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焕文（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国拥有数千年的藏书与藏书思想发展历史，然而，在中国，无论是图书馆，还是图书馆学，都是晚清西学东渐的新生事物。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古代藏书思想与近代图书馆学之间虽然也存在过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纠结，但是，这种纠结并没有演化成两种学术思想的剧烈冲突，也没有出现类似社会思潮那样的飞扬激荡，而是二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用，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这正是晚清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独特旨趣与韵味。

这种独特的旨趣和韵味源自图书馆学思想客体的特性。图书馆学的思想客体固然有多样性，但无论是“书、人、法”，还是图书、读者、设备、馆舍、方法，其核心思想客体始终是承载知识的文献，其他的思想客体都是与文献相关的要素，并且因为与文献相关才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的思想客体。作为思想客体的核心，一方面，文献的形式决定着文献的管理技术与方法（即“书”决定着有关“法”的学术思想），文献的形式不发生重大或者根本性的变化，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献管理技术方法与学术思想一般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反之亦然。从简帛书时代到纸写本书时代，从雕版印刷书籍时代到机械印刷书籍时代，直至文献数字化网络化时代，文献形式的每一次根本变化，都会导致文献管理技术与方法的重大改变；另一方面，文献的物权（所有权和用益物权）决定着文献的利用技术方法（即“书”决定着有关“人”的学术思想），文献的物权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献利用技术方法与学术思想同样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反之亦然。在文献物权私有私益的时代，对于作为文献管理者和利用者的“人”的研究几乎没有意义，而在文献物权公有公益的时代，对于作为文献管理者和利用者的“人”的研究，不仅必不可少，而且至关重要。可以说，承载知识的文献颇似图书馆学思想的“天”，正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变，则道亦变。

在清代，中西图书馆学术有两条思想长河，一条是建立在手工印刷文献和文献物权私有私益基础上的中国藏书思想长河，其特点是只需要研究文献及其管理的技术方法，而无需研究利用文献的人与社会；另一条是建立在机械印刷文献和文献物权公有公益基础上的西方图书馆学思想长河，其特点是既需要研究文献及其管理的技术方法，又需要研究利用文献的人与社会。两条并行的思想长河在晚清的中国开始交汇时，由于思想客体迥异，呈现出一清一浊，清水浊水同流一河互不相融的泾渭分明奇特景观，直到民国初年开始发生中国藏书思想西方化和西方图书馆学思想中国化时，两条思想长河才浑然一体，共同流向世界图书馆学术大同的思想海洋。

由于当代图书馆学人多不甚明了这种思想客体迥异的旨趣与特性，因此，时常会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图书馆学研究现象：

一种现象是“关公战秦琼”。人们习惯以建立在现代文献和文献物权公有公益基础上的现代图书馆学术思想，去抨击或者否定建立在传统文献和文献物权私有私益基础上的中国古代藏书思想，特别是古代藏书秘而不宣的保守封闭的观念，忽视其人文历史环境与历史文化价值。殊不知古代藏书建立在文献物权私有私益的基础之上，并无公益共享之责任与义务，亦不知古代藏书，特别是私人藏书保守典籍对于古代文献传承与传播的文化意义。

另一种现象是妄自菲薄。凡论及图书馆学历史，言必及施雷廷格（Martin Schrettinger，1772—1851）、杜威（Melvil Dewey，1851—1931）、谢拉（Jesse Hauk Shera，1903—1982）等西方图书馆学大家，轻视或者忽视中国古代藏书思想著述与人物，以致有关中国古代藏书思想的研究一直比较零散且缺乏系统。殊不知中国现代图书馆学不过是中国藏书思想西方化和西方图书馆学中国化的产物，亦不知鉴古知今与古为今用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清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最为禁锢的朝代，自顺治、康熙，至雍正、乾隆，文字狱绵延不绝，且愈演愈烈，知识阶层不得不埋头故纸堆，转向与宋明理学的空疏相对立的考据学或朴学研究，以致考据学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从清初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到清乾隆、嘉庆时期形成的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徽派，乾嘉学派各派均主张无征不信，无不注重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无不以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诠释文字、考释典章、考证沿革等为重。无征不信必须大量收集资料，广泛罗致异本，于是，江、浙、皖三地文人学者藏书蔚然成风。学问家藏书家的增多，一方面促使掠贩家、收藏家和鉴赏家等类型的藏书家进一步增多，以致清代私人藏书的数量和规模超越历朝历代；另一方面又促使古代藏书的思想、理论与方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以致清代成为中国古代藏书思想的集大成朝代。

鸦片战争以后，封闭的中国大门被打开，一方面，随着西方列强的炮火从东南沿海逐渐蔓延至中国腹地，特别是太平天国焚毁孔孟诸子百家“妖书”之祸从岭南蔓延至江南，席卷半个中国，曾经盛极一时的清代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和书院藏书遭受沉重打击，或者灰飞烟灭，或者流散亡佚，或者日渐式微，古代藏书开始迅速衰落；另一方面，伴随着西学东渐潮流的涌进，西方的图书馆观念与图书馆学术渐次流入中国，创办新式图书馆的呼声日益高涨，实践亦渐次展开。在机械印刷图书、报纸、期刊、教科书等现代文献迅速兴起，并逐渐取代手工印刷文献的社会转型时期，清代藏书思想不仅没有随之衰落，而且颇有发展。即使是在古代藏书即将终结和新式图书馆已经产生的清末民初之际，有关古代藏书的思想著述仍然绵延不绝，且成就可观。清末藏书家叶德辉（1864—1927）撰《藏书十约》继承清中期藏书家孙从添（庆增）撰《藏书记要》之要义，对古代藏书思想与理论体系颇有发扬；叶昌炽撰《藏书纪事诗》与叶德辉撰《书林清话》更是前无古人之作，开启了系统研究藏书史与书籍史之先河。这种中国藏书思想长河与西方图书馆学思想长河在晚清中国交汇时的和而不同与并行不悖，正是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的独特旨趣。

中国图书馆学术源远流长，而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则是中国藏书思想长河与西方图书馆学思想长河自晚清交汇后不断融合的结果。因此，研究清代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必须厘清这两条思想长河的发展脉络。8年前，程焕文著《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系统地勾勒了晚清西方图书馆学术思想传入中国的发展脉络，如今，王蕾撰《清代藏书思想研究》则系统地阐发了清代藏书思想的发展脉络，二者异曲同工，共同构建了清代藏书思想与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完整图谱。

20世纪以来，有关清代藏书家和藏书思想的个案研究并不少见，且不乏力作，但是，系统研究和阐发清代藏书思想的著述一直阙如。《清代藏书思想研究》在全面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史料，系统总结和阐述清代藏书思想的发展，填补了我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空白。

《清代藏书思想研究》 最为显著的学术创新是以全新的藏与用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全面审视和研究清代藏书思想。这种藏与用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藏与用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而是把藏与用看作整个藏书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有所用必有所藏，有所藏则必有所用，藏用一体，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从而客观地揭示了清代藏书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与真实面貌。

这种藏与用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在方法论上具有十分独到之处：其一，以藏与用为主线，将错综复杂的清代藏书思想与观念条分缕析，绳贯珠联，清晰地揭示了清代各种藏书思想的来龙去脉和相互关系，避免了过去依照时代、人物、著述、思想分而论之的研究方法所导致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的切割断裂和学术思想内容的繁杂重复。其二，以藏与用为重点，摆脱藏与用的中间环节——藏书整理的羁绊束缚，对作为独立学科且已经具有比较系统研究成果的校雠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术思想不做专门考察，有所为，有所不为，避免了清代藏书思想与校雠学、版本学、目录学缠绕不清的繁复庞杂，从而使清代藏书思想更加清晰明了。

藏是用之根本。没有藏，则无以为用。今人对清代藏书注重收藏与保护一直诟病不已，却鲜有对清代藏书收集与保护的系统研究。《清代藏书思想研究》悉心梳理清代藏书中各种有关藏的思想，条分缕析，娓娓道来，颇有新的学术见地。作者通过对清代藏书理论著述的梳理和清代藏书家实践活动的总结，提炼并阐发了购求四最论、收藏次第论、兼收并蓄观、专门藏书观等藏书收集方法论，充分地揭示了清代藏书收集理论与方法的精髓。这些被清代藏书家普遍使用的藏书收集理论与方法对于今天图书馆的藏书采访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佞宋观念、善本观念、抄本观念、鉴别观念等既是清代藏书家十分流行的藏书收集观念，也是清代藏书家爱书精神的一种体现。作者跳出诟病佞宋好古的窠臼，还原了清代藏书家悉心收集、妥善保藏和有效利用宋椠元刻明刊的真实，对于今天的古籍善本收集与鉴定颇有裨益。征书、购书、抄书是清代藏书的基本收集方法，其中抄书既是文人学士治学的基本方法，也是藏书家补充藏书的重要途径，作者全面地阐述了清代抄书之风、抄书之因与抄书之法，为今人探究大量传世清代抄本的来由提供了注解。与历朝历代相比，清代最为重视藏书建筑的科学设计，在防火、防潮、防霉、防虫、防盗上特别考究，作者通过悉心梳理史料，从建筑模式、建筑选址、通风设计等多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清代藏书的建筑保护观念，并通过对天一阁、四库七阁、富厚堂等藏书楼建筑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清代藏书在藏书楼建筑上保存与保护藏书的理论与实践，可资当代图书馆建筑之借鉴。清代藏书家大多嗜书如命，对于藏书的呵护亦甚于往昔，作者从藏书庋架观念、管理制度、维护观念、曝书制度，到书籍装帧保护观念、书籍修复保护观念，系统地阐述了清代藏书的典藏保护观念与书籍保护观念。这些观念的揭示对于目前正在开展的全国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无疑具有参考价值。

《清代藏书思想研究》所论述的有关藏的藏书思想贯穿了从藏书收集到藏书利用的全过程，展现了清代藏书收集、保存与保护的系统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不仅在清代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向性和实践操作性，而且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仍然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之处。中国的学术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私人藏书家对负载学术文化的文献的收集、保存与保护，倘若没有清代私人藏书家对藏书的世代相守和精心呵护，中国学术文化的传承和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创设将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清代私人藏书家嗜书如命，穷于搜讨，世代相守，其表在子孙永昌，其实在文化自觉，正是这种文化自觉才使得中国古代文献在政治、兵燹和灾害的夹缝中得以延续和传承。因此，充分肯定清代藏书家在收藏、保存与保护文献中的作用与功绩，本身就是对历史、文化和学术的敬重。《清代藏书思想研究》秉承的正是这种历史观与思想观，因此它能够较好地还原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的真实面貌。

用是藏之目的。古往今来，一切藏书都是为了用，没有藏而不用的藏书，只有藏书利用对象、范围与方式的不同，即使是深埋地下的随葬“藏书”亦是供逝者在冥界所用。今人习惯认为清代藏书，特别是私人藏书，秘而不宣，藏而不用，且时常予以抨击，其实大谬不然，一则罔顾了私人藏书物权私有私益并无公开共享之责任的本质属性，二则罔顾了清代藏书，包括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和书院藏书流通开放的基本史实。

事实上，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清代藏书并非藏而不用，皇宫藏书供皇室成员使用，官府藏书供官僚使用，私人藏书供私人家族使用，书院藏书供员生使用，各有其职，各有所用。这种情形与1851年英美产生不论男女老幼听任士子阅览的公共图书馆之前的西方各国图书馆并无二致。公共图书馆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物，其要在于公开、公共、共享。有趣的是，在极端专制的清代，私有公益、开放利用的藏书思想竟然自始至终绵延不绝。不论是帝王的嘉惠士林也好，还是士绅的乐善好施也罢，开放利用的思想与实践从上到下都十分普遍，并且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这种思想虽然难以与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媲美，但是在极端专制的清代的确十分难能可贵，也为清末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清代藏书思想研究》以浓墨重彩从多个层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清代藏书的开放流通思想：其一，互借互抄思想，包括官府借抄、互借互抄、《流通古书约》、《古欢社约》、借抄交谊、散书为聚等思想。其二，开放借阅思想，包括乾隆皇帝的“公天下之好”思想、周永年的“天下共读之”思想、广仁义学的“聚古今图籍，以公愿学之士”思想、孙星衍的“置之家祠，公之族人”思想、国英的“与人共读，成己成人”思想、陆心源的“立案归公，来读不禁”思想、梁鼎芬的“倡导公藏，开放利用”思想。其三，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的流通制度。其四，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的刊刻流布思想。这些思想的系统梳理和阐发，既还原了清代藏书，特别是私人藏书思想的真实面貌，具有正本清源的学术意义与价值，又与晚清传入中国的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观念彼此呼应。正因为清代私人藏书具有比较广泛的“天下共读之”，“与人共读，成己成人”的思想基础和实践，所以，当晚清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传入中国时，中国的公共图书馆运动才不同于英美先有政府立法然后依法设立公共图书馆的自上而下发展模式，而是先有民间的公共图书馆实践然后推动政府制定发展公共图书馆政策的自下而上发展模式。

不仅如此，《清代藏书思想研究》还从“藏”与“用”的角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周永年儒藏说的核心思想和基本思想，既有对儒藏说的渊源，例如丘 的藏书分三处思想、陆世仪的藏书邹鲁思想和曹学 的儒藏思想的深入研究，又有对儒藏说的影响与实践，例如广儒藏说、四库七阁、灵隐书藏、焦山书藏的具体分析，从而清晰地阐述了清代藏书藏与用思想的内在关联、彼此观照和相互作用。由此可见，清代藏书的藏与用思想是一个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整体。

《清代藏书思想研究》在史料的发掘和运用上亦颇见功底，例如，有关富厚堂建筑样式所体现的藏书保护思想的分析研究，有几分发前人所未见，特别是有关林树梅撰《说剑轩余事》的发现、研究和评述，史海钩沉，拾遗补缺，丰富了清代藏书理论著述和学术思想，值得称道。

学术思想史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清代藏书思想研究》的出版不仅填补了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项学术空白，而且为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发展树立了一块厚重的基石，可喜可贺。

[1]程焕文.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2]程焕文. 中国图书文化导论[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

[3]李希泌, 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春秋至五四前后[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4]谢灼华. 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M]. 修订本.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5]王子舟. 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6]王 蕾. 清代藏书思想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