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记者 吕斌

依法治国的理念，不仅需要在最高层体现，更是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需要从中央到地方、从社会管理到经济建设等各个领域都遵循依法治国的理念

2013年全国两会之后，新一届中央政府正式亮相，李克强当选为国家总理，将执掌未来一段时间的国家行政事务。

与以往相比，本届政府在年龄、专业背景、成长环境等多个要素上均特色鲜明。其中，新任总理李克强的法律专业背景，令人眼前一亮。纵观国际政坛，法律背景的学者从政，在主流国家较为常见，而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这一特点一直不甚鲜明。

近年来，有关“理工科政治家治国”和“文科政治家治国”的争论从未间断，两者各有所长，哪一个更适合当代的中国？本届政府中，以李克强总理为代表，法学背景的官员数量明显上升，“法律人”从政，或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官员结构走向。

高官法律背景成亮点

盘点新一届政府中法律背景的部级以上官员，具有法律教育背景的不在少数。

据公开资料显示，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副主席李源潮都拥有法学博士学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则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则是华东政法学院的校友，两人均

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

（CFP供图）拥有法学硕士学位以及司法系统的长期执业经验。

此外，2013年全国两会之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也增加了两位深具法律背景的领导，分别是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和曾经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民革中央主席、法学博士万鄂湘。

据《法人》记者统计，新一届政府的省部级以上党政主要领导中，至少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文化部长蔡武、农业部长韩长赋、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国务院法制办主任宋大涵、贵州省省长陈敏尔、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等，经历过专业的法学教育。

“在十八大之后，国家更加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发挥人大监督作用，所以说在法律方面是不断强化的。”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刘旭涛教授说。

不过刘旭涛认为，尽管法学背景的高官明显有所增加，但还是形不成主流。现阶段政府高官知识结构以理工科及经济背景为主的特点，尚难以改变。刘旭涛认为，法律的作用更多是一种工具，如果政府内既有法律教育背景又有经济教育背景的领导增多，才是最合适的。

“就是说在强调经济重要性的同时又有法律意识。“刘旭涛告诉《法人》记者，抓经济建设不能没有法律的约束。

而在财经法律评论员、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兴成看来，本届政府中法学背景的官员增多，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对新形势的适应。改革至今，仅仅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入手是无法打开新局面的，而要进行全方位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呼唤法学家治国。

其次是对人民群众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增强的适应。只有推行依法治国，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平、正义需求，民众才能心服口服地拥护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因此，本届政府中法学背景的高官较多，是历史的必然，不是偶然现象。”刘兴成告诉《法人》记者。

“理工科政治家治国”和“文科政治家治国”

此前，舆论就长期存在“理工科政治家治国”和“文科政治家治国”哪个更有优势的探讨，本届政府中官员教育背景的微妙变化，更加剧了学界的关注。

“文科政治家”在西方主流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较为明显，而在国内则并不突出。数据显示，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有法学背景者高达60%-70%，而美国的历任总统中，大多具有法学背景，许多甚至是律师出身。

刘兴成认为，针对“理工科政治家治国”和“文科政治家治国”孰优孰劣的探讨，对提升中国的治国理政水平有重大意义。治国理政是个科学问题，也是专业问题，遵循治国理政的科学规律，让更适合的政治家从事治国理政的职业，无疑是利已、利国、利民的好事。

“此前的‘理工科政治家治国’现象，正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时代写照；而‘文科政治家治国’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把人民群众当作执政者力量的源泉。”刘兴成说，法学背景的官员更具从政优势，是全世界的一个现实。政治家和官员应当是制订规则和执行规则的人，政府应当是裁判，而具有法学背景的人对制订规则和执行规则自然是熟门熟路，可谓做了自己最擅长的事。

对于两者孰优孰劣的问题，刘旭涛教授则认为，往届政府中，工科及经济背景的领导较多，是由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造成的，一直以来我国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很多领导是从工业企业界上位的。刘旭涛表示，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我国政府一直对经济关注比较多，这样的现实也造就了经济背景官员相对较多的局面。

但新一届政府的各级领导，基本是在文革之后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教育背景相对专业，视野更加开阔，其中不乏科班出身的法律专业人才，也体现出依法治国方针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未来，只要中国还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那么法律背景的高官肯定是越来越多。”刘旭涛教授认为，依法治国的理念，不仅需要在最高层体现，更是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需要从中央到地方、从社会管理到经济建设等各个领域

“此前的‘理工科政治家治国’现象，正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时代写照；而‘文科政治家治国’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把人民群众当作执政者力量的源泉。”

刘兴成说，法学背景的官员更具从政优势，是全世界的一个现实。都遵循依法治国的理念。

法治进程将推进

尽管本届政府中法律背景的高官数量有所上升，但法学背景政治家的数量仍不占优势，与世界主流强国相比，还有相当差距。

除数量比例偏低外，相当一部分官员是担任高级职务后接受的继续教育，与传统意义上的法律科班出身并不相符。此外，分析对比新一届政府中省部级以上高官中的法律背景者，中央领导人及部委负责人明显多于省市党政主要负责人。

“越来越多具有法学背景的官员进入高层，将极大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这是显而易见的。”刘兴成认为，大批政治家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具有法律教育和职业背景，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象征之一。

刘兴成特别向《法人》记者列举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两件轶事：在2013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11次明确提及“法”和法律术语；在2013年3月17日回答美联社记者关于黑客攻击的问题时说，“没有根据的指责是有罪推定，希望双方多做一些维护网络安全的实事。” 法治政府的形象呼之而出。

刘旭涛教授也认为，在整个行政体系中经过法律专业培养和训练的官员越多，行政机构的法律意识、守法意识也就越强。法律背景的高官数量上升，必然有助于法治进程的推进。

当然，高层官员具有法学背景，并非解决全部问题的利器，法治理念的执行，仍需要靠各级地方政府的上传下达，仅高层有法制意识，地方执行不到位也是徒劳。

“前些年就曾出现过一些问题，从事法律工作的人陷入到一个尴尬的境地当中，尤其是当涉及宪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的时候。”刘旭涛说，私法领域的情况还相对好一些，公法领域则很令人担忧。

“包括现在的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我们只能说是‘相对独立’吧。”刘旭涛教授告诉《法人》记者，十八大以后，政府对以往的一些做法进行了稍微的“纠偏”。现在又有了大量具有法律背景的各级领导人，对于依法治国肯定是一个促进。但是，科学的理念和政策应有持续性，不宜出现中间停滞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