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喆

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不仅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而且刺激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当时的史学界围绕中华民族概念及民族观问题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在这场讨论中，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直到今天，有关中华民族形成方面的论著都要或多或少地涉及这个问题。如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郝时远《关于构建中华民族的几点思考》，马戎、周星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等。本文在分析顾颉刚民族观历史渊源的基础上，试图对其民族观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变化过程做一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并揭示其民族观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力。这对新的时期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顾颉刚民族观的历史渊源

顾颉刚对其民族观的阐述并非侧重概念的分析和各种理论的列举、对比和解读，而是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上，将民族问题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研究。并力图从史实中寻求依据，尤其注意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追根究底，其民族观与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一统”观念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顾颉刚在论述种族概念时，先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指出“夏、商、周不是三个朝代而是三个种族”，因为春秋时期，黄河下游的人自称为“诸夏”，而瞧不起四围的人民，称他们为“蛮、夷、戎、狄”。在当时，姬姓的周、鲁和姜姓的齐、许等已列于诸夏，而姬姓的骊戎和姜姓的姜戎依然是戎。由此可见“当时的诸夏和蛮夷并不是以种族分而是以文化分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人自来只有文化观念而没有种族观念”。①可见其思想深受中国历史上以“文化”来区别“华夷”之传统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古代史也是一部华夷争斗与融合的历史。“华夷一统”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充实和提升，并自始自终被包容在王朝“大一统”观念之中，在绝大部分时期为中原王朝统治者所接受和实施。严“华夷之辨”往往出现在华夷政权鼎革之际，而在历史上大部分稳定时期，并不太强调种族之别。清末民初，革命党人出于推翻清朝政权的需要，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使种族问题重新成为讨论的重要话题。同时，在革命和社会进化论的语境下，汉族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表面看，这种变化似乎与中国历史上屡次发生的华夷之争并无不同，但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等观念广为流传，尤其是在日本武力入侵的现实背景下，无疑给这一问题增加了新的内涵和解决难度。如何妥善处理“华”、“夷”概念在近代的演变及其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关系，已不再是内部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保国卫种”的高度。顾颉刚的做法是回到历史，从传统思想、经验中去寻找解决的途径。

他认为，经过漫长的反复的交融，中国已不存在纯粹血统上的种族了。各族之间早已非种族关系，而是以文化相区别，“汉人文化之中心为夏商周三代之文物，此三代似为汉族之正宗矣，殊不知夏来自北，商来自东，周来自西，皆当时之外国人”，等到秦汉一统，蛮夷始化，及其后来的辽金元清“俱化于汉，故知汉人非种族之谓，凡能用汉文化者，即为汉矣”。②这与中国古代“用夏变夷”思想并无二致。

1939年，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继续从中国历史的演变中寻找其“种族”观的证据。他指出，春秋时期的许多蛮夷到了战国时期都消失了，其原因并不是绝种了，而是因文化的提高而与中原诸国合为一体了。到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从此以后，政权的分合固有，但在秦汉的版图里大家都是中国人了。宋朝时辽、金、元和西夏迭来侵夺，然而到了后来仍然忘记了种族的仇恨，彼此是一人了;《辽史》、《金史》、《元史》都成了中国正统的史书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彼此承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③，“因为文化的力量本来可以超越种族的界限，只要文化联成一体，那就是一个不可分解的集团了。”④

他接着提出，中华民族不独不组织在血统上，甚至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这一结论表明其思想已开始突破并发展了“用夏变夷”的内涵，由汉文化中心观转向多元文化观。“现在汉人的文化，大家说来，似乎还是承接商周的文化，其实也不对，它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了”;从中国人的音乐、服饰、生活习俗的演变来看，“我们敢确定地说: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汉人为什么肯接受非汉人的文化而且用得这样的自然，那就为了他们没有种族的成见”，“所以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人的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⑤同时，因纯粹的汉人文化并不存在，故“汉人”二字也是说不通的。

由此可见，顾颉刚在阐释民族、种族观念时，并非简单搬移和套用西方理论，而是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一统”观念，将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融入到强化民族国家的工程中去。

二、顾颉刚民族观的发展演变

顾颉刚最早阐发民族问题，缘起于其对古史的研究。1923年他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推翻信史的四项标准，其中头两项就涉及到民族、地域问题，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⑥显然，此时在顾颉刚的观念中，中国各族起源是多元的，各自有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

顾颉刚再次提及民族问题，是在6年后的1929年，他在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作序时指出，要“把中国昔日的学术范围和治学方法根本打破、根本换过”，“使许多人从根本上了解中华民族的各种生活状态”。⑦但顾颉刚此时提到“中华民族”，更多是欲借用这一概念来论证民俗学和古史辨伪的重要性，对其内涵的认识与6年前并无本质区别。

1931年4月，顾颉刚与容庚、郑德坤、林悦明等组成燕京大学考古旅行团，前往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考察。所到之处所见民生之惨痛状况，令其受到强烈的刺激。“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我要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⑧从此，顾颉刚对民族问题的考察开始融入更多现实关怀的因素。1932年，顾颉刚有感于“满洲国”在“民族自决”的口号下成立，“总觉得这‘民族’二字不该乱用，开始慎重起来”⑨;并认为“改造中国历史，即可以改造一般民众的历史观念。第一部史应为民族史”。⑩

1934年2月，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顾颉刚明确提出要研究中国的民族史，但同时也表示目前研究工作的重心依然是放在地理沿革史上。“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11）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社会各界对现实民族问题关注程度之强烈、学术界研究呼声之高涨的情形。顾颉刚在发刊词中特意对地理和民族的关系加以注解，显然是看到了这一时代需求，并借以表明目前的研究工作是为将来的“致用”做准备。

《禹贡》半月刊真正对民族问题予以较多关注，始于1937年禹贡学会成员对边疆地区的实地调查之后。1942年，顾颉刚在回顾对民族研究的缘起时说，当时他办了一本《禹贡》杂志，本为研究中国地理史，想把中国疆域沿革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的，因为注意到边疆问题，就在里边常常发表关于边疆的文章。几年之后，在国内渐渐造成了注意边疆问题的风气。不过那时候他对边疆问题的注意点，还偏重在外患方面。抗战发生的那一年，他到甘肃、青海一带走了一趟，目击当地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几个民族人民相处的情形，方才觉得“我们的边疆问题，不但是受外国人侵略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自己内部的问题”。（20）这里点明了他及《禹贡》半月刊的关注重点由沿革地理到边疆史地，再及民族(尤其是边疆民族)问题的变化过程。综观《禹贡》半月刊初期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主要还是从考察古代民族居住地域着手，意在打破“内华夏而外夷狄”的传统观点。可以说，自1937年起，顾颉刚的民族观念开始有了根本性变化。

1937年1月，顾颉刚为《申报·星期论坛》作《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对民族、种族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血统相同的集团，叫做种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又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叫做民族”，“我们暂不妨循着一般人的观念，说中国有五个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清代以前，为了战争，征服，移徙和同化，血统已不知混合了多少次，区域也不知迁动了多少次。所以汉族里早已加入了其他各族的血液，而其他各族之中也都有汉族的血液，纯粹的种族是找不到了”。（13）

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开始修正自己的民族观念，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及构成中华民族的五个种族进行了再定位。他试图用种族来定义不同起源的境内各族，并提出区别种族和民族的首要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共同的情绪，即对群体的认同感，这与梁启超所提倡的“民族成立之惟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有着承袭关系。

同年4月，顾颉刚将对中国内部之民族研究列为禹贡学会的工作计划之一。在阐释设立这一专题的出发点时，他指出:“中国民族自血统言之，至为庞杂。盖自有史之初，所称华夏者即与夷狄杂处;秦汉而后，四夷诸族或以降服而寄处中原，或以武力而入主内部，始尚严客主之辨，不相混杂，稍久则畛域渐除，互通婚姻，血统遂融而为一。晚近治民族史者，或偏于边地诸族之源流，或偏于汉族发展之次第，而于其萃居中原所发生各方面之影响未能为详尽之研究，实为一大缺憾。”故“本会拟集合若干人力，分题研究”，“一一研究其在当时分布之情况，及其在政治上与社会间势力之兴衰起伏，与夫彼此文化交流影响，藉以明了中国整个民族发展之真相”。（14）

自此，在《禹贡》半月刊中，“民族”和“种族”的概念被区分开来，形成了有别于孙中山“五族共和”的新观念，成为禹贡学会边疆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

1938年10月，顾颉刚前往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昆明版的《益世报》成为抗战初期，顾颉刚宣传边疆、民族思想的重要阵地。他先后在该报发表了两篇文章，倡议废弃“中国本部”和“五大民族”这两个名词，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并成为这一时期探讨此类问题的代表性言论。1939年1月1日，顾颉刚在《益世报》发表了《“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文。在对中国历代疆域沿革的历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首先批驳了日本缔造出来的“中国本部”说，指出:“从古至明，少数朝代不及所谓‘中国本部’大，多数朝代则都广于所谓‘中国本部’，而绝没有一个朝代其疆域广袤恰合于所谓‘中国本部’的。这真正是铁一般的事实!”而“中国的历代政府从不曾规定某一部分地方叫做‘本部’，中国的各个地理学家也不曾设想把某一部分国土定为‘本部’，在四十年前我们自己的地理书里更不曾见过这‘本部’的称谓，然则这个名词是从那里来的?这不消说得，是我们的邻邦的恶意宣传”，这一名称使“大家感觉得‘本部’的地方是我国本有的，是痛痒相关的;除了‘本部’之外原是杂凑上去的，有之固然足喜，无之亦不足惜”，从而坐视许多边疆地方慢慢脱离中国领土之外。

其次，他建议对因“中国本部”概念而形成的“华北”、“华中”、“华南”、“华西”等地理名词重新进行内涵设定。“我们如果要把全国地方分作几区，可以把西伯利亚以南至阴山以北称为华北，阴山以南至淮河、秦岭、岷山一带称为华中，自此以南直到南海称为华南，从阿尔泰山至喜马拉雅山称为华西。我们应依据了国家的实界和自然区域来划分我国的全境，而不该颟顸糊涂，随便使用别人蒙混我们的名词，以致国家疆土尚未受到敌国武力侵略的时候竟先在自己的观念中消失了。”（15）通过改变区划，将“华”的传统内涵扩展到华夏民族以外的居住区，以此打破内地和边疆地域、民族、文化上的藩篱，将其整合在一个中国、一个中华民族的旗帜之下。

1939年2月9日，顾颉刚又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开篇即提出，凡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在中华民族之内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来。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既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事实。“中国本部”一词是敌人用来分化中国人制造出来的，而“五大民族”则非敌人所造，却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自古以来，中国人本来就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他进而又强调，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人的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非但汉人文化不能称为汉人文化，就是这“汉人”二字也可以断然说它不通。“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而“知识分子表示自己能用新名词，随口就把‘汉民族、回民族、藏民族、摆夷民族’乱嚷出来，自己的心理上既起了分化作用，外人的谋我者也就得到了一条下手分化我们的捷径了。”（16）“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因为种族以血统为主，而中国人的血统错综万状，已没有单纯的血统可言)。”（17）

顾颉刚在这篇文章中，再次修订了自己的民族观，既否定了其先前提出的中国有五个种族的说法，也否认了汉族为中国主体民族及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观点，而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

从当时的抗战形势出发，学者们对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大多表示赞同，认为这一观点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抵御外侮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但同时，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费孝通提出，如果大家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那么，文化、语言、体质上没有混一的必要。若国家真能做到五族共和，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各分子的爱护。故他主张应承认中国国内多民族并立的事实，并认为唯有从事实上认识边疆，才能保有边疆。

为回应费孝通的观点，顾颉刚连续发表了《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和《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在这两篇文章中，顾颉刚除再次强调民族意识是民族形成和存在的关键因素外，还表达了自己欲通过理论构建来解决现实困境的想法。在他看来，各族之间之所以造成隔膜，归根结底还是‘民族’二字在作祟。

顾颉刚对古史的研究，重在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等观念。而通过梳理其民族观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发现，他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也在试图打破当时流行的两个观念:一是种族主义观念。顾颉刚由最初承认中国国内有“五大种族”存在，到随后提出中国早已不存在任何纯粹血统的种族，应放弃这一与中国传统不符的观念，打破了清末以来革命党人的种族主义观念。二是汉族中心观。1934年，顾颉刚开始着手进行中国疆域沿革史研究时，尚以汉族的活动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心，但到抗战以后，其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先是宣称“汉”不是一个种族的称谓，而是汉文化之意，只要接受汉文化，都可称为“汉”;接着提出中华民族是建立在混合文化，而非汉文化的基础上;再指出“汉人”这一词汇不科学，应放弃使用。从而对梁启超、孙中山、傅斯年等以汉族和汉族文化为中国历史发展主体的种族进化论思想提出了挑战。

三、顾颉刚民族观蕴含的民族自信

自鸦片战争以来，抵抗外敌侵略的屡战屡败及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挫折，使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遭受沉重打击，引发了国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质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知识界在震惊于国土沦丧、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之侵略行径的同时，开始觉悟到通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来抵御外侮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顾颉刚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并试图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中寻求民族自信力的源泉。

顾颉刚甫一开始接触民族问题，就强调培育和发扬民族精神的意义，将其视为激发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重要力量。1929年，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所编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理由是此书中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非圣无法”;戴季陶也认为“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教科书上这样说，否则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顾颉刚对此反驳说:“我们民族的自信力真是建筑在三皇五帝上的吗?”“我们的民族自信力应当建立于理性上。”“如果我们要团结这民族，那么我们民族经过多少次的磨难，这磨难中的牺牲人物正可唤起全民众的爱国精神。”（18）在他看来，汉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锋中虽屡经磨难，但在危机和忧患中孕育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则是弥足珍贵的，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财富，也是维系、协调和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力量。

民族精神熔铸于民族意识之中，是民族意识中先进和精华的部分。顾颉刚对民族精神曾作过这样的表述:“国于天地之间必有舆立。舆立者何?其恃以生存之物质及其所以生存之精神是也。”何谓精神?“凡我先民艰难创业之事实与我民族相昫相濡之扶助意识，得之则博合为一，失之则涣离其本。”（19）因此，他在对民族概念进行阐释时，多次强调真正构成民族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团结的情绪”。因为它既是民族意识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观点提出不久就引起了一场学术争论。苗族人鲁格夫尔提出:“值此全面抗战之时，宣传固应以认清国家、提高民族意识为主”，但“要想团结各民族一致抗日，对变相的大汉族主义之宣传须绝对禁止，以免引起民族间之摩擦，予敌人以分化之口实。”“今日要团结苗夷共赴国难，并无须学究们来大唱特唱同源论”;“苗夷自己决不承认是与汉族同源的。”顾颉刚对此立即作出了回应。他认为，既然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使全国人民共同受到压迫，我们的抗战就是全国人民共同求生存的奋斗。我们团结的基础就是建筑在同仇敌忾的爱国情绪上，而不是建筑在一个种族上，更不建筑在一个祖先上。汉族和苗族如果同源，固然很好;即便不同源，彼此团结的情绪也是不会发生一点影响的。紧接着，他又从学术上对汉、苗的起源做了剖析，然后指出黄帝虽然是全中国汉人的祖先，但和亚当是全人类的祖先一样，只不过是含有宗教性的符号而已。对这样一个“历史上的问题，我们管也可以，不管也无妨”。（20）因为民族的构成是精神的，非物质的;是主观的，非客观的。一个有团结情绪的人群，能同安乐、共患难，这就完成了一个民族的条件。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团结统一精神的带动下，在各族人民互相交往中及共同抵御外侮的斗争中，逐渐融汇形成的。

顾颉刚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顾炎武所言:“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冲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民族是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所以保持民族精神乃是每个人民应尽的责任;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所以保国的事不妨仅由上层人物去担当;但是这些上层人物也必须认识了民族精神才保得住他们的国家，因为民族乃是国家的根本呵!”他指出，这里的“天下”与“民族精神”的内涵是一致的，等于中华民族或中国人;而“国”等于中央或地方的政府。因此，“要不是久已有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古人是不会显现这种民族意识的”。（21）虽然在顾炎武的时代，这个中华民族还主要是以汉族为主体，但它不过是中华民族的先进者，而满、蒙、回、藏、苗等便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他们都在一条路上走，有的先到，有的迟至，虽有快慢的差异，却无方向的殊别。一般保存原有的风俗习惯而体质较为纯粹的边民，他们也正在一步步朝着这个目标进行。”（22）

在顾颉刚看来，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形成，并非革命的产物，即使其概念引自西方，但其形制在中国早已存在，并按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在演绎着。“‘中华民族是一个’，这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23）“中国自从秦皇统一之后，朝代虽有变更，种族虽有进退，但‘一个民族’总是一个民族，任凭外面的压力有多么大总不能把它破裂，新加入的分子无论怎么多也总能容受，好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遂得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24）。因此，帝国主义者针对中国散布的民族分裂言论是站不住脚的。

顾颉刚曾提出一个设问:“中国民族的生存年龄太长久了，为什么别的古老民族早已亡却而中国却能支持下去，这一定有一个理由在内。”他认为，正是这种团结的精神，使得内外各族的不断融合，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即“常有浅化而强壮的异族血液渗透进去，使得这个已经衰老了的民族时时可以回复到少壮，所以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的融合问题。”（25）“融合”包括血统上的融合和文化上的融合。中华民族通过血统上的融合，从而“吸收了各系的新血液，使后裔们的体格日益健壮。”（26）通过文化上的不断融合，使得文明程度日益提高，个人能力亦不断发展。

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经几千年而绵延不绝，与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的包容性和非凡的凝聚力是分不开的，“中国人民是最宽大最无偏见的，所以他在历史上能糅合许多相异的种族成为一个顶大的民族，能混合种种不同的文化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文化”。（27）中华民族精神又是与时俱进的，“融化的工作至今不曾停止。现在强寇压境，我们团结的情绪更加高涨起来，要求这工作做得快，又做得好”。（28）换言之，只要弘扬民族精神，保持团结的信念，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就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活力，就会长久延续下去，这是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中树立起来的一种自信。因而，即便是对于西方文化，顾颉刚认为同样应报以融合的态度。“近来国内有人主张全盘西化的，反对他们这一说的就主张恢复中国本位文化，其实全是多事。西洋文化如果适合于今日中国的需要，当然该加采取。中国固有文化如果还适合于今日社会，当然该加保存。哪能执其一端而赅全体!”（29）由此不难看出，顾颉刚对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及其发展前途充满信心。

顾颉刚民族观点的提出与时代局势紧密相关，但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为挽救危亡而出台的时政性理论。顾颉刚在重视意识因素对民族共同体形成意义的同时，亦强调中国的民族问题要从中国历史上去寻找答案。他指出，民族“这个名词是中国向来所没有的。满清政府统治二百余年，在他们的隔离政策之下，使得国内很清楚的分出‘满、汉、蒙、回、藏’五个部分来，恰好清末传进了‘民族’的名词，于是辛亥革命之后就有‘五族共和’的口号，好像中华民国之内真有这五个民族似的。全国人受了这个口号的暗示，每以一人一事的不满而赅括全体，渐渐分出彼此的疆界”。（30）西方的民族观念在反帝话语下是不适用的，但它在中国已流传了数十年，将其消除并不可取也不现实，唯有将其转化为适合中国国情的观念才是可行之道。顾颉刚选择的方式，就是回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找重新诠释的基础。当然，他并不是倒退回文化封闭主义，而是力求将西方的理论和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并充分吸收中国近代以来有关民族研究的理论成果。

尽管顾颉刚的民族观受时代所限，有其不完善之处，但其思想核心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和继承。民族学家李绍明指出，费孝通从最初反对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到后来回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31）这一观念对弘扬民族精神、强化民族自信力所发挥的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注释

① （28） （29）顾颉刚:《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讲演词》，《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第59—60、59、62页。②《顾颉刚先生对临洮教育界讲演稿》，新临洮日报社编《顾颉刚先生在临洮之言论》(油印本)，1937 年。③④⑤ （16） （17） （26）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⑥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页。⑦⑩ （18）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1—192、224、193—194页。⑧《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⑨ （25）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 10日。 （11）《发刊词》，《禹贡》半月刊，第1 卷第1 期，1934 年 2 月。 （20）顾颉刚:《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讲演稿)，《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第172—173页。 （13）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申报·星期论坛》1937年1月10日。 （14）《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禹贡》半月刊，第7 卷第 1、2、3 合期，1937 年 4 月。 （15）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益世报·星期评论》1939年1月1日。 （19）顾颉刚:《中国史地学社缘起》，《宝树园文存》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第355页。 （20）顾颉刚:《答鲁格夫尔君》，《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1期，1939 年 5 月 15 日。 （21） （22） （23） （24）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27）顾颉刚:《我们为什么到西北》，《世界日报·民国二十六年暑期西北考察团特刊》1937年6月27日。 （30）顾颉刚:《西北回民应有的觉悟》，《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 年，第 66 页。 （31）《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李绍明先生访谈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