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 凌邦如

【摘要】农民工城市化是我国经济深入改革和城镇化的必然要求，文章梳理了近些年学者在此方面的文献，分析认为总体而言新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是强烈的，其生活习惯、工作理念和价值目标都越来越接近于城镇市民。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生存现状

1. 引言

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 狭义地说， 是指城市农民工在身份上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与社会权利的过程， 而广义地理解， 一般也包括其价值观、身份认同等主观因素及其向城市市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化。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推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仍将是中国未来较长时期的重要战略。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观意愿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如他们自身的一些主观条件， 以及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对自身角色的定位等。

2. 影响市民化意愿的因素

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主要受个人自然特征、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及区域环境特征等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具体可分为以下9种类型：

（1）年轻人一般更具冒险性， 更容易适应新环境、接受新文化， 越年轻越容易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和文化，因此其市民化意愿越强。郭郁彬（2011）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很高的市民化意愿，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员， 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和城里人同等的社会地位。

（2）社会往往对男性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角色期待， 更倾向于期待男性事业有成、闯天下， 因此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更强。

（3）文化程度越高， 越容易在获取信息、找工作、社会交往等事情上具竞争力并取得成功， 因而其市民化意愿越强。

（4）家庭迁居比个人具有更大的稳定性， 配偶在城市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有正向作用， 即已婚者比未婚者市民化意愿更强， 已婚且配偶在城市者比已婚但配偶不在城市、离婚或丧偶者市民化意愿更强。

（5）所从事职业的不同类型会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所从事职业的层次和声望越高，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按职业层次和声望， 可把农民工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事务职集团、服务职集团、劳务职集团和农业职集团和其它不便分类的职业集团。

（6）收入水平越高， 越能够在生活水平上接近城市居民的标准， 其市民化意愿越强。收入高的农民工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强，生活的幸福指数较高，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生活、工作，留城意愿强烈。索伟锵，李洪玲，张改清（2011）认为：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留城意愿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收入高的农民工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强，生活的幸福指数较高，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生活、工作，留城意愿强烈。

（7）农民工在城市找工作的主要困难互不相同， 由于缺乏社会资源等非自身因素而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 比由于自身素质较低而找不到工作者更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通过努力克服困难找到工作， 因此其市民化意愿更强。

3. 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

就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而言， 应包括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四个层面的涵义， 即农民工职业由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转变成正规就业的非农产业工人， 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 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 其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农民工不断摆脱其城乡边缘状态， 逐渐走向和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过程。

陈世伟（2008）从经济、社会、心理适应三个方面分析了农民工的市民化现状：（1）农民工在城市的经济适应比较低， 大多维持在基本生存的水平。（2）社会层面的适应主要指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互动的行为方式与日常生活方式方面的适应。农民工从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乡土社会、 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社会后， 在人际交往适应方面， 显现出跟城里人不一样的特点。（3）通过对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城市归属感、社会接纳与主观幸福感的考察， 可以发现， 农民工在心理层次上的适应比较低。

胡杰成（2011）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在文化技能、社会资源、城市适应能力、个人机遇等方面都存在着个体差异，这导致他们在市民化进度上出现了分化。具体表现在：（1）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基本处于一种边缘化生存状态，他们处于城镇社会阶层结构的底层，生活在不同于市民的另一个世界中。（2）半市民化。小部分人处于一种半市民化状态，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中的那些自雇用个体工商业者，在二三产业打工的中基层管理人员、技术员工。（3）准市民化。极少数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处于一种准市民化的状态：举家迁移，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工作较为稳定，通过买房实现了稳定居住，生活方式也基本城市化，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障碍，尚未获得当地城镇户籍，除了户籍身份之外与一般市民已经别无二致。

4. 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市民化现状，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居住情况、城市融入度、自我身份认同以及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情况都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首先，经济理性因素是影响市民化意愿最基础的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农民→农民工一次迁移过程中最重要的决策因素。其次，社会理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农民工→市民二次迁移决策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制度理性因素是消除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经济风险和市场风险的重要保障。应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真正适合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制度上逐步完善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1] 王桂新， 陈冠春， 魏星.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以上海市为例 [J]. 人口与发展 ，2010（2）

[2]索伟锵，李洪玲，张改清.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郑州市农民工调查的实证 [J]. 安徽农业科学，2011，39（12）

[3]陈世伟.社会建设视域下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J].求实，2008（2）

[4]胡杰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障碍与促进对策[J].农村经济，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