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芸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这位198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其作品所蕴含的丰富思想一直吸引着研究者们的目光。长期以来，学界对卡内蒂的研读多集中于其小说《迷惘》(DieBlendung)上，而对“变形”(Verwandlung)——卡内蒂创作的这一核心思想则较为陌生。须知，变形观乃是理解卡内蒂作品必不可少的钥匙。卡内蒂视作家为“变形的守护者”(Hüter der Verwandlung)，“变形”一词也频繁出现在卡内蒂的随笔杂文、讲话访谈以及他重要的社会学著作《群众与权力》(MasseundMacht)中，在小说《迷惘》中也不乏变形观的丰富实例。为卡内蒂的“变形”提供肥沃土壤的，正是欧洲文化的经典——希腊神话和奥维德的《变形记》。卡内蒂之所以视奥德赛为“完满而充实的榜样”，正因为其层出不穷的变形手段，他擅长乔装改扮掩饰身份。“最后没有人看出，他(指奥德赛，笔者注)完全进入了我的《迷惘》。”*Vgl.Elias Canetti：Die Gerettete Zung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9, S.116-118、S.116-118.因此，对卡内蒂的变形观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神话观进行考察，无疑对更好地研究卡内蒂其人及其作品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卡内蒂的神话观

卡内蒂对神话的痴迷始于10岁生日，他从母亲手里得到的礼物便是古斯塔夫·施瓦布所著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自此以后，卡内蒂一生对神话百读不厌。他自言：“我整个一生从未终止过对神话的阅读。”*Elias Canetti, Aufsätze Reden und Gespräche, München Wien: Carl Hanser Verlag, 2005, S.249.在自传《获救之舌》中，卡内蒂津津有味地回顾了幼时阅读法厄同、普罗米修斯、美狄亚等希腊故事的感受和体会。此外，奥维德的《变形记》对卡内蒂的神话观也影响颇深。卡内蒂认为，奥维德不满足于在书中仅仅列举各种变形故事，而是感性地体会并描述各个变形故事。*Vgl.Elias Canetti：Die Gerettete Zung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9, S.116-118、S.116-118.感受，正是卡内蒂对神话的基本态度，即不把神话当作封闭的整体去做体系化、程式化的研究，而是切身体会那“古老的、解放性的变形气息”。*Elias Canetti, Aufzeichnungen. 1942-1985, München Wien: Carl Hanser Verlag, 1993, S.352.卡内蒂把自己的神话观同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作过一番比较：斯特劳斯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寻求神话中普遍有效的结构和原则；卡内蒂则认为，后者把神话进行切割并按照体系重组的方法实则破坏了神话的本质。卡内蒂批评说：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进行收集、分类、整理的所谓科学方法，犹如将花卉榨干水分后一片片夹进书中分门别类，这导致他的神话研究只剩下干枯的结构。*Vgl.Elias Canetti, Aufzeichnungen. 1992-1993, München Wien:Carl Hanser Verlag, 1996, S.68.卡内蒂和列维-斯特劳斯两者对神话不同的处理方法，正如卡内蒂研究专家达格马·巴尔瑙夫所言：“列维-斯特劳斯关心的不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跨文化之间的影响和成果、流变和转变，而是一些结构——习俗、睡梦、游戏等，一堆可以任由选择组合的元素。[……]卡内蒂对语言的兴趣不在于其体系，而在于涉及谈话对象的言说行为本身；神话也如此，吸引卡内蒂的不是体系，而是其作为发出者本身的意义构建和理解。”*Dagmar Barnouw, Elias Canetti, Stuttgart: Metzler, 1979, S.56-60.

由此可以看出，卡内蒂看重的是现代人跟神话的精神交流和切身体验，是流动的、相互作用的主体间发生关系的过程，而非所谓科学的体系建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和体系正是理性和科学高度发达的成果，卡内蒂则厌恶“现代社会冷冰冰的技术和知识领域的专业化”。他嘲笑亚里士多德是“妄图把万物分类后将其全部纳入腹中的杂食动物”，他恼恨亚氏“不加掩饰的对神话的蔑视”。*Vgl.Elias Canetti, Die Provinz der Mensche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6, S.46.亚氏对神话的否定态度和卡内蒂对神话的痴迷代表了欧洲知识分子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早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就不再满足于神话世界观对于自然和人自身的解释，试图借助于人的理性探求世界的奥秘，以哲学思考实现智慧追求。于是人神分离，人要“认识你自己”，获得主体性。到了启蒙时代，科学与理性被进一步激发。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开普勒等人的科学发现和科学假说以及笛卡尔和帕斯卡等人的数学贡献，大大增强了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信心。人们摆脱了所有的禁忌，把一切当作认识的对象。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曾经响彻寰宇。人类满怀希望地要借助理性的明灯去照亮隐匿在黑暗中的自然以及世界的真相，希冀用人的理智在科学的帮助下寻找出自然运动的普遍规律。在人类的科学理性面前，思考替代了想象力，自然界失去了魔力。神话的世界被理性、普适法则和结构所占领。由科学和技术产生的智力的理性化为世界除魅，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北京外文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其实，如果我们考察一下“Mythos”(神话)一词的意义，就会发现现代科学在给我们带来知识的同时，的确与Mythos的本意渐行渐远。首先，从普通语言使用上看，Mythos有两层含义：第一，源自一个民族的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文学创作、传说、叙述作品等，主要是关于神祗、妖魔、世界的产生和人类的起源等。第二，(大多出自模糊的、非理性的想象)被颂扬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或者事件。*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 Wörterbuch, Mannheim: Dudenverlag, 1989, S.1048-1049.须知，以上两个义项都强调了Mythos的“非理性”以及“想象”在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其次，从文学术语上考察，Mythos分为三类：第一类，源于对现实的想象，如神祗创世、人类起源和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等；第二类，具有半真实色彩的神话，其内容关乎历史上的战争和英雄人物，常常是同神祗神话融合在一起想象而成的；第三类，完全出自想象的毫无根据的神话，比如近代以操纵群众为目的而编造的一些政治伪神话。*Vgl. Gero von Wilpert, Sachwörterbuch der Literatur, Stuttgart:Alfred Kröner Verlag, 2001, S.541-542.不难看出，“想象”和“非理性”依然是Mythos的核心本质。在现实的理性世界里，人们依然渴求“非理性的、诗意的、统一、完整的世界图像”，于是文学家们依靠神话提供的素材宝库，“不仅采用单个的神话象征，而且对整个神话体系接收、丰富、更新，对其进行文学构造，如希腊悲剧、《荷马史诗》、奥维德的《变形记》等，制止理性为世界祛魅”。*Vgl. Gero von Wilpert, Sachwörterbuch der Literatur, Stuttgart:Alfred Kröner Verlag, 2001, S.541-542.无论是歌德、浪漫派众作家、黑贝尔、瓦格纳、 豪普特曼、赫尔曼· 布洛赫还是霍夫曼斯塔尔，他们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流露出对神话世界的眷恋。在这个意义上，卡内蒂跟他们是同路人。

现代人对神话的呼唤，是对意味着“理性”(Vernunft)和“算计”(Berechnung)的“逻各斯”(Logos)*“逻各斯”(Logos)定义参见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 Wörterbuch, Mannheim: Dudenverlag, 1989, S.963.的反抗。启蒙消除神话，用知识代替了想象。神话里那个充满奇幻魔力、模糊神秘的世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被人们的理性思维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后的有序世界。神话里那些不朽的、绵延的、活生生的元素被抽象为所谓的普适理论和法则。然而，在对世界祛魅之后，科技成果以及理性统治世界的结果却直接导致了人们生活在一个冷冰冰的、固化的世界中。表面上技术进步带给我们安全感，但这个安全感却不堪一击。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轰动世界，给笃信技术的人们以沉重打击。事后，泰坦尼克号的军官说：“我们当时十分自信，我们将来再也不会如此自信。”当时德语文坛的泰斗卡尔·克劳斯在其《泰坦尼克号》一文中写道：“人们再也不会相信工程师们的轮船。他们把上帝出卖给了机器。”*转引自Hermann Glaser, Kleine Kultur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oHG, 2002, S.36.晚年的卡内蒂在首部自传《获救之舌》中记录了幼时获悉沉船事件后的震惊心情。*Vgl.Elias Canetti, Die Gerettete Zung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9,S.62.的确，人们再难像上世纪初那样对技术进步毫无疑虑、踌躇满志。我们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灾难和面临的问题便是明证。卡内蒂在随笔中对科学至上主义者揶揄道：“人们穷极无聊地从那些张口就谈亚里士多德的人面前走开。科学难道就这么彻底失败了？”*Elias Canetti, Aufzeichnungen. 1992-1993, München Wien:Carl Hanser Verlag, 1996, S.25.

此外，失败还体现为现代科学带来的分工和隔离。科学追求的是自然的普遍性，“每个事物都划入到同类物质之中”，这导致“科学的对象变得僵化了”。*[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74页。自然被除魅后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世界在变得明晰僵化的同时也就被“解除了变形”(Entwandlung，卡内蒂语)。 为了追求精确的知识，人类对自己的领域进行分工，这不可避免地推动了专业化和效益化。但同时人被迫沦为工具，如此的现代文明催生的是机械人、体系人、结构人。正如卡内蒂1960年在笔记中所写：“你仅还剩下结构而已。你本就是以几何形式出生的吗？抑或是时代把你硬塞进它那无可救药的平直的模板？你再也无从认识那个大秘密——那个最古老的秘密？”*Elias Canetti, Die Provinz der Mensche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6, S.245.这一“秘密”便是卡内蒂所说的“远古时代的人类先祖的秘密”，是神话世界中人类“变形”的天赋，它才是“人类最本真、最神秘的方面”。*Elias Canetti, Gewissen der Wort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1,S.276.

如是观之，卡内蒂的神话观正是对科学理性的质疑。“我不想知道(wissen)过去的我，我只想变为(werden)过去的我。”*Elias Canetti, Das Geheimherz der Uhr. Aufzeichnungen. 1973-1985,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0, S.69.卡内蒂所言的“过去的我”(was ich war)正是人类先祖的起源，而最早的人类起源故事恰恰便是神话。卡内蒂亲身经历了20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文明的飞速发展，他本人还取得了维也纳大学化学系的博士学位。然而，卡内蒂却摒弃僵化冰冷的“知识”， 撇开被理性烛照的所谓知识世界，去往神话的非理性王国，回溯到人类的本源。卡内蒂力图身体力行投入古老的神话的怀抱，而他采取的手段则是——“变形”。

二、卡内蒂的变形观

除了欧洲古代的神话故事外，卡内蒂的变形观还得益于原始部族的人类起源传说、狩猎仪式以及世界各国的变形神话。以下将分别简述之。

人类起源传说：卡内蒂对澳大利亚人的起源传说尤为感兴趣。关于先祖的传说中有许多变形的故事：他们半人半兽，或半人半植物。卡内蒂在《群众和权力》第九章《变形》中引用了澳大利亚中部的北阿兰达人的两则神话。在一则神话中，先祖于沉睡中从腋窝下生出袋鼠，然后生出状如牛鸣器的物事，这物事化作人形。先祖以此方式生出了许多儿子，他们以袋鼠为食。在另一则神话中，沉睡中的先祖其右腋窝里生出白色幼虫，虫子落地后变成人形，迅速生长。并且，这些最初的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人形与幼虫之间来回变形。*参见[英]埃利亚斯·卡内蒂：《群众与权力》，冯文光、刘敏、张毅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44-248页。

原始部落的狩猎仪式：卡内蒂在《关于动物》一书中讲述了生活在北美洲的印第安部落曼丹人的水牛舞：曼丹人因部落弱小，遭强敌环伺，因此不敢远离驻地去狩猎。遭遇饥馑时，族人就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水牛皮和水牛角，将自己装扮成水牛，并通过水牛舞将真正的水牛吸引过来。男性们头顶水牛头，手拿弓箭和长矛，伴随着隆隆的鼓声舞蹈。唱歌声、喊叫声不绝于耳。舞蹈者的外围也有戴着面具的村民，手拿武器，随时准备替换场上疲惫的舞蹈者。而被替换的舞蹈者则类似于被猎获的水牛，倒伏在地上，由族人抬走，做完剥皮分割的动作后，才放他离去。卡内蒂在这种原始舞蹈的表现形式上发现了变形：舞蹈者既扮演着水牛，同时又是手拿武器的猎手。舞者在场上是兽群，被替换离场时则扮演猎物。*Vgl.Elias Canetti, Über Tiere,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2002, S.22-23.

各国变形神话：卡内蒂在随笔《汉普斯德特补遗》中记录了中国的“画皮”故事：老虎披上美女的人皮，坐在路口偶遇书生。书生见美女身世可怜，遂带其回家。夜里，老虎脱去人皮，现出原形，挖出书生心脏逃之夭夭，唯有一袭光鲜耀眼的人皮委地。*Vgl.Elias Canetti, Nachträge aus Hampstead. Aufzeichnunge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5, S.7.该故事吸引卡内蒂的地方正是老虎与美女的互变过程。另有一则印度故事《披着虎皮的驴》也常常为卡内蒂所津津乐道，洗衣工为了养活驴，便给它披上虎皮，趁着夜色拉到他人的农田里吃食。守田人披着灰色的外衣，手持弓箭，慢慢接近“老虎”准备放箭。假老虎却把身披灰衣的猎手当成了母驴，发出驴叫朝他奔去。猎手辨出驴子的声音，杀死了假扮老虎的驴。*Vgl.Elias Canetti, Über Tiere, S.37.在这个故事里，卡内蒂还特意指出，洗衣工的职业就是洗衣服，“衣服就是人类的第二层皮”。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里也分析了这个故事,参见《群众与权力》，冯文光、刘敏、张毅译，第261页。可见，卡内蒂所说的“变形”既指原始神话里彻底的变形，也包含了利用面具、服饰等的部分变形。 卡内蒂对格鲁吉亚的变形神话也非常熟悉：恶魔抓住男孩，强迫他学会种种本领后将其囚禁。男孩为了逃脱恶魔，化作老鼠从门缝里逃走，恶魔则化作猫追赶。他变成鱼跃入水中，恶魔则变成网紧随其后。他又变成野鸡，恶魔则化作老鹰。眼看就要被追上了，他立即化作红苹果落入国王怀中，恶魔则变成国王手中的利刃。国王正要切开苹果，苹果随即化成一堆小米。恶魔则变为谷堆前的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啄食米粒。最后一粒米在千钧一发之际化成一根针，母鸡和所有的小鸡则变成了穿在针孔里的线。线突然燃烧起来，恶魔被烧死了。针重新变回小男孩，回到父亲身边。*Vgl.Elias Canetti, Über Tiere, S.35.该故事在《群众与权力》里也有详细的叙述，见第240-241页。在这则故事里，变形连续不断，环环相扣，展现出丰富的可能性。无论是彻底的变形还是利用装扮的部分变形，令卡内蒂着迷之处，正是变形者对固有生命存在形式的突破，对僵化规则的逾越。

由是观之，卡内蒂先用原始部族的人类起源传说和原始部落的狩猎方式证明，变形是伴随人类起源和繁衍的基础，并在人类早期的生活实践中得到切实的运用。借助于对原始部落神话的记述，卡内蒂使变形不再是传说中神仙鬼怪的专属本领，而成为人类的天赋,正如他所言：“人是变形的动物，因为具备变形的本领，才变成了人。”*转引自 Sven Hanuschek, Elias Canetti. Biographie, München Wien: Carl Hanser Verlag, 2005, S.14.在此意义上，人类的进化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变形历史。卡内蒂接着用中国、印度等不同民族文化里的变形故事说明，变形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人们不甘于已有的、固化的存在形式，从而渴望化身于多样的生命维度。

然而不幸的是，在理性至上的现代社会中，作为人类先天能力的变形已濒临灭绝。在现代文明发展的限制下，多数人只能固定保留某种单项的能力。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描绘的图景，即“人们做一件工作，然后就一直做这件工作”，这在卡内蒂看来是“违背人类天性的”。因此，“以让人们找到一个职业为目标”的教育也为卡内蒂所诟病。按照卡内蒂的观点，每个人都应多方面学习，发挥与生俱来的多种资质，掌握不同领域的知识，并且能够尽可能运用所学。他认为，“人类原来多元的资质被单一训练和效率化”，从而导致人不再是完整的人，这正是“人类不幸的大部分根源”。*转引自 Sven Hanuschek, Elias Canetti. Biographie, München Wien: Carl Hanser Verlag, 2005, S.260.卡内蒂本人则一直奉行追求广博知识和能力的原则：他毕业于化学专业，从事过科学实验，精通欧洲文学，研读过孔孟之书，钻研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学习过昆虫学，他的知识涉猎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领域。因此，卡内蒂本人跨学科的知识体系、多元的语言文化背景以及跨越纯文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写作方式，正是对这一要求的完美诠释。因为，作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有能力通过变形体验、感受并容纳非己之万物。生于20世纪初，卡内蒂亲历工业革命以来发生在欧洲的巨大变化；同时作为整个20世纪的见证人，他亲眼目睹科学技术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深刻的灾难和困境。科学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光明和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还是给人类带来罪恶、疾病和祸害的潘多拉盒子？在20世纪将尽之时，卡内蒂在笔记中写道：“在巴尔扎克的时代，科学还如同火一样席卷一切；而在我们的时代，科学则成为令人备受折磨的疑虑之心。”*Elias Canetti, Aufzeichnungen . 1992-1993, München Wien: Carl Hanser Verlag, 1996, S.60.对西方现代文明失望的卡内蒂试图在遥远的古希腊神话中，在澳洲、北美等原始部族那里，在印度和中国等民族的变形故事里求得解题之道。为反对现代分工带来的专业化，卡内蒂甚至还引用了《论语》：“孔子反对把人变成工具。[……]反感把人当作工具利用的专业化。”*Elias Canetti, Aufsätze Reden und Gespräche, München Wien: Carl Hanser Verlag, 2005, S.262.卡内蒂这里所说的是孔子的“君子不器”的思想，见《论语·为政》。

然而，分工、专业化、对效益的追求，这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人类必须付出的代价。现代社会是一个分裂矛盾的社会。人类用理性实践改善和控制生活环境，希冀达到自由王国。而理性化的社会分工带来的工业化、制度化、机械性重复，却使人越来越片面化、单一化、非人化。一个被专一化限制的人，一个被体系固定了的人，必然丧失了起源故事里人类先祖来回变形的自由。面对强大的客体化世界，卡内蒂唯有寄希望于从事精神活动的艺术家。他把作家封为“变形的守护者”(Hüter der Verwandlung)，*Elias Canetti, Das Gewissen der Wort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1, S.276、S.277.并进而解释了“守护者”的双重含义。

其一，作家要继承人类的文学遗产，这其中包含有丰富的变形文化，比如奥维德的《变形记》和荷马的《奥德赛》。卡内蒂认为，无论是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还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有其他为数不少的戏剧作品，都受到了奥维德《变形记》的影响，即使在现代的作品中，其影响也依然存在。*Elias Canetti, Das Gewissen der Wort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1, S.276、S.277.事实也的确如此。比如，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弗里德里希·哈格道恩(Friedrich Hagedorn)以及约翰·海因里希·福斯(Johann Heinrich Voß)等人都写到过《费雷蒙和鲍西斯》*宙斯带着儿子赫尔姆斯到人间视察，所到之地，富人们都不愿意接待他们，唯有一对贫寒的老夫妇费雷蒙和鲍西斯收留了两位神祗。宙斯于是将老夫妇的破屋变为金灿灿的神庙，把冷酷心肠的人们的居住之地变成了大海。宙斯还满足老夫妇两人的愿望，在他们死后，把丈夫变成了橡树，把妻子变成了菩提树。，这个变形故事也被歌德用在《浮士德》第二部的第五幕里。除了欧洲的文化遗产外，卡内蒂主张对其他民族文化里的变形财富也要积极吸取。*卡内蒂在新近发现的古老文化里发现了变形的实例，比如一个多世纪以前才为世人所发现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ch)。该史诗的开篇就讲述了在荒野中同野兽共同生活的原始人恩奇都(Enkidu)如何演变成一个城市人、有教养的人的故事。卡内蒂将四千多年前的史诗中的形象——半人半兽的恩奇都同科学考察中发现的那些跟狼群一起生活的人类的孩子联系起来，由此，他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变形的实例。参见Elias Canetti, Das Gewissen der Wort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1,S.277.

其二，作家要守护那些至今尚存的原始族群以及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卡内蒂指出，原始族群“因物质文化的贫困而遭到我们的歧视，并被我们盲目地无情灭绝”。其实他们的文化正是与现代社会“并列共存的”、“多样的、本真的东西”。他们的祭祀习俗、图腾崇拜里蕴含着丰富的变形文化。而要真正保留、复兴它们，正是“作家之责”。*Vgl.Elias Canetti, Das Gewissen der Worte, S.278.身为作家，卡内蒂正是在文学世界里为变形保留了一方圣土。小说《迷惘》里，汉学家基恩和弟弟关于希腊神话的探讨长达十几页，而作为这一节小标题的《足智多谋的奥德赛》正是解读这些内容的钥匙。前面提到的“书生与老虎”的中国变形故事也在《迷惘》中被用作刻画主人公基恩被扭曲的对女性的恐惧。*根据《迷惘》中对该故事的进一步推演，卡内蒂很可能阅读过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书生之妻到闹市吞食疯子口痰，口痰化为心脏，救回亡夫。参见埃利亚斯·卡内蒂：《迷惘》，望宁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213页。书中大量出现人兽互变手法，不了解卡内蒂的变形观的话，很难对其进行准确的分析。事实上学界对此并未足够重视，有的只把它们当作象征手法来处理。*《迷惘》中的人物都被赋予了动物特征，如普法夫是红雄猫、银行家弟弟是大猩猩，此外还有猪、狗、河马、狮子。比如“一头猪在估价，一头狗在开票”。参见埃利亚斯·卡内蒂：《迷惘》，望宁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610页、577页、296页等。值得注意的是，卡内蒂较少使用“如”、“像”等比喻手法，而是直接把人描述成动物，具有丰富的变形意味，但这一点却长期被研究界所忽视。卡内蒂的社会学著作《群众和权力》第九章还专门阐述变形的起源和运用。同样，变形作为卡内蒂创作的核心思想在戏剧作品里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卡内蒂认为，“人们通过用戏剧形式表演的神话故事，使得变形世代相传”。*Elias Canetti, Über Tiere,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2002, S.21.并且，表演中的演员本身就经历着一种变形。卡内蒂的戏剧《虚荣的喜剧》里更不乏变形的生动范例。*剧中人物夏克尔从人变成僵硬的石头，照了镜子后，又从石头变成树木，再恢复正常状态。参见Elias Canetti, Komödie der Eitelkeit. Dramen in drei Teilen, Stuttgart:Reklam, 1997,S.99。又如剧中人物进入镜厅治疗前先化身为狼群，参见 Elias Canetti, Komödie der Eitelkeit, S.114.同时，卡内蒂在写作中可以化身于那各色的人物；其次，卡内蒂朗读自己的戏剧时能在瞬间转换表情和声音，用他所命名的“声音面具”(akustische Maske)*Akustische Maske是卡内蒂在继承奥地利传统戏剧的基础上所发明的戏剧术语，指作家不必依赖对人物进行外貌和动作描写来塑造人物，仅用人物最常使用的个性语言便能勾勒出其主要特征，使观众闻其声而辨其人。在卡内蒂提出“声学面具”这一概念之前，内斯特罗伊、霍尔瓦特和卡尔·克劳斯都已经使用过这一创作手法，是卡内蒂赋予了该手法一个明确的概念。Vgl. Elias Canetti, Aufsätze Reden und Gespräche,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2005, S.137-138.来表现剧中人物的形象。他一人朗读自己所塑造的30位人物，各具鲜明的语言特色，毫不雷同，令人叹服。*卡内蒂的朗读技巧得到过埃里希·弗里德(Erich Fried)的赞誉，见Dagmar Barnouw, Elias Canetti. Stuttgart: Metzler, 1979, S.30.除了戏剧，变形还体现在卡内蒂其他的文学作品类型中，比如备受好评的传记作品。卡内蒂在自传三部曲(《获救之舌》、《耳中火炬》、《眼睛游戏》)里描写了与他同时代的文化名流，如布莱希特、茨威格、穆西尔、布洛赫、阿尔班·贝尔格、韦弗尔等。他们在卡内蒂笔下展现出鲜明的个性特点。晚年的卡内蒂在描写这些他二三十岁时接触到的名人时，笔法或喜或怒，或嗔或赞，读者依然能够在几十年后真切地体会到作家当时的鲜活感受。这也正是卡内蒂运用变形的效果。“当我投身于一项工作中时，我就尽量运用变形。那就是一种持久的变形奇遇。”*转引自Sven Hanuschek, Elias Canetti. Biographie, München Wien: Carl Hanser Verlag, 2005, S.14.不过，对事实研究、科学调查更为感兴趣的人未必会接受这种写传记的方法。他们一方面叹服于作家敏锐的感受力和入木三分的笔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七十多岁的卡内蒂在回忆自己早年经历的人与事时，字里行间依然激荡着当时当事的感受，缺乏应有的距离感和中间立场，因此难免对某些人物的描写有失公允。比如《眼睛游戏》里的奥地利作家弗兰茨·韦尔弗，给人的印象就只是举止粗鲁、自以为是，在卡内蒂的作品朗诵会上大声嚷嚷还拂袖而去。布莱希特则是唯利是图的“当铺老板”式的文人，可以为了汽车出卖自己的文字。穆西尔过于敏感，当卡内蒂高兴地告诉他自己收到了托马斯·曼写来的赞扬《迷惘》的长信时，穆西尔当场与他断绝了朋友关系。*对韦尔弗的描写见Elias Canetti, Das Augenspiel,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94, S.120-122；对布莱希特的描写见Elias Canetti, Die Fackel im Ohr, Frankfurt am Main: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4,S.254；对穆西尔的描写见Elias Canetti, Das Augenspiel, S.256.卡内蒂所崇拜的松内博士(Sonne)则是一个学识与品德俱佳的完美的圣人形象，以致于卡内蒂的朋友都怀疑松内不过是卡内蒂杜撰出来的人物。*Vgl.Sven Hanuschek, Elias Canetti. Biographie, München Wien : Carl Hanser Verlag, 2005, S.625、S.626-627.对于卡内蒂写传记缺乏距离感的批评，卡内蒂研究者斯文·哈努舍克(Sven Hanuschek)反驳说，事实上，卡内蒂在刻画这些人物时，运用了他出色的变形技巧：从写作时的古稀老叟变回当年与这些人物打交道时候的热血青年，再次获得当年鲜活的印象和生动的情绪，并将其诉诸笔端。这正是卡内蒂的自传成为德语传记文学佳作的重要原因。*Vgl.Sven Hanuschek, Elias Canetti. Biographie, München Wien : Carl Hanser Verlag, 2005, S.625、S.626-627.作家是“变形的守护者”，作家应该具备成为任何人的本领。晚年的卡内蒂在撰写回忆录之时再一次经历了“变形的奇遇”。由此可见，卡内蒂身为作家，通过他本人在文学领域里的实践，确实履行着“守护变形”的职责。

事实上，卡内蒂的变形观早已从文学创作领域渗透到他的个人生活中。卡内蒂习惯将自己“变小”，隐身市井。他在维也纳的咖啡馆和酒肆悄然独坐，观察人群，偷听邻座人谈话，为他的戏剧创作收集“声音面具”。 他逃避公众，对摄像机、镜头和话筒退避三舍。然而，全然隐形的生活终究不可能，尤其是在卡内蒂获得代表德语文学最高成就的毕希纳奖和诺贝尔奖等一系列的文学奖项后，外界对他的关注与好奇与日俱增，于是卡内蒂又时常化身为操着一口维也纳口音的女仆接听电话，婉拒来访者。也因此，卡内蒂在德语文化圈被视作“孤僻者中的孤僻者”。*Marcel Reich-Ranicki, Mein Leben,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 März 2002, S.451.唯有身边好友如德语戏剧导演汉斯·霍尔曼(Hans Hollmann)才知道变形大师生硬的外表下那“冷静的热心肠”。*Hans Hollmann, “Erfinder der Akustischen Maske”, in: Ortrun Huber, Wortmasken. Texte zu Leben und Werk von Elias Canetti,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verlag, Oktorber, 1995, S.92.

如今，大师已作古近二十载。从我们这个理性世界消失的他，或许已在另一个世界里实现了他变形的热望——“成为过去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