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世森

81年前，在陕甘大地爆发了一次著名的兵暴运动。驻守在陇南山区甘肃两当县城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的3个连200多名官兵，在习仲勋、刘林圃等组织指挥下举行了武装起义。翌日，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故称“两当兵变”。

这是继清涧、渭华、旬邑起义之后，我党在西北地区领导发动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一场武装起义。这次兵变极大地震慑了敌人，唤醒了甘肃人民的革命意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甘肃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燃起了陇原大地的革命风暴，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而时任中共营地下党委书记的习仲勋，在起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骨干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临危受命，舍生忘死，深入敌营开展兵运工作

两当起义旧址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陕西省委为贯彻会议精神，把开展武装斗争作为主要任务，先后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同时，在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上做出“以兵运为主，创建红军”的决定。1930年2月，年仅16岁的习仲勋怀抱“最大的牺牲决心”，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义无反顾地到长武县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第三旅第二团第二营（后被杨虎城收编，番号改为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从事兵运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在陕甘地区两年多兵运斗争的生涯。

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军阀混战，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习仲勋深入士兵当中，因时制宜，不断调整兵运斗争的思路，将党的工作重心和基础放在了基层，开始开展扎扎实实的组织和动员工作。

广泛开展教育，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习仲勋和李特生、李秉荣等下连队任职，以便掌握实际权力。他先任见习官，后任特务长，并以第二连为中心在全营开展起兵运工作。他们以公开身份作掩护，通过召开秘密会议、散发秘密传单、书写张贴标语等方式，批判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揭露蒋介石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压榨掠夺人民的丑恶嘴脸和罪恶行径；从关心士兵生活入手，利用同乡故旧关系，联络感情，或采取乡间结拜兄弟的方式，建立更紧密的私人关系，以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鼓动士兵向长官提出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争取实行经济民主；明确反对打骂、欺压士兵，争取实行政治民主；向士兵宣传中央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捷报，引导士兵扭转思想，慢慢走上革命道路。

大力发展党员，奠定党的组织工作基础。在提高士兵觉悟的基础上，他们积极物色对象，发展秘密党员，在进步士兵中培养骨干，建立党组织，为革命积蓄力量。1930年4月，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该营成立了中共营党委，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先后任党委书记，同时在第一、第二、第三连各成立一个党支部。到1931年冬，共产党员人数已达50余人。各连都有了党的骨干分子，排长、班长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不是党员的，也都是革命的同情者。通过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该营绝大多数官兵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为兵暴做了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严肃整顿军纪，切实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支军队原来为西北民军，被杨虎城收编后仍然组织混乱，军纪涣散。习仲勋等在严肃军纪方面狠下了一番功夫。比如，禁止士兵抢拿老百姓东西，一旦发现就及时进行严肃处理。有一次，几个士兵在凤县城东来家坪搜刮民财，农民阻拦后反遭痛打，农民气愤地跑进县城伸冤求救。习仲勋知道此事后，立即向营长王德修建议整顿军纪，并将几名肇事的士兵关了禁闭。这件事教育了全营士兵，使该营的军纪大有好转。与此同时，他们也坚决同其他军阀势力和国民党军队胡作非为、坑害老百姓的行为作斗争。当时，陕军顾鼎新部途经凤县，一路上为非作歹，无所不为。整个凤县县城风声鹤唳，百姓惶恐不安。习仲勋等闻讯后，连夜张贴了“打倒奸淫掳掠的顾司令”“希望顾司令严整军纪”等许多标语。待顾部到达凤县看到这些标语后，十分震惊。为了不失面子，顾鼎新下令叫手下士兵严守军纪，禁止在县城胡作非为，从而使凤县百姓免受了一场灾祸。

地火运行，酝酿时机，加快开展武装起义步伐

经过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起义的条件日臻成熟。这时，一件小事成为引发起义的直接导火索。1932年春节刚过，时任第二团团长曹润华突然做出将第一、第二营换防的决定，第二营远在甘肃省徽县、成县一带。当时，第一营的官兵大部都是陕西省礼泉县、乾县人，不愿意到离家更远的山里去，一股抵制换防的情绪迅速在全营蔓延开来。

习仲勋召集营党委成员开会认真研究了形势，认为乘换防之机举行兵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派中共地下党员刘书林（公开身份是营部文书）以买东西为名，速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请示汇报。中共陕西省委同意营党委的意见，派省军委书记刘林圃（一说为省委军委秘书）为特派员，前往凤县传达省委的指示。在刘林圃到达的当晚，就召开了营党委会。刘林圃在会上宣布了省委关于立即举行兵暴的决定。会议还决定，由刘林圃协助营党委领导起义，兵暴时间就定在部队换防之际，地点定在两当县城。起义后将部队拉到陕西麟游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会合。

几天后，团部突然下达了“一营立刻开往徽县换防”的命令。4月1日拂晓，第一营营部和第一连、机枪连奉命从凤县城出发，到双石铺和第二连会合，一起向两当县前进。黄昏时分，第一营抵达两当县城，各连在既定的地点安营扎寨。

1932年3月，习仲勋从事兵运工作时的照片

晚上9时左右，在北街一个骡马店内，习仲勋组织召开了营委扩大会议，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会上，他简要地说明会议目的，并向大家介绍省委特派员刘林圃，刘林圃当即传达了省委关于立即举行兵暴的指示。为避免夜长梦多，会议决定当晚举行起义，由刘林圃担任军事指挥，营党委书记习仲勋参与组织领导全营行动，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部署。一场兵暴犹如运行已久的地火一般即将喷发。

举起义旗，发动兵暴，打响甘肃土地革命战争第一枪

关键时刻终于来临。2日零时许，骤然响起的枪声，划破了小城寂静。紧接着，县城四处接连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呐喊声，习仲勋等发动和领导的两当起义正式开始了。

各连起义官兵分别向预定目标发动进攻。先后击毙了第一、第二、第三连和机枪连的连长，并收缴了一些枪支。营长王德修听到枪声后，预感情况不妙，立即带警卫班越墙逃跑，躲进了西山，抓捕营长王德修的计划未能实现。因机枪连已有防备，并在房门口和房顶上架起机枪，负隅顽抗，起义士兵连续进攻未果，未能解除武装。此时，敌援军逼近，为减少战士伤亡，刘林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撤出战斗，下令200多名起义士兵迅速撤出两当县城，在北城门外窑沟渠旁集合，连夜沿两当河向东北方向前进。

队伍在习仲勋、刘林圃率领下，一路向北行军，遭遇了多次激烈战斗，于翌日上午9时左右到达两当县境的太阳寺。在这里，习仲勋召开营党委会，研究部队整顿事宜，随后召开了全体官兵大会。会上，刘林圃代表省委给起义战士讲话，宣布将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选举许天洁为支队长兼第三连连长，习仲勋任支队政治委员。这样，一支新生的革命武装诞生了。

当日下午，部队从太阳寺出发继续北上，在陕西宝鸡县西部涉过渭河，进入甘肃灵台县境。但是，在过了千阳、陇县之间的高崖镇，再向东北方向前进时，国民党一个连的兵力突然出现在蔡家河东梁卡住山道，截断了第五支队北去的通路。敌我双方几度交战，均未能结束战斗，最后进入相持状态。习仲勋当晚在沟底蔡家河堡子召集队委开会。经研究决定，派刘林圃、吕剑人去乾县，与国民党军杨文伯取得联系，利用旧友关系，把部队拉到乾县休整；派习仲勋、左文辉迅速向长武亭口进发寻找新的突破口；许天洁、李特生则率领第五支队随即撤离战场，连夜向岳御寺前进。

1930年初，党组织派习仲勋到国民党西北军秘密从事兵运工作。图为两当兵变前的习仲勋（左一）

途中，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又作战多次，长途跋涉，克服了种种困难，一直顽强前进。当部队到达永寿县的岳御寺时，官兵已疲惫不堪，各连自行休息。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他们的宿营地正是当地大土匪王结子部的老巢。双方之间随即展开激战。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十分悬殊，敌凭借兵力武器优势步步逼近，加上起义部队昼夜长途行军，疲劳过度，激战数小时后，我人员伤亡惨重，弹药消耗殆尽，几近失去战斗能力。最后队伍被打散，两当起义失败。

转战渭北，继续革命，创建西北红色革命根据地

兵变失败后，习仲勋心情非常沉重。他历经数载，呕心沥血，付出了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最终却没有将这支队伍带到苏区。为此他抱憾不已。习仲勋昼伏夜行，秘密返回了位于陕西渭南的家乡富平县。其时，反动当局正在到处悬赏捉拿兵变的主要负责人。习仲勋一边躲避敌人的通缉，一边寻找党组织。同时，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起义失败。

残酷的斗争，严峻的现实，对于这位还不足19岁的年轻队委书记来说，精神负荷是十分沉重的。既为起义失败而痛苦，也为接下来何去何从而彷徨。加上十多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他的体力极度消耗，身心俱疲。

后来，他历尽艰辛找到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的一番话，一扫习仲勋因两当兵暴失败的郁闷情绪，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刘志丹对习仲勋说：“干革命还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谢子长也叮嘱习仲勋：“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鼓励和支持下，习仲勋再次返回渭北，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很快就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起秘密武装，开展了大规模的分粮斗争。此后，他被党组织派到照金做农民群众工作，先后任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他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并肩战斗，创建和发展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西北地区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渭北苏区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