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丽 杨永志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主导文化“一统天下”的文化格局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呈现出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三种主干性文化形态并存的状态，这是一种因内、外部条件变化而自然形成的文化生态格局。如何克服“三种文化”形态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和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矛盾，使文化生态由自在到自觉、由实然到应然，培育以文化和谐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生态，是重构我国文化生态格局的必然要求。

我国文化生态格局中“三种文化”存在的实然状况

生态格局通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由环境本身条件决定的，以多样性为特点自然形成的有机系统。文化生态格局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一社会内部自然呈现的文化形态。“研究中国文化形态，需要从特定的社会发展语境中去具体把握文化的组成及特质，进而将文化与形成文化的环境视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唯如此才能深入全面地认识把握文化的本质。”①

改革开放前，主导文化“一统天下”，国家通过政治宣传和阐释将其转化为全社会普遍齐一的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进而控制着普通民众感性层面的文化生活。这种一元文化格局一方面造成广大民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及文化选择权利处于被动、服从和被改造、被抑制的状态，无法满足人们个性化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抑制了其他文化形态的发展，不利于健康文化生态环境的形成，文化的发展繁荣更无从谈起。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经济成分多样化、经济运行市场化、政治发展民主化以及利益格局多元化的趋势，我国文化领域自然呈现出种类繁多的文化形态。各种文化形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竞相进行话语博弈，出现了“三种文化”形态之间冲突与交融同在、繁荣与混乱并存的文化生态格局。

在构成当前我国文化生态格局的“三种文化”中，主导文化以一种强势的、主导性的话语力量支配着中国的文化发展，对整个文化系统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导向、规范与控制作用。政府借助行政手段以及“各种文化和思想形态的手段，使党的意识形态所体现的阶级内涵与价值诉求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主流社会意识”②。但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增强主导文化的引导力，如何解决主导文化的大众化，使之能够被广大受众真心接纳认同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行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精英文化的存在价值逐步得到肯定。人文知识分子在宣传解释主导文化、传承人文历史、矫正不合理社会现实、引领社会风气和引入世界先进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前的精英文化呈现出一种复杂性:在处理与主导文化的关系上，一些知识分子承担起主导文化的宣传解释功能，步入了政治的殿堂;另一些知识分子则对主导文化冷漠、疏远，缺少对社会发展的理性参与、积极引导和应有的人文关怀。在处理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上，一些知识分子在“义”和“利”、“雅”和“俗”的选择面前，始终据守人文精神的家园，但居庙堂之高的“阳春白雪”西化倾向严重，没有和“下里巴人”接地气，造成水土不服;另外，在商品大潮的强烈冲击下，一些知识分子受制于商品化、平面化的大众文化运作，对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内在动力，由此造成了精英文化的思想贫血、精神萎缩以及整体素质和水平不断下滑。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兴起，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大众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大众获得感性愉悦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感性化、娱乐化的消费优势吸引着广大受众，迅速抢占着中国的文化市场，这是社会步入正常文化生态的表征。但精神荒漠化现象正向大众文化进军，大众文化过于娱乐，低俗风严重，出现了与真、善、美背道而驰的不良倾向，日渐侵蚀着整个社会的文明。如果不解决大众文化的这个“硬伤”，必然会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社会公德的萎缩和社会风气的鄙俗。

对我国文化生态格局中“三种文化”应然状态的思考

克服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和各文化形态之间的矛盾，达到各种思想文化自由自觉基础上的和谐统一，是重构我国文化生态格局的必然要求。

1.“三种文化”在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定位

和谐的文化生态应是每一种文化形态在文化生态系统中都有自己特定的价值取向和明确的功能定位，都要肩负起自己的时代责任，对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发挥应有的作用。

主导文化的制定者是政府，在价值取向上以政治话语为基调，以弘扬时代和国家的主旋律为己任，承载着理论发展与理性探索的历史使命，决定着我国文化生态建设的发展方向。在当前我国的文化语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内在于文化之中的主导精神。党的十八大“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反映了我们党对主导文化的最新认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

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在价值取向上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负责向人们传播人文价值理想和理性精神，承担着社会教化、改造国民素质、建设人文社会的历史责任。在和谐的文化生态语境下，知识分子应承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从实现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生命意义、关注人类命运的角度对人的生活世界进行文化启蒙、对社会发展进行理性沉思、对社会问题给予批判性观察，以矫正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错误发展方向。

大众文化主要指一般民众的自在的文化模式或社会文化心理，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传统、经验、习俗、常识、天然情感等密切相关，在价值取向上以世俗性为特征。大众文化世俗性、趣味性的内容以及感性、刺激的场面可以缓解大众心理压力，满足人们的精神愉悦和文化需求。同时通过草根性、大众性的娱乐方式，人们能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文化需求，感受到个性的自由与价值，从“无我”的状态中走出来。

2.“三种文化”在文化生态系统中的相互关联性

虽然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是适应不同文化对象、满足不同文化受众的文化表现形式，有着各自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区分界限泾渭分明，它们在文化生态系统中存在着相互关联性，彼此相互交叉、相互渗透。

主导文化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存在提供合法的制度保证和政策环境。“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③，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揭示了文明国家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则，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以确立为国家的主导文化。主导文化在根本上引导着社会的总体价值取向，也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供舆论引导、价值主导和理论指导。

精英文化在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起上传下达的作用，是两者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知识分子承担着向大众宣传解释主导文化的政治职能，通过精英话语的阐释把主导文化转化为普通大众能理解和接受的大众话语，以提升大众的政治素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肩负着对大众进行精神启蒙、人文教化以及对大众文化进行价值提升的职责，并通过对大众文化的理性化阐释为主导文化提供人文话语、智慧资源。

大众文化则为主导文化、精英文化提供思想源泉。主导文化、精英文化要由“庙堂”走向“江湖”，需要与群众的精神需求相结合，深深地扎根于大众文化鲜活的土壤之中，去吸取大众文化的思想精髓，来丰富完善其文化内容、创新其表现形式。

3.“三种文化”在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内在一致性

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是不同群体扮演不同角色从不同层面进行研究形成的文化成果，具有不同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具有共同的指向性和目标的一致性，即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为文化“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运行机制，是历史的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④。“三种文化”都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左右人的行为方式的基本生存模式，其生存根基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理论宗旨是要解决当前人的生存与发展境遇，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此，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精神食粮。”

重构我国文化生态格局的机制分析

重构我国的文化生态格局，实现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多元、融合、共生，使其由自在自发到自由自觉、由实然到应然，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1.培育“兼容整合机制”，实现“三种文化”的统一

主导文化、精英文化的精神内涵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需要借助大众文化发挥其功能。同样，要对大众文化进行价值提升，必须吸取主导文化、精英文化的精神营养。为此，必须进行主导文化、精英文化的“大众化”以及大众文化的“文化化”，实现“三种文化”在和谐基础上的统一。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号召全党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精英文化思潮，力争做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具体化，易于人民群众理解、接受、认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产生巨大的作用是因为它被中国人民掌握了并逐渐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观念、意识和素养以及解决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当然，“一种理论要生存下去并且要继续左右人们的思想行为，除了它所具备的深刻洞见以外，必须不断地完善、发展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⑤。在全球文化多元化、大众传媒的现代化、受众的大众化以及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大潮冲击下，居于“庙堂”之上的主导文化、精英文化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不能停留在官方灌输和学术研究的层面，必须要走下圣坛、走出书院，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的通俗性的表达方式、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和市场化的运营机制，具有“下里巴人”的一些表征。

要解决大众文化丧失理智的病灶，对大众文化进行“提纯消毒”、价值提升，需要在大众审美意识中融入一些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元素，这恰恰需要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在文化价值观、社会道德观方面的引导和规范。通过不断发挥主导文化的思想主导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文化思潮，向大众提供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来校正大众文化的精神缺位。通过不断发挥精英文化的调整、净化、提升作用，“以人文精神向其渗透，将其提升，拓展其精神向度，使其逐渐接受价值理性的制约，最终建立起大众文化生产的秩序”⑥，来弥补大众文化在人文精神方面的缺失，使大众文化上升为“阳春白雪”，从而引领大众文化由世俗向崇高超越。

2.培育“和而不同机制”，实现文化张力与文化平衡的统一

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融互动、融合共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差异和矛盾。文化形态之间的矛盾正是文化不断繁荣发展的动力。矛盾是发展之源，和谐才是存在的根基。健康、和谐的文化生态应是“三种文化”形态之间“和而不同”，形成合理的张力与平衡。

在“三种文化”形态中，主导文化凭借其经济政治地位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机器来倡导官方的思想，掌握着文化领导权。但在文化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主导文化并不排斥其他文化形态的存在，而为它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空间。各种文化形态可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影响，对其他文化形态的存在构成一定的压力，从而使各文化形态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各文化形态为了争夺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巩固自身的地位，需要不断地发展完善自己，容纳整合、吸收借鉴其他文化形态中有价值的思想和观念，正是在这种张力与平衡中各种文化形态才能不断发展和繁荣。

特别指出的是，一个民族精英文化水平的高下决定了这个民族文化水平的高下。精英文化在推动文化繁荣、社会发展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精英文化要保持一种文化上的清醒理性和批判反省精神，不应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或亦步亦趋式的解释或论证，不应满足于自在的“是什么”，而应以“为什么”和“应如何”的自觉态度来对现实社会进行建设性的批评，这种理性批判精神是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具体来说，在处理与主导文化的关系上，知识分子要采取乐观紧张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与主导文化之间的理性距离，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对国家民族的命运给予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对社会现象进行纵深观察，对社会问题做出自己的理性思考和积极引导;在处理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上，知识分子应肩负人文社会责任，保持一种自身的宁静和对世俗的距离，坚守人文精神家园，引导普通大众对终极意义、生命本质的追求，矫正大众文化发展中可能会出现的错误方向，不为大众文化的潮流所裹挟、消融。

3.培育“探讨争鸣机制”，实现文化活力与文化秩序的统一

重构我国的文化生态格局必须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本质上必须取向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内核。正如党的十八大强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主导，就失去了灵魂，迷失了方向，丧失了根本。但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存在，必然带来文化的交流、碰撞、争鸣，探讨争鸣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动力。因此，和谐的文化应该始终保持活力与秩序的统一。

主导文化要想在多元文化竞争的格局中掌握主动，要力戒运用行政力量消灭其他文化形态或单纯借助意识形态机器向大众强制灌输，否则，文化只能变成一座监狱，文化精神最终枯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的武断的压制办法”⑦，否则会违背文化发展规律。毛泽东曾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⑧同样，以居高临下的态度，通过硬灌说教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文化理想已不为人们所接受，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为此，主导文化要得到大众主动的、发自内心的认同，而不是消极、被动式的接受与服从，必须由依靠行政命令、强制灌输转向自由探讨争鸣。各种文化形态应在相互尊重基础上进行对话和讨论，进行“建设性的精神‘交往’和理解，而不是冲突式的‘争执’和‘对峙’”⑨。在文化的宣传过程中要认可文化多样性形态的存在，宽容无害于社会秩序的言行，尽量避免理论说教或外在灌输的方式，更多地采用平等对话、共同探讨的方式，通过一系列交往平台彼此倾听对方，自由探讨辩论，不断把问题引向深入，“三种文化”形态本着“和而不同”的原则找到三方服务的目标，即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是重构我国文化生态格局的逻辑起点和文化生存的根基。

注释

①邹广文、宁全荣:《当代中国文化形态及其走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②童世骏:《意识形态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5页。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页。④李小娟:《文化的反思与重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3页。⑤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页。⑥许文郁、朱元忠、许苗苗:《大众文化批评》，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⑦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229页。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1—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