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讲师

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本科生

秦晓星 刘佳 鲍冰洁 李玮婷 杨一清

一 引 言

从文化角度来说，美籍华裔女作家本身就是特殊的群体，她们几乎自幼在美国长大，被西方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觉醒风潮所同化，但是在构建自身的女性主体意识时，却又无法摆脱中方文化中对女性的传统束缚。从叛逆到认同再到真正的寻求自我，美籍华裔女作家经历了女性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和艰难构建。从历史的角度来来看，20世纪初期中国传统文化仍未受到入侵，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美籍华裔女作家往往会选择叛离自己的传统文化，盲目追求西方文化的认同。然而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和发展，随着华人文学的自我反省，美籍华裔女作家开始积极地寻求自我内心中意识的培养，而不再为了顺应特殊文化背景下的单一认同。

从理论角度来看，对女性主体意识进行研究是去分析她们如何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进行反思和突破。翻开西方古典文学思想史，男性始终笼罩着理性的光环，而女性只不过是“感性的尤物”。然而通过分析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美籍华裔女作家，我们将发现她们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挣脱东方封建思想的包袱，顺应西方女权主义，确立女性主体意识。它的确立也是西方女权主义在文化中的折射。

从实践角度来看，女性主体意识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在它建立的过程中，伴随着文化冲突及先进的文学思想。美籍华裔女作家们成功冲破了思想上的重重障碍，使美国的华文文学迅速发展并成为美国多民族文学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 女性主体意识的理论基础

2.1 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背景

父系社会不仅通过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有形、无形的手段，对女性进行社会性、历史性的压抑，而且还通过霸有话语权，在文化体系内对女性实行文化的压抑和歧视。父权文化体系早已抹杀了女性性别主体的自我。①张琼:《女性文化载体的解读—关于谭恩美的喜福会》，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这种压抑和歧视历时两千年之久，在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思潮的强烈碰撞下促使性别关怀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人性关怀话语，使得华裔女性作家指向建构女性主体性，寻求女性崭新的性别文化身份。

2.2 觉醒过程

华裔女作家“生长在美国，受到美国式的教育，但血管中却奔涌着中国血的女儿们永远都不能完全被以白人为代表的主流社会接纳，她们对于自己的身份、文化定位极度迷茫。由于缺乏自信，她们在东西冲突中颇感尴尬，面对西方经常处于失语和无根状态。”②关晶:《叛逆、认同、淡化——从三位女作家及其作品看华美文学20世纪70年代后的发展》，吉林:《长春大学学报》第16 卷第6 期，2006年11月，第63 页，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CDXB200611018.htm，2011年12月5日。争取与男性平等的人的权利、争取女性人格独立是对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第一步。而第二步，对自身性别处境的正视才是女性寻求自我认同走向主体意识觉醒的关键。在男性文化霸权这一巨大的阴影，女性主义写作在寻求新的性别身份的过程常常陷入惶惑与迷误中。性别觉醒只能来自性别主体的内部。

2.3 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

华裔女性作家通过言说女性性别存在的历史独特性使得一度丧失文化符号的女性意识重新显现。社会转型、商业文化纠集父权文化残余决定了女性作家以构建女性主体意识为目的的对男性文化霸权的解构。就《女勇士》①汤亭亭:《女勇士》，广西:漓江出版社，1998年。一书而言，汤亭亭所建构的“女勇士”一方面体现着对传统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厌女现象的斗争，一方面又扮演者男权社会赋予她的角色——为女为妻为母的妥协。女勇士是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交替影响的产物。她有顽强斗争的一面，也有妥协于男权社会的一面。②李雪梅:《女勇士的双重角色——解读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综合版)》第10 卷第4 期，2000年12月，第42 页，http://calrc.bfsu.edu.cn/html/UploadFile/2009410212951955.doc，2010年11月22日。而这妥协性的产生也导致了与男权社会斗争的不彻底性，因为只有一个女勇士的反抗是远远不够的，她需要更多像她一样的女性的支持。寻求女性性别角色与民族文化角色对于她们这些在美国这个大熔炉的华裔女作家是同等重要的。她们“为了顺应女性主义的潮流，确立女性主体意识，揭露和批判了旧中国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把华裔男人描写成了残忍、低能只会欺负本族裔中女性的男子汉形象，这一切遭到了男性主体意识的对抗。”③杨洁:《荣耀背后的文化僵局——美籍华裔女作家构建女性主体意识所遭遇的尴尬》，《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第15 卷第1 期2007年3月，第43—44 页。“面对评论家对她‘伪’华裔作家的指责，她多次辩称自己不是美籍华人，而是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女勇士’不是自传，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国小说。她笔下的女勇士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儒家的忠孝节烈，而是能够独立自主、与男性平等的女权主义的理想。”④关晶:《叛逆、认同、淡化——从三位女作家及其作品看华美文学20世纪70年代后的发展》，《长春大学学报》第16 卷第6 期2006年11月，第63 页。在华裔美籍女作家构建女性主体意识过程中，虽然会有来自美国和中国两方面的共同压力，但是矛盾、对抗、冲突终会被对话、互补、共识所代替，这种多元共融也应是女性主义写作所追求的文化目标。

三 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美籍华裔女作家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建立

3.1 华裔美国文学介绍

1.华裔美国文学的源起

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移民法的改革、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学生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合力推动的结果。随着近半个世纪美国少数民族在种族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美国政府对多元文化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更加上中国同亚洲其他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强大，这些国家的移民文学创作在60年代之后凸显出来，并呈现了一片繁荣景象。①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2.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史及题材

粗略地说，美国华裔文学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转折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可谓走向繁荣阶段。

从1887年李延富发表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时代》②张卓:《美国华裔文学生产的历史语境》，湖北:《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1 期。算起，美国华裔文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并在美国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中逐步受到关注并形成比较繁荣的局面，一批美国华裔作家也已杀入或正在杀入美国文学主流。美国华裔文学是中美两种文化碰撞和杂交的产物，但又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与特色。由于美国华裔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美国华裔作家大多具备双重文化身份和视野。他们的作品不仅描述了华人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艰辛的奋斗和创业过程，而且表现了作为美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华人族裔的思想感受和生存境遇，同时也反映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华裔所经历的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和冲突，表现了他们对中美文化最终走向融合所给予的美好的憧憬和无限的希望。总而言之，美国华裔文学大多表现了中国早期移民及其后裔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困惑、艰辛和奋斗。

美国华人文坛历来分有两翼:一翼是以华文为表达工具的，另一翼是以英文作为写作媒介而直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这些作家，论国籍，他们是美国人;论血统，他们是华裔。他们一方面接受美国的教育，一方面又接受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中国传统。他们的创作带有美国本土的特色，又吸取了中国故土的营养。因此华裔作家的作品在美国可谓别具一格，受到读者青睐。当今美国文坛华裔作家的作品，依据题材大致可分为五类:以古老中国神秘、奇异的历史背景编写故事;着力于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以家族史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以个人的经验为主，描写华裔夹杂在东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成长过程;伤痕文学，这类文学与政治有关。

3.2 美国华裔文学代表作家——汤婷婷、谭恩美、黄玉雪、张纯如

谭恩美和汤婷婷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两个高峰。谭恩美的小说在主题及艺术魅力上可以说是汤婷婷小说的延伸与继续，但她的小说较汤婷婷的作品更为凄美动人。这是因为作为华裔女作家，谭恩美似乎具有一种摆脱不掉的中国情结和中国文化意识，具有东方女性独特的细腻情感和审美趋向。①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9 页。她在创作中十分关注家庭关系，亲情血缘以及华裔妇女的身份地位，因此她的作品更具人情味;此外，在她小说中，中国母亲的形象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这一形象占据着其小说的情感中心，表现的是一种独特的角度观察到的中国和中国文化传统，因而引起了美国华裔以及其他族裔美国人的极大兴趣。从很大程度上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谭恩美有别于汤婷婷:前者更为美国普通读者所喜爱，而后者则更受到批评界的关注。②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1.汤婷婷及其代表作品与作品评价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反应“边缘文化”的美国华裔文学取得了长足发展的同时，华裔女作家汤婷婷发表了美国华裔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女勇士》(1976)，将美国华裔文学推向一个高峰。该书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和手法、丰富的文化形象和奇特的故事传说震撼了当代美国文坛，丰富了美国文学的内涵，并获得该年度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奖非小说类奖。汤婷婷也因此作品一鸣惊人并杀入美国文学主流。

1980年汤婷婷又发表了《中国佬》，③王鹏飞:《沉默的双重象征:种族主义与女性主义——析华裔美国作家汤婷婷之〈中国佬〉》，四川:《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04 期。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奖。1989年她又发表了《孙行者》，获得当年美国笔会小说奖。汤婷婷的出现，使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在美国通俗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同时也正式走人美国主流文学的行列。

汤婷婷以现代女性的眼光去追寻华裔女性的传统。她更侧重于描写女性生活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中的困惑、无奈与挣扎。她的《女勇士》以“讲故事”的形式将叙述者游移在现实与幻想、中国与美国、过去与现代之间，抒发了她对中国男权压迫的愤恨，表达了自己作为女性以及少数族裔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失落和失声。汤婷婷在《女勇士》中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她自己所说的“译者”的任务，那就是将中国文化与美国主义文化对其的假象、中国民间故事与美国通俗文化、父母的经历与自己童年与青少年经历之间互译的过程。①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9 页。这种翻译既是语言上的也是文化上的;既是事实上的也是隐喻意义上的。她同时也展现了在权力不平等社会中，从自我厌恶到迷惑、反抗，再到寻求自我身份的不平常的成长过程。她的作品深受民权运动、女权主义以及(后)现代创作手法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汤婷婷的传记小说《女勇士》中在西方长大的女儿对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态度正是西方社会以东方主义的种族中心为出发点、排斥被视为“他者”的非西方文化的典型范例。

在写作手法上，汤婷婷没有教条地沿用小说、历史、自传等文体的惯用技巧，而是不拘一格，融三者于一炉，在文类界定方面独树一帜，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种“三合一”式的创新文类在文学史上较为鲜见，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写作手法。事实表明，女性主义写作从格式到语言都容易被女性所接受，是妇女表现女性意识的理想手法，也是女性作家踏入文学殿堂的捷径之一。②沈甫根:《汤婷婷女性主义批评面面观》，浙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

汤婷婷就是这样，在美国文化语境里刚起步，便用弱势话语发出嘹亮的声音，在族裔文化认同和主流文化认同的矛盾过程中坚定而稳健地从边缘文化走向主流文化。

我们必须看到，作为华裔美国女作家，她走的成功之道并不平坦，她一方面要为她的弱势种族的权力向占有统治地位的强势白人抗争，另一方面，又要向华人内部男性宰制一切的封建传统做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种斗争恰好符合主流文化中女权主义的理念，因而得到女权主义者的积极支持，使她感到主流文化中的一股亲和力。这是她倾向于同主流文化融合的重要原因。

2.谭恩美及其代表作品与作品评价

谭恩美在1989年出版了英文版《喜福会》，③谭恩美:《喜福会》，USA:Penguin，1989。程乃珊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一夜之间成为美国文坛明星。这部小说发表后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9 个月之久，销量达4000多万册，并先后赢得美国国家图书奖、1991年最佳小说奖、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联邦俱乐部金奖以及国家图书评论奖提名等多项奖。目前该小说已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20 多种语言。她的第二本小说《灶神之妻》一经问世也立即成为美国最畅销小说之一。一般认为谭恩美是美国华裔文学作家继汤婷婷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如果说汤婷婷在当时还是一支独秀的话，那谭恩美的出现则引来了美国华裔文学百花争艳的春天。

谭恩美作为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之一，其代表作《喜福会》探寻了母女两代人之间的爱恨关系以及两代人在两个世界、两个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近些年来美国华裔作家对中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的一个范本。总体上看，谭恩美在作品中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从个人的记忆出发，建立了一个特定的观察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将自我经历放大，将家庭矛盾，母女之间的冲突提升到文化冲突的层面，并在中美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预言化，使得小说更具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

《喜福会》是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根据亲身经历，选取移民的母亲和生长在美国的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写作素材一炮打响的第一部小说。①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它在题材与主题上是《女勇士》的延续，比起后者，“它在语气上不再那么愤怒，但具有同样的痛苦和诗意”。②Amy Ling，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New York:Pergamon Press，1990，p.130.这可以说是华裔女性文学作品继《女勇士》之后的又一个热点。大部分人认为首先是它那带有全球性的主题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两代人之间的鸿沟、母女间的冲突、移民自身的传统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等。③Wendy Ho，In Her Mother's House:The Politics of Asian American Mother-Daughter Writing，Oxford:Altamira Press，1999，pp.149—160.也有人认为谭恩美的写作风格风趣幽默，正对美国人的胃口。他们认为《喜福会》是一部为适应美国人口味而写的中国故事，一部文字风趣、节奏轻快、态度俏皮的“小点心式”的作品。④董鼎山:《喜福会背后的故事》，北京:中央编译局，1996年，第125 页。还有人认为《喜福会》的成功是因为他充分满足了西方读者对古老、神秘、浪漫、富于异国情调的东方的好奇心。故事中心狠手辣的男人和温柔善良、对男性与长辈言听计从的女性无不迎合了西方人的口味⑤Amy Ling，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New York:Pergamon Press，1990，p.130.是对西方对东方的东方主义刻板化的重复、印证与深化。更有甚者，还有的批评者认为这部小说具有伪民俗和新东方主义色彩，它叙事般娓娓道来的女性叙述方式也正迎合了美国中产阶级女性对读者对少数族裔家庭、女性题材小说的特别偏好，⑥张琼:《女性文化载体的解读—关于谭恩美的喜福会》，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是东方主义持久魅力的最佳证明。①黄秀玲:《“糖姐”:试论谭恩美现象》，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3.黄玉雪及其代表作品与作品评价

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受到关注、得以在美国出版社出版以美国的国内形式和国际风云标化的大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民族文化，种族文化的观念差异，使这些美籍华裔作家能够从一个独特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审视这个社会。尤其是对于美籍华裔女作家来说，她们在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思想冲突更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新视角。例如，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动荡，变革的时代。美国也经历了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文化运动、越战、反战示威游行，这些运动无一不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当时的国际和美国国内的形式给了这些美籍华裔女作家山路头家的大好时机。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多极化格局逐渐显现出来，世界各民族意识也随之高涨。由于中国的不断发展，其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仅增强了对中国的关注，更加对华人和中华文化产生了兴趣，这些都为华裔美国作假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对于20世纪后期的女性作家来说，不管其个人是否是女性主义者，在创作过程中，她们都具有这两方面的意识:一方面，她们意识到了自己秉承着一种很浅的女性的自我寻求;另一方面，她们也意识到了自己处在一个充满敌意男性主宰的环境，感到了作为女性的易受伤害。而她们也都在以她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努力在这种夹缝中生存活动。在东方文化的影响下，这个时期的美籍华裔女作家的作品都不约而同的一对于自我的寻求为主题来创作，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写作视角对于塑造作家被人身份特征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做了深入细致的探究。

“时势造英雄”，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历史人物，在一定程度是也使用于一些美籍华裔女性作家，如黄玉雪(Jade Snow Wong)。在20世纪40年代，她的作品《华女阿五》 (Fifth Chinese Daughter，1945)出版发行后备受美国当局的赏识，并且也立即在美国成为了畅销书，甚至在英国和德国也相当受欢迎。《华女阿五》②黄玉雪:《华女阿五》，张龙海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3年。所讲述的其实就是黄玉雪自己的故事，从她5 岁记事开始，到24 岁她成了二战后旧金山唐人街第一个拥有小轿车的人为之，全书共28章。这本书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女性主体意识，其中作者抨击最多的时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他对华人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也有批评。

父母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是黄玉雪一度极为不满。父母对于弟弟和妹妹的区别对待，使她意识到弟弟是个男孩，因此比妹妹重要，更让她“不舒服”的是意识到了因为自己也是个女孩，和弟弟相比，同样无足轻重。年幼的黄玉雪，因为屡屡和父母进行顽强、不愉快的抗争，她的童年生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她在心中不禁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此外，他的父亲曾明确地跟她说教育使她通往自由之路。要是在中国，她也得不到多少私人辅导，更没有免费的高级教育。充分利用自己在美国的机会吧。①张春梅:《中西合璧——黄玉雪的双重身份认定》，《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07 期。然而，就在她提出想要上大学，希望父亲予以一些经济帮助说，她的父亲却拒绝了。这使黄玉雪感到很不公平，她认为自己不仅仅是“女性”，还是“人”，难道华人不承认妇女也有思想感情吗?②张子清:《华裔美国文学之母:充满传奇色彩的黄玉雪》，江苏:《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03 期。想必，这次的经历也使她对女性主体意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然而就是这次与父亲产生的矛盾，让黄玉雪有了走出华人世界的勇气，有机会了解美国人家庭生活，并且更加定了自己对于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她看到在美国人的家庭中，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坚持、维护自己个性的权利，无论性别。与黄玉雪的父母冷漠态度截然相反，她打工的雇主，那些美国妇女理解并鼓励她的求知欲。在她们的帮助下，黄玉雪获得了在米尔斯学院学习的机会，期间，玉雪感到生活变成了乐趣，在这里，个人自由、个人意志、个人价值得到了肯定与尊重，她快乐地学习，快乐地社交。大学学业完成之后，玉雪开始找工作，个人主义精神的重要性得到了更突出地描写。她独立研究问题，经过分析，撰写论文，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在论文比赛中获胜，其论文还被编入一份国会报告。玉雪的个人努力第一次得到了家人的肯定并让他们为此自豪。

在《华女阿五》这部书中，从她14 岁以前的生活也是基本上继续以前的中式传统模式，个体无自由可言，个性被压制与禁锢着，到最后，对个人主义精神的肯定，作者描写了玉雪通过进一步的努力，在经济上摆脱了对父母的依附，从而最终完成了专科学校的学业，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表的演讲取得了成功。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自己对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建立过程，并且意识到女性要做到自尊、自信，而非自卑、自弱，从而能正确地评价两性关系，坚持“男女平等”，而非“男尊女卑”、“男强女弱”，也非“女性至上”;作为“人”的自我价值的追求，如在成就、竞争、发展等方面的满足。

4.张纯如及其代表作品与作品评价

张纯如在书中用很多篇幅探讨华人今天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毫无疑问，今天的华人是对美国社会贡献卓著的族群。不幸的是，从1943年《排华法案》废除到21世纪的今天，几十年过去了，美国社会对华人仍然是时而容忍接纳，时而排斥怀疑。尽管华人已经在美国经历了几代人的繁衍，却仍然被许多人视为“外国人”。书中列举的许多实例都是我们在美华人的共同经历。很多人都有过被当面辱为“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的痛苦经历。

有人总结过一种现象，即第一代移民更多地为打入主流而奋斗，第二代移民更加重视自己祖辈的文化，这种文化回归、文化认同比新移民表现得更强烈、更有历史感。作为一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张纯如能够讲一口相对而言还算流利的中文口语，她曾表示过对父母的感谢，感谢他们在家中用中文对话，使她起码在口语上掌握了中文，这从某种意义上使她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更有一种认同感，对华人在历史上受到的迫害和不公正待遇有更强烈的反抗意识。

同每一个ABC (American-born Chinese)一样，张纯如的这种文化认同感也是经过了困惑和挣扎的过程的。张纯如的母亲说①江山:《走近张纯如》，美国:美国《侨报》，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5－03/18/content_ 2714167.htm，2005年3月18日。，纯如从小就对自己的“根”和“祖宗”这一类的事感到好奇。此外，张纯如不信西方的任何宗教。她是一个善于自我思考的人。基于这一点，她对人权正义的追求，也不仅仅是和华人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她个人不断观察思索的结果。她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是超越民族和文化的。

可以从“纯如”这个名字里嚼出不同的滋味来:语出《论语》，那是父母思念故国的苦涩;含义美好，那是父母美好寄托的香甜;本意和谐，那是父母对不能融入美国族群担忧的酸楚。因此，生在美国的IRIS CHANG 会说中文。

没有证据表明张纯如和她的父母看过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所写的家史小说《根》，或是否看过书里的这句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②亚历克斯·哈里:《根》，郑惠丹译，江苏:译林出版社，1999年。。但是，张纯如的确在学校图书馆里找过，找英文历史书里关于1937年南京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些被她父母重复过不知多少次的情景。可是她失望了，没有1937年，也没有南京，更没有红色的江水。于是，中国就成为一种虚幻的概念。没有1937年，没有南京，没有中国，世界上也就没有张纯如，只有IRIS CHANG。没有根的人，连名字都会丢失掉。

四 结 论

自我主体意识问题是现代性的产物，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 “我是谁?我从何而来，到何处去?”这些问题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文化矛盾中成为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和苦苦追寻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在具有双重文化背景下的那些美籍华裔女性作家，因为在她们的创作中不见会有对在种族层面上的困惑，同时还有性别层面上的疑问。

“我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其年幼时就已经开始产生了疑问。80年代初期，张纯如在伊利诺州读中学时，一位白人同学不含敌意，直截了当地问她:假如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战争，她支持哪一方?①Dorathy:《美国华裔: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http://news.skykiwi.com/world/gj/zh/2005－04－07/7697.shtml，2005年04月07日。这个问题使她感到为难。美籍华裔的女作家张纯如在当地已经居住了12年，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大陆或者台湾。而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她会离开美国去中国吗?或是在美国支持中国?②Dorathy:《美国华裔: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http://news.skykiwi.com/world/gj/zh/2005－04－07/7697.shtml，2005年04月07日。更使得年幼的张纯如陷入了深深地自我思考当中。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和社交上的隔阂，同处于美国境内的不相同的民族群体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相近的共性意识并不多，此外，在那些美籍华裔女作家的成长以及创作过程中，还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他者、真实与虚幻、记忆与遗忘、怀疑与确证、认同与拒绝的矛盾冲突。20世纪以汤婷婷、谭恩美、张纯如为代表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在同时感受着中西方思想的撞击中，开始意识到女性主体意识在华美文坛的重要性，因此在其创作的作品当中，无不体现着她们对于具有双重文化背景下女性主体意识的强烈体现，这是对于女性主体意识的一种全新的重新构建。然而，重构自我主体意识的道路却不是那么平坦的，重新确认自己的认同，这不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获得生存理由和生存意义的一种方式。③张光芒:《身份认同与自我的重构》，《名作欣赏·文学鉴赏》，2008年第10 期，http://www.xiexingcun.com/mzxswxjs/mzxs2008/mzxs20081017－1.html，2011年11月20日。“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他社会实践的过程。”①汪晖:《现代思想的悖论—— 〈汪晖自选集〉自序》， 《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 页。也就是说，身份认同需要“自我”与整个社会环境之间产生一种良性的互动，才能顺利完成。

人生在世，总要努力构建与众不同的身份。因而，寻求身份便成为当代文学热衷的一个主题。处于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的美国华裔妇女如何探寻她们的族裔身份和性别身份自然成为美国华裔女作家关注的对象。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女性作家都是处于弱势地位，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在维多利亚时期，很多女性作家如果想要发表她们的文学作品就不得不使用男性的名字。但在当今的社会里，这种现象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女性不再是文坛中的弱者，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女性作家都可以找到自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