频繁。一举中第后，官方有一系列如闻喜宴、樱桃宴、月灯阁打球宴、关宴、曲江宴等庆祝活动，均有女伎参与。他们还可以凭借进士身份很方便地出入妓馆歌楼。入京为仕在长安的宴游生活自然不说，而大多数人入使府幕僚，往往亦与地方官妓接触频繁。士人位居京官则有可能与宫妓接触，家里也可适当蓄养家妓。最重要的是，女妓们在诗歌创作方面与诗人产生了互动，其口中所唱之词往往多为当时诗人所写，这促进了诗作的传播，她们也会要求诗人赠诗，甚至相互酬唱。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唐以后妓诗的丰富性。郑志敏曾统计分为寄赠、追念感怀、送别遣嫁、咏赞、代妓作、嘲戏、观妓等诸类。[14](P114－120)女妓真正地走进了士人的心里，成为士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们的悲欢离合成为唐诗中一个独特的主题，而士伎同悲题材则成为中唐妓诗中最亮的闪光点。

(二)中唐士伎的共同悲剧性命运

女妓地位卑微，在唐代尚属于官奴婢的待遇，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再加上生活方式与职业性质的特殊，她们大多数人要经受漂泊不定、无法自主的悲剧命运，即使是最优秀的女妓也是如此。诗人笔中的优秀女妓，往往色艺双绝，曾经风光无限，盛极一时。“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从郎西入帝城中，贵游簪组香帘栊。”有缠头无数、红遍京城者，有为高官贵人看中，过着歌舞喧哗的豪门生活者，但一旦年老色衰，就会“门前冷落鞍马稀”，过着“穷且老”的孤独生活，承受着这种盛衰递变的巨大心理差异。

中唐文士的命运也颇为相同。中唐以后，藩政割据、宦官专权与牛李党争这三大政治毒瘤，成为文士悲剧性命运的根源。宦官专权逐步趋向恶化，从宪宗开始，皇帝的废立皆出自宦官，连最高统治者的命运都是在别人的掌握之中，更何况普通的士人了;而永贞革新的失败、牛李党争长时间持续倾轧，更是造成政治的不稳定，卷入了大多数知名作家，刘禹锡、柳宗元的远贬荒州，元稹、白居易也先后被贬通州、江州。大和九年的“甘露之变”，掠杀名士无数，更是给诗人心头留下了深重的阴影。

从士伎同悲诗看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下层文士像欧阳詹和杜牧，才高八斗，但却无人提携，长期在幕府中飘零，傍依地方官，其命运坎坷、孤苦无依与女妓十分相似。另一类为刘禹锡、白居易、李绅等人，他们曾在京城任官，有着辉煌的过去，后因卷入政治漩涡而被远贬他乡。他们经历了盛衰的巨变，政治的无常，这与诗人笔下的名妓一样，在孤独落寞中回忆咀嚼昔日的荣光。两类诗人都不约而同地创作出了士伎同悲诗，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

四、中唐士伎同悲诗的历史意义

中唐士伎同悲诗无论是从作家心理的变迁还是从文学的发展来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反映了作家心理的巨大变迁

张祜《读池州杜员外杜秋娘诗》云:“年少多情杜牧之，风流仍作杜秋诗。可知不是长门闭，也得相如第一词。”[3](P5839)无意中指明了中唐诗人产生的心理巨大变迁。

从楚辞开始，诗歌就出现一种强烈的臣妾意识，即以男女关系托譬君臣关系:“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16](P2－3)之后，在诗歌中形成以“长门怨”、“闺怨”、“昭君怨”、“阿娇赋”等女子失宠题材来表达文人政治失意的传统。这种比兴传统一直在诗歌创作中绵延不绝，从来没有断裂过。

中唐政治的多变与社会趋向世俗性的变迁以及自身个人经历的坎坷，使敏感的中唐诗人从盛唐的执著于政治理想逐渐转向关注个人生活与心灵世界。从臣妾意识到士伎同悲，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体现。臣妾意识，更多地体现出诗人对政治的追求以及对政治权力的服从，士伎同悲多关注个人的身世命运，是注重自我，要求自我的回归。臣妾意识的诗歌目光是向上的，士伎同悲诗的目光是向下的。在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当中，士伎同悲诗选择的是个体，关注身边的个体在社会政治中的无奈与痛苦:在腐朽的政治制度面前，所有的人都像儿童般无助，不管是地位最低下的妓女，还是企图为帝王师的士子。所以，士伎同悲诗中充满了人文关怀，它是通向近现代人道主义的一缕阳光，尽管是短暂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发现自己与女妓的命运毫无区别，进而在诗歌中表现出来，对诗人来说，这是一种多么痛的领悟，这是一种多么无奈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唐对于诗人来说，是个感伤的时代，在这种社会的巨大变迁中，诗人在心理上已经无所不可适应。

(二)体现了诗词转递期的作家心理适应

士伎同悲诗在诗歌中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男女关系。唐代早期的妓诗是对六朝歌咏女性诗的延续，只是把其当作咏物诗一样来写，注重写女妓的外貌与歌舞技艺，很少涉及女妓的人生命运与心灵世界。从中唐开始，士妓关系渐趋密切，女妓走进诗人的喜怒哀乐之中，对女妓身份的认同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士伎同悲诗便处于这一阶段。

将女妓命运与诗人命运等同起来，有助于诗人对这一群体进行深入了解和关怀，促进妓诗的多样化发展。以白居易为例，《琵琶行》是写妓诗的最重要的尝试，在这之前，他曾写过《燕子楼三首》，歌咏张愔爱妾盼盼忠于旧情的义举。《夜闻歌者》、《听崔七妓人筝》、《醉后李马二妓》、《卢侍御小妓乞诗座上留赠》属于观妓、赠妓诗。而《琵琶行》对士伎命运相同的体悟，更助于他心理上对这一群体的认同和接受。之后，白居易的写妓诗数量增多，并且毫不掩饰地在诗中提到不少家妓、官妓的名字:在苏州任刺史时的官妓杨琼、谢好，任杭州刺史时的容、满、蝉、态，家妓小蛮、樊素等等，女妓成为其诗酒风流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感旧石上字》、《不能忘情吟》等诗，更是表达了他与家妓之间的真挚情感。

可见，士伎同悲诗突破了臣妾意识所代表的比兴传统，在文学中将女妓的地位提高到与士子齐同的地步，这是文学中女性观的一大解放，有助于唐宋文学女性题材的进一步拓展。晚唐诗风顺着这一诗潮发展下去，即出现了李商隐、温庭筠等人诗中的女性意识与女性特征。而李商隐、温庭筠是诗词转递中的代表人物。众所周知，词的发展与歌伎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词中虽也继承了诗歌中的比兴传统，但更多的是直接抒发情感，而且多以女性角色为主。词人以女性的角度去观察世界，体认感情，这都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尊重、同情与了解之上的，从这点来说，士伎同悲诗为其提供了心理适应性。

[1](日)川濑一马，监修．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第1册)[M]．东京:勉诚社，1983．

[2](宋)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3](清)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唐)卢照邻．卢照邻集校注[M]．李云逸，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

[5](唐)孟浩然．孟浩然集校注[M]．徐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6](唐)元稹．元稹集[M]．冀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7](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M]．朱金城，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8](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荣新江．唐研究(第2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0]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1](清)洪亮吉．北江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2]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3]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14]郑志敏．细说唐妓[M]．台北: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15](宋)王溥撰．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6](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