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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视域下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考

2013-02-15穆允军

图书情报研究 2013年2期
关键词:时代性图书馆学民族性

穆允军

(山东大学图书馆 济南 250100)

1 引言

图书馆学本土化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笔者拟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阐述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必然性以及传统“和而不同”文化哲学观对其的启示意义,以期为图书馆学本土化提供一个新的视域。

2 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必然性

2.1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从文化哲学视域看,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在时空的框架中进行定位,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即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框架。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的独特规定性,是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系统之间不可通约的方面。文化的时代性是指文化进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同文化系统共同具有的某种方向性的发展过程,是不同的民族文化系统之间可进行比较、沟通的方面。不同文化系统演化的非同步性造成了文化系统之间的势位差。当一种文化系统处于低势位之时,时代性要求被凸显出来,成为主导的方面。如马克思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当一种文化系统处于高势位之时,民族性要求又会转变为主导力量。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是文化系统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民族性不能取替时代性,时代性也无法代替民族性,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2.2 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历史必然性

图书馆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其民族性与时代性大致对应着本土化与国际化。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文化变迁实质即是中国传统学术在文化时代性的巨大挑战下向现代学术嬗变的过程。由于中西学之间的时代性造成的势位差,西学向国内的单向文化传播不可避免。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作为传统文化与学术的一部分,也开始了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历程。现代图书馆学建立之初,在与西方图书馆学的时代落差面前,向西方图书馆学学习是中国图书馆学急需的任务,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袁同礼等早期图书馆学家在负笈留学后倡导的新图书馆运动即以学习西方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技术为主,可谓第一次西学潮。改革开放后,国内与西方图书馆在自动化管理方面差距巨大,使得我国的图书馆专家和工作者再次感受到学习西方的紧迫感,从国外直接购进现成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也一度成为缩小差距的首选,上世纪90年代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又以未来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吸引了国内图书馆界的目光,这是第二次西学潮,也是以向西方图书馆学学习为主要内容,但比第一次西学潮带有更多自主理性色彩。

在中外图书馆学巨大的时代落差面前,早期的图书馆学先辈并未一味追求西方化。梁启超先生曾在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仪式的演讲中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刘国钧先生在该协会会刊《图书馆学季刊》的办刊宗旨中亦明确新图书馆运动的目的是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2]。这些都是在现代图书馆学建立之初,学人对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学科主体意识。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文化自觉和学科建设本土化进入图书馆学人的研究视野。吴慰慈先生在1998年发表《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要本土化》,把本土化作为图书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此后,图书馆学本土化逐渐成为图书馆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和学人的共识。王子舟、刘兹恒等先生都有精彩论述,尤其是刘兹恒先生对此命题长年耕耘,他于2007年出版的《图书馆学研究的本土化思考》一书集中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使得图书馆学本土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深度。

2.3 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内在必然性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图书馆学本土化是凸显中国图书馆学民族文化特质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图书馆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所必须具备的独特性质。若失去自身的文化特质,失去维护自身文化特质的自觉意识,盲目跟从西方图书馆学的发展,中国图书馆学必将失去存在的必要性。在两次西学潮中,中国图书馆学吸收了大量西方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技术,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然而,由于长期本土化意识的薄弱,盲目跟风西学,中国图书馆学常常会感到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以及发展方向的迷失。本世纪以来,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观在中国学术文化界引起广泛的共鸣,文化自觉成为每个学科发展重要的维度。图书馆学本土化在当前的历史际遇中不仅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也合乎建立自身民族文化特征、保持民族性与时代性动态平衡的内在要求。

就学科特点来看,与其它学科相比,图书馆学有着综合性、现实性、生成性的特点,学科自身发展也要求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质。图书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具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的某些特点,又比一般的社会科学性质复杂,尤其是现代信息社会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影响着图书馆学的社会功能和服务形式,或者说各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受到其他学科发展程度等国情的限制,本土化是图书馆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图书馆学不是纯理论学科,有很强的现实性,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这种现实性要求图书馆学在发展中必须结合自身的国情。图书馆学学科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不算长,刘兹恒先生大胆指出,“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是:图书馆学至今还没有形成一整套被大家公认的基本理论!即使是西方提出的图书馆学原理也还在进一步讨论之中,而探索中的图书馆学原理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其本身还有一个被实践检验的过程”[3]。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在著名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中也曾指出,图书馆学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图书馆学的生成性也为图书馆学的本土化提供了条件和发展的空间。从文化的角度看,对图书馆学学科的理性把握、对西方图书馆学有限性的清醒认识,使我们跳出文化时代性单向维度的局限,在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坐标中思考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意义与学理价值。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思考图书馆学本土化更能凸显文化自觉的时代要求,中国图书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自觉意义更为清晰。

3 “和而不同”文化哲学观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启示意义

3.1 “和而不同”的文化哲学观

“和”与“同”是中国文化哲学的两个重要概念。春秋时期,周太史史伯在与桓公论政时曾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齐国晏婴发展了史伯的思想,他以羹喻和,“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左传·昭公》)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则有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他把“和”与“同”与不同人格相联系,赋予价值意义。在中国文化哲学中,“和”是不同事物的和谐、统一,“同”则是无差别的同一。“和而不同”就是要不同文化系统之间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谐、统一,相互促进发展。“和”是一种文化系统在与其他文化系统交流中保持自身民族特质、文化生命力的原则,“同”则意味着自身特质的解构、文化民族性的丧失和文化生命力的消弱。“和而不同”的文化哲学观对于处理图书馆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3.2 “和而不同”文化哲学观对图书馆学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的启示

图书馆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对应着图书馆学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两个维度,这两个文化维度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系统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二者在不同时期可能所处的地位有所不同,但是任何时候都要同时坚持两个维度,单方面强调图书馆学本土化或国际化都是不正确的。

图书馆学本土化就是要坚持自身民族文化的特征和文化自觉,又要坚持不以西方图书馆学为是非对错的标准,不盲目为西方马首是瞻,而是要与西方图书馆学“和而不同”,在与西方图书馆学和谐交流、学习、汇通的基础上推动中国图书馆学形成自身的民族特点。笔者认为图书馆学本土化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积极整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中有意义的思想与方法。图书馆学这个名称虽是舶来品,中国古代虽无其名,但有其实,拥有校雠学、目录学等丰厚的图书馆学的思想和方法。现代图书馆学建构的时候,却没有把这些丰富的传统资源汲取进来,这些传统的学问在学科分类上逐渐转入史学等领域。而这些传统资源中无疑会流传着中国图书馆学的民族特质,这正是本土化自身定位要寻找的信息,所以如何把传统的优秀资源与现代图书馆学体系衔接起来是图书馆学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二是用理性批判的眼光汲取西方图书馆学的成果,以主体意识积极建构中国图书馆学体系。当我们在“和而不同”的文化哲学视域中,在本土化与国际化共同构成的健全坐标中来学习西方图书馆学时,就会增强对西方图书馆学层出不穷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理性批判意识,改变原来盲目追随西方图书馆的流行理论与实践的做法,改变“注脚”的被动地位,以民族文化主体的挺立来自觉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

人类的进化动力不仅来源于外界环境的变化,更是人类在自我意识引导下的自我调节与自我提升,这是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进化特点,所以“几千年来蜜峰一直建筑着同样的巢穴,而人却获得了‘进步’”[4]。人类自我的调节与提升除了自身经验的积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学习别人的经验,并学为己用。用的目的不是“同”,而是“和”。众所周知,欧洲是早期图书馆学的中心,德国的施莱廷格在1807年最早提出“图书馆学”的名称。美国图书馆学家正是在吸取欧洲图书馆学成果的同时,对图书馆学进行了本土化的研究与发展,才成为目前最有影响的区域性图书馆学流派。图书馆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是互为前提、互为补充、密切相联系的。一是因为目前就时代性来讲,我们的图书馆学建设与发展与国际上很多西方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国际化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与本土化同样重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信息社会发展迅猛的时代,图书馆学也象一个大家庭,各类跨地区、跨国的联盟、合作、交流日趋频繁,国际化也同样是中国图书馆学屹立世界图书馆学之林的必备条件。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

2 刘国钧.本刊宗旨及范围[J].图书馆学季刊,1926(1):1.

3 刘兹恒.图书馆学研究的本土化思考[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210.

4 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张乐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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