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两岁零三个月的时候，父亲离开济南南下武汉加入到抗战洪流中。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8岁。见头一面时，我觉得父亲很苍老，他刚割完阑尾，腰直不起来，站在那里两只手一齐压在手杖上。我怯生生地喊他一声“爸”，他抬起一只手臂，摸摸我的头，叫我“小乙”。

我发现，在家里他很严肃，并不和孩子们随便说话，也没有什么特别亲昵的动作。他当时严重贫血，整天抱怨头昏，但还是天天不离书桌，写《四世同堂》。他对孩子们的功课和成绩毫无兴趣，一次也没问过，也没辅导过，完全不放在心上，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态度。他表示赞同的，在我当时看来，几乎都是和玩有关的事情，比如他十分欣赏我对画画有兴趣，对刻图章有兴趣，对收集邮票有兴趣，对唱歌有兴趣，对参加学生会的社会活动有兴趣。

他很爱带我去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我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从不拉我的手，也不和我说话。我个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就这样，跟着他的脚印，我走了两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国。现在，一闭眼，我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是15岁的少年了，是个初三学生。他给我由美国带回来的礼物是一盒矿石标本，里面有20多块可爱的小石头，闪着各种异样的光彩，每一块都有学名，还有简单的说明。

我奇怪地发现，此时此刻的父亲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大人，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人对大人的平等态度。他见到我，不再叫“小乙”，而是称呼“舒乙”，而且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样。高中毕业后，我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父亲很高兴。五年里，他三次到苏联开会，都要专程到列宁格勒去看我。

虽然父亲诚心诚意地把我当成大人和朋友对待，还常常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我反而常常强烈地感觉到，在他的内心里我还是他的小孩子。有一次，我要去东北出差，临行前向他告别，他很关切地问车票带了吗？我说带好了，他说：“拿给我瞧瞧！”直到我由口袋中掏出车票，知道准有车票，放得也是地方，他才放心了。接着又问：“你带了几根皮带？”我说：“一根。”他说：“不成，要两根！”干吗要两根？他说：“万一那根断了呢，非抓瞎不可！来，把我这根也拿上。”父亲问的这两个问题，让我笑了一路，男人之间的爱，父爱、深厚的父爱表达得竟是如此奇特！

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儿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我很悲伤，我也很幸运。

（摘自《大爱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