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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郑樵对本朝著述的著录及运用

2013-02-15燕永成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上海200234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3年10期
关键词:通志艺文书目

●燕永成(上海师范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上海 200234)

南宋史家郑樵(1104-1162) 在《通志·总序》中明确指出:“《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由此可知,《通志》一书基本断限于隋乃至唐。不过,在该书《艺文略》和《图谱略》中,郑樵却著录有不少宋代本朝的著述,这明显已经超出了全书的基本断限。同时,他在该书《金石略》等略中,还用到本朝著述。郑樵对本朝著述的广泛著录及灵活运用,对于我们现今了解宋人著述在南宋初期的存留状况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只可惜长期以来,研究者虽然对郑樵目录分类思想所取得的成就评价颇高,但认为他编修《艺文略》时仅做了些简单的抄写、移易和改编,又未能增加一些必要的注释,因此,认为他的《艺文略》参考使用价值并不大。[1]该评论虽不无道理,但并不全面,主要在于以往研究者并未对郑樵在《通志》的《艺文略》等略中著录及运用本朝著述问题加以深入探究,故本文在此有必要予以揭示。

一方面,《通志·艺文略》共分12类,凡著录古今图书达10912部,110972卷。其间,有关宋人著述的著录遍及整个12类。

我们知道,注重强调图书分类的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指出:“欲明天者在于明推步,欲明地者在于明远迩,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噫!类例不明,图书失纪,有自来矣。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由此可见,他对图书分类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是非常精深的。以“总古今有无之书”的郑樵,在《艺文略》12类中就程度不同地运用及著录了本朝著述。具体而言,一是在《艺文略》卷三《杂史》和卷八《别集》五下,他专列“宋朝”标目,并且分别著录当代著述达36部424卷和142部4606卷。二是在该略其他类目中,若属宋本朝著述,则多数注明“宋朝某某撰”。此外,从郑樵著录本朝著述所涉及的最晚时间断限来看,除他自己的著述之外,已经涉及他生活的南宋初期,此如卷三《刑法》中著录有《绍兴敕令格式》。

同样,在对具体书籍撰写解题方面,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指出:图书“盖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按《唐志》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有不应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这就是他突出强调的“泛释无义论”观点。其间,他虽根据实际需要对宋之前的书籍做了程度不同的解题,但缘于他对本朝著述更为熟悉的缘故,因此,他对本朝著述所做的解题为数不少,并且极具典范性,这部分解题无疑是他体现“泛释无义论”的极好例证。

突出者一是注重说明本书取材的,如《艺文略》卷七《类书类》第11著录《册府元龟》以及《天和殿御览》。前者的解题为:“景德中,诏王钦若、杨亿编历代君臣事迹,惟取经、史、《国语》《战国策》《管子》《孟子》《韩子》《淮南子》《晏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其余小说杂说不取。”后者的解题为:“晏殊等略采《册府元龟》。”二是说明书籍内容断限的,如该略卷三《传记》中著录《二十二国祥异记》3卷,解题为:“宋朝张观撰,起西晋,包孙吴,讫林邑国。”又如卷七《类书类》第11著录《续通典》200卷,解题为:“宋朝宋白、李宗谔等奉敕编。自唐至德初至周显德末。”三是说明书籍编修缘由的,如该略卷四《地理》中著录《学士院新撰目》1卷,解题为:“宋朝国初改军镇及宫殿名,诏学士院撰。”又如该略同卷中著录《李氏朝陵记》1卷,解题为:“李遵勗朝永熙陵撰。”再如卷八《诗总集》中著录《李昉唱和诗》1卷,解题为:“宋朝李昉等,兴国中从驾至镇阳过旧居。”四是说明书籍内容情况的,如该略卷一《诗》中著录《周诗集解》20卷,解题为:“宋朝丘铸注,只取《序》中第一句,以为子夏作,后句则削之。”又如卷八《军书》中著录《止戈书》50卷,解题为:“宋朝赵化基集历代军中书檄表状碑颂捷布禡牙祭纛之文。”五是说明书籍所指及编修年份的,如该略卷四《谱系》中著录《本朝维城录》1卷,解题为:“天圣十八年。”又如卷六《历数》中著录《新修历经》1卷,解题为“太平兴国中作。”六是注重说明书籍内容得到应用的,如该略卷七《医方类》第10著录《铜人俞穴针灸图经》3卷,解题为:“宋朝翰林医官王惟一编修,天圣中,诏以针灸之法铸为铜人式。”最后,他还著录有自己的有关著述。如该略卷一《书》中“《古文尚书》”下注有他的《书考》和《书辨讹》7卷。又在同卷《诗》中“《毛诗故训》二十卷”下注有他的《诗辨妄》6卷。在同卷《春秋》中“《三字春秋石经》三卷”下注有他的《春秋考》和《春秋传》12卷,等等。

另一方面,郑樵颇为重视图谱,他在《通志·图谱略序》中指出:“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至今虞、夏、商、周、秦汉,上代之书具在,而图无传焉。图既无传,书复日多,兹学者之难成也。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因此,如他在该略《记有》类中就著录有本朝吕大防《唐长安京城图》《宋朝宫阙图》、陈希夷《易图》、刘牧《钩隐图》、聂崇义《三礼图》、刘恕《十国年表》、司马温公《历年图》《治平八庙图》《熙宁庙图》和《大宋配享功臣图》等等;在该书《记无》类《地理》目中,著录有沈括《使虏图》,在《纪运》目中,著录有刘恕《年略谱》、龚颕《运历图》和《国朝年表》等,在《易》目中著录有范谔昌《易源流图》,在《医药》目中著录有王惟一《针炙图》等。

总之,从郑樵在《通志》的《艺文略》和《图谱略》中对本朝著述的著录情况可以看出,他所征用的本朝著述颇为广泛。那么,郑樵所征用的这些著述是如何取得的呢?

归结而言,一是他在编修《通志》时,参考过许多历代书目,其间也包含有宋代官私书目。如他在《艺文略》中注明的就有:官修的《崇文总目》和《新唐书·艺文志》,以及私家书目如荆州《田家书目》等等。二是他不仅生活在藏书刻书极为丰富的福建莆田地区,而且他还勤于搜访阅读书籍。对此,他在论述自己走访并借阅藏书之家所藏时指出:“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2]正缘于此,使得他拥有较为丰富的藏书,以至于南宋末藏书家周密曾指出:“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3]这就是说,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的藏书就有来源于郑樵所藏的书籍。三是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期搜访图书的过程中,郑樵积累了丰富的搜求图书的经验,并能将其理论化,这就是他在《校雠略》中提出的“求书之道有八论”: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以及因代以求。对于郑氏求书之法,明代胡应麟高度评价说:“可谓曲尽求书之道,非沈湎典籍者不能知。”[4]

除以上郑樵大量征用本朝著述用以编修《艺文略》和《图谱略》等之外,在《金石略》的《历代金石目》中,他在详列古器物名称之后,表明:“右三代之款识,见于《博古图》等。”按:《博古图》即《宣和博古图》,现存30卷(郑樵著录作60卷),徽宗时官修。据陈振孙解题言:该书系记述“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图其形制而记其名物,录其款识。品有总说,以举其凡,而物物考订,则其目详焉。然亦不无牵合也”。[5]这说明郑樵能够及时运用本朝官修金石书目以助修《通志》。郑樵又在《谥略·序论》第五中,针对苏洵《谥略》之书,评论道:“至苏氏承诏编定六家谥法,乃取周公、春秋、《广谥》、沈约、贺琛、扈蒙之书,断然有所去取,其善恶有一成之论,实前人所不及也。”同时,他还对苏氏之说做了必要的补充分类等。此外,他在充分利用《崇文总目》和《新唐书·艺文志》编修《艺文略》之后,又在《校雠略》中对其优缺做了评价。其中对于《崇文总目》,他赞扬说:该书“众手为之,其间有两类极有条理,古人不及,后来无以复加也”。同时,又批评说:“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至于该书在具体书的分类及著录方面的失误,他也多有批评。而对于《新唐书·艺文志》,他不仅明确指出其“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而且还批评其在具体书的分类及著录等方面存在不少失误。

至此,据今人孙猛研究可知,南宋初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撰成于“孝宗时”,而非该书《序》中所言的高宗绍兴二十一年,[6]而郑樵的《通志》则成书于绍兴三十一年,[7]由此我们认为,《通志》的《艺文略》和《图谱略》无疑是现存南宋私家书目中著录本朝著述最早的书目,郑樵所著录及运用的本朝著述,不仅反映着当时一些官私书目著录本朝著述的情况以及他个人所藏宋人著述的基本状况,而且反映着这些著述在南宋初期的流传变动状况。同时,他对本朝著述的著录及运用,无疑是他目录学思想在书目编修中的具体体现。他曾立志要广读古人之书,通百家之学。因此,在高宗绍兴十九年《献皇帝书》中,他曾明确指出:“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图谱志》,作《图书谱有无记》,作《氏族源》。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2]在绍兴二十九年《上宰相书》中,他进而指出:“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2]可见他对自己这方面的著述极为看重。也正是基于此,梁启超评论说:“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8]据南宋王应麟记载:“(绍兴) 十七年,郑樵按秘省所颁《阙书目录》,集为《求书阙记》七卷,《外记》十卷。又总天下古今书籍,分类为《群玉[书]会记》三十六卷。”[9]可见以上这些著述,正是他晚年编修成的《通志》中《艺文略》和《校雠略》的基本依据。

又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曾经说明《艺文略》的著录范围:“今所纪者,欲以纪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之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由此可知,《通志》尤其注重著录近当代藏书以及著述,其无疑具有较高的参考利用价值。如《艺文略》卷三《霸史》下,就记载有十国等时期的著述达39部465卷。又如《艺文略》卷四《目录》中著录有《漳浦吴氏藏书目》4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对其著录为:“《吴氏书目》一卷,奉议郎漳浦吴与可权家藏。”该书目虽已久佚,但在《校雠略》中,郑樵对该书目的价值有所揭示。他指出:家微官卑的吴氏,藏书“多蓬山所无者”,此如《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又言:“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

当然,郑樵虽在《校雠略》中号称“广古今而无遗”,但在《通志》中,他对本朝著述的著录及运用仍存在一定局限。

究其因,一是与他自身藏书有限不无关系。虽然他本人的具体藏书数量无法确知,但据曾传录过他藏书的陈振孙在作为《艺文略》初稿的《群书会记》解题中指出:该书“大略记世间所有之书,非必其家皆有之也。”[5]二是由于《通志》全书大部分内容基本断限于隋乃至唐代,除过他自己按语往往联系现实之外,内容涉及宋本朝的部分毕竟有限,加之郑樵《通志·艺文略》偏重分类,《图谱略》和《金石略》注重体例。此外,郑樵还须考虑全书篇幅比例。因此,该书所著录的本朝著述就相对有限了。最后,尤为重要的是,当与郑樵所处的现实环境有关。仅据笔者大致统计,《通志》的《艺文略》和《图谱略》在著录本朝著述时,北宋前中期的著述多于北宋后期的著述。其间,他也著录有王安石的著述,如卷八《别集》著录有“《临川集》一百卷;又《临川后集》八十卷。”但颇让人疑惑的是,他并未著录在北宋后期影响巨大的官修《三经新义》以及王安石的《字说》。我们知道,郑樵本人著述号称繁富,他自称:“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2]对此,据吴怀祺先生统计,若算上一些单篇,郑樵的著述达98种,[10]说明此非夸大之词。况且在他本人的著述中,就有涉及对《书》 《诗》研究的,如《书辨讹》7卷,《夹漈诗传》20卷以及《辨妄》6卷。[5]此外,他对文字学亦极有研究。曾举荐过他的汪应辰指出:“伏见福州寄居郑樵,自少笃学,无他嗜好。年踰七十,称道不倦,所著《六书本义》,明古人制字之意,皆有证援,疑者阙之,不为强说,足以辨近世儒者私意穿凿之失。又有《诗传》,其考究精密,多先儒所未悟;推测经旨,简易明白。伏望圣慈令福州取索,缮写投进,庶几一经圣鉴,必有取焉,亦足以慰其记事纂言之勤。”[11]又时人张世南亦言:“王金陵《字说》之作,率多牵合,固不免坡公之讥。建炎间,莆中郑樵字渔仲,作《六书略》,谓象形、谐声、指事、会意、转注、假借,从六者而生,总计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五。其间惟谐声类最多,计二万一千八百一十,约以简易,而尽得作字之义矣。”[12]这足以说明,郑樵是完全能够见到并参阅《三经新义》以及《字说》的,更何况在高宗绍兴年间,王氏新学得到过秦桧的支持,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绍兴十八年二月,布衣郑樵为右廸功郎,以经筵官秦熺等言其学术也。[13]不过他并未应诏。当时名臣“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14]到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工部侍郎兼侍讲王纶等言:“兴化军进士郑樵耽嗜坟籍,杜门著书,顷年尝以所著书献之朝廷,降付东观。比闻撰述益多,恐必有补治道,终老韦布,可谓遗才,望赐召对,验其所学,果有可取,即乞依王苹、邓名世例施行,庶学者有所激劝。”于是朝廷命郑樵赴行在。[13]

据陆游言:“予绍兴庚辰、辛巳间,在朝路识郑渔仲,好古博识,诚佳士也,然朝论多排诋之。时许至三馆借书,故馆中尤不乐云。”[15]这说明时人对郑樵多存偏见。甚至有人讥讽他“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淡泊,乐施予,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16]对此,他自己曾于绍兴末《上宰相书》中表白道:“况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竹头木屑之积,亦云多矣。将欲一旦而用之可也。呜呼,术业难成,风波易起,深恐传者之误,谓擅修国史,将无容焉。”[2]这足以说明他在著录并运用宋代本朝著述时,还受到了现实环境尤其是当时政治斗争因素的影响。

此外,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著录书籍时,有时并未将本朝同类著述编排在一起,有时未标明书目作者所属朝代,由此给参阅者带来不便。对此,明代胡应麟批评道:“郑氏《艺文》一略,该括甚巨,剖核弥精,良堪省阅,第《通志》前朝,失标本代,有无多寡,混为一途。”[4]同样,郑樵虽盛称广记百代有无之书,但并未表明书的存佚状况,此正如胡应麟在谈到《群书会记》时所言:该书“或即《艺文略》草本,则宋世亦未必皆有也。”[4]这不能不说是其缺憾。

[1]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8-152.

[2](南宋) 郑樵,吴怀祺.郑樵文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170,159,169,167,169.

[3](南宋)周密.齐东野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217.

[4](明)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58:63,3,31.

[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34,30,38.

[6]晁公武,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392-1395.

[7]吴怀祺.郑樵年谱[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246.

[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长沙:岳麓书社,1998:129.

[9](南宋) 王应麟.玉海[M].上海:上海书店,1987:998.

[10]吴怀祺.郑樵评传[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26.

[11](南宋)汪应辰.文定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8册:631.

[12](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1:76.

[1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2550,2942.

[14](元) 脱脱.宋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944.

[15](南宋)陆游.陆放翁全集[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196.

[16](南宋)周必大.文忠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1148册: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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