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梅



论柳宗元贬谪前后传文创作的变化

陈安梅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中国文学史上，因政治上的不得意而在文学上取得斐然成绩的人很多，柳宗元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中年时的贬谪经历在其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使其作品在贬谪前后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貌。

柳宗元；传文；贬谪；美学风貌

柳宗元是我国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少年得志，21岁登进士第，26岁第博学宏词科，29岁调任蓝田县尉，31岁迁监察御史里行，其科名、仕途均可称春风得意。33岁时他积极参加王叔文进步集团并成为革新派的核心人物，但不久革新失败，王叔文被杀，王伾被逼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谪为边远诸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长达十年之久。后又改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病死于柳州任所，时年47岁。可见贞元二十一年的革新是柳宗元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对他的政治生活思想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透过他传文的写作来探讨柳宗元贬谪前后的变化。柳宗元的传文，包括杂传、行传、碑传等，留存下来的有70多篇，其中大部分是受人请托而作的应酬文字，价值不大，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人物传文约十四五篇。这些作品中，《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作于长安时期，《童区寄传》、《志从父弟宗直殡》、《筝郭师墓志》作于柳州时期，其余如《宋清传》、《捕蛇者说》、《李赤传》、《河间传》、《刘叟传》、《段太尉逸事状》以及《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南府君睢阳庙碑》等都是他在永州时期的作品。本文从《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与其以后作品的比较入手来探讨。

一、小人物关照视角由俯瞰式向平视式转化

柳宗元的传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小人物形象，作者在关照这些小人物时的视角在贬谪前后有明显的不同，之前是俯瞰式的，之后是平视式的。《种树郭橐驼传》中的郭橐驼，他是个农艺家，很善于种树。作者在刻画他时并没有提及他这个人及他如何种树，而着重阐述了他种树的经验，“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即管理方式方面。《梓人传》中的梓人杨潜，作者在刻画他时也是很少提及他这个人及他如何去做，而把重点放在他的“善度材”、“善用众工”方面的“知人”才能及高超的管理才能。显然，这两篇文章中的主人公只是作为作者阐发自己政治主张的工具而已，作者在写他们时的视角是俯瞰式的，带有领导者对下属的赞赏，但缺乏打动人心的真情。就像我们站在高山上俯瞰周围的风景只是感觉到他很美而不会带有人文式的关怀去问候他。贬谪后柳宗元与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是平等的，甚至是朋友式的，而这些小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是作为活生生的主体人而存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作于永州的《捕蛇者说》，文中的主人公蒋氏是一个捕蛇高手，作者在刻画他时相当重视他的内心感受，短短的一段文字，其中涉及蒋氏情感的就有“貌若甚戚者”、“蒋氏大戚，汪然出涕”，另外还有大段的内心感受独白，与之相呼应的是作者对蒋氏遭际的共鸣，“余悲之”、“余闻而愈悲”，可见作者在这里已经完全融入蒋氏的不幸遭遇中，不仅对其发自内心的同情，而且还努力想帮其摆脱困境，在一番努力失败之后，作者代表这一群小人物向高高在上的当权者提出期望。文中作者对蒋氏是平视的，他以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去帮助他，与他同悲同泣，毫无距离感和陌生感。不仅如此，在贬谪前的传文中，作者对小人物的刻画侧重的是某一方面的特长，不管是郭橐驼还是杨潜，除此之外，很难说还能在传文中发现他们有什么优点。而在贬谪后的作品中，作者写的大量的小人物都是真善美的化身，都有大量的闪光之处，例如《宋清传》中的药商宋清好善乐施、慷慨豁达、始终如一；《童区寄传》中的牧童区寄机智勇敢、沉着冷静、不畏强暴。通过这些描述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已经完全突破了当时传统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视普通百姓为下等人的思想，把他们当平等的人来看待，而且还深深地爱上这一群地位卑下的小人物，挖掘出他们身上的高尚品质及真善美的天性，并加以弘扬。

二、对社会批判力度由委婉隐蔽向大胆直露转化

贬谪后柳宗元写的传文对社会的批判力度大大加强。《种树郭橐驼传》中的郭橐驼，作者着重阐述了他种树的经验，“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也就是说，要顺应自然规律，不要人为地乱加干涉，作者此处针对当时存在的政令苛刻繁杂，官吏骚扰百姓现象提出委婉的批判。此文中作者自始至终都把自己隐藏起来，就连表达自己的见解也是借助郭橐驼之口，整篇文章读来显得敦厚和平，含蓄蕴藉。《梓人传》中的梓人杨潜，作者对他“善度材”、“善用众工”给予高度的评价，并把他度材用人的道理推及到宰相治理国家方面，表达了作者希望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政治理想。这两篇文章总的说来都是站在一个政治改革家的高度对如何治理国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张，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批判意味。这与作者当时的经历有关。两文都是作于作者贬谪前，作者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年仅21岁就考中进士，贞元二十一年他33岁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时，已升任礼部员外郎，可以说他的仕途是相当顺利的，年少得志又加上家庭富庶，使得他对社会弊端人民苦难有所了解，但感悟不深。在作品中表现为多是对社会的改革建议，而少有对社会的批判。贬谪后的作品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对社会的批判相当强烈。就像前边提及的《捕蛇者说》，文章开头就先提到蛇的毒性之烈，“触草木尽死，以齧人，无御之者。”接着用人民对待赋税与毒蛇的态度揭示了当时赋税的沉重，最后作者发出悲愤的饱含血泪的控诉：“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国家政策，文章通篇用第一人称，使全文读来语势相当急促，批判也大胆直露，在层层铺垫对比烘托的基础上奏出批判的最强音。就像一把匕首或投枪，直刺当朝弊政，下手毫不留情。《河间传》则是一篇批判面更广更大胆的文章，叙写的是一位年轻女子河间由贞静自守走向堕落毁灭的悲惨人生。柳宗元在文后附了一段议论，姑录如下：“天下之士为修洁者。有如河间之始为妻妇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间与其夫之密切者乎。河间一自败于强暴。诚服其利。归敌其夫犹盗贼仇雠。不忍一视其面。卒计以杀之。无须臾之戚。则凡以情爱相恋结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难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际。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柳宗元在此段文字中包含有三层批判意思，一是批判当时士人操守败坏，经不起功名利禄的诱惑，就像河间一样，一旦“诚服其利”，就沦陷其中不能自拔，见利忘义，自毁节行。二是批判朋友之情的脆弱。有“邪利之猾”居于其中的时候，就会把往日的朋友深情丢弃殆尽，对朋友“不忍一视其面”，更有甚者，会“计以杀之”。这也是柳宗元对世态人情的切实体验。柳宗元被贬后，原先相识的故旧大臣都不敢与之通音讯，孤身待罪南荒，对世态炎凉感触极深，在他的《宋清传》中也表达了类似的主题。三是批判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国君对大臣感情的淡漠，偏听偏信，缺乏明辨力，不能知人。在河间生活的时代，婆婆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正是因为婆婆的不辨是非，不能察人，却一意孤行的强迫河间出门，才使河间的堕落成了可能。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君臣关系就像婆媳关系，国君如果不能明辨是非，知人善用，就会被一些邪恶之人利用，导致一些悲剧发生。

三、人物塑造手法由单一性向丰富性转化

柳宗元贬谪后写的传文文学性大大增强。首先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无论是《种树郭橐驼传》中的郭橐驼，还是《梓人传》中的杨潜，人物形象塑造相当单一，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善于种树，一个善于度材用人，这两人其他的方面的特点，作者没有介绍我们也无从考证，若希望从此二人身上找到那种打动人心引起人们情感共鸣的东西，那更是不可能。贬谪后写的传文，人物形象塑造就相当成功。像上文提及的《河间传》中的河间，原本是一个“有贤操”的良家女子。未嫁时，即深恶乡里的浊风恶俗，“羞于为类”，专意女红;既嫁，“独养姑，谨甚，未尝言门外事”;且能礼敬丈夫，善待其挚朋好友，恪尽妇道。其族里“丑行者”相谋，“必坏之”，巧言邀之与游，河间以“贞顺静专”为由，“固谢不欲”;只为“姑强之”，才违心依从，旋因于“浮图祠”惊闻“男子咳者”(一个隐匿于佛寺中的伺奸者)，遂跣足驰走而归，“泣数日，愈自闭，不与众戚通”，断绝了与乡里的一切交往。一年后，因婆婆纵使，又被“丑行者”邀出，再中圈套，遭一美壮男子强暴。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先是设计杀死亲夫，接着召强暴者，“裸逐为荒淫”。还不满足，就召长安无赖男子，“晨夜交于门”。最后发展到“且合且窥，恐失一男子也”;即便如此，“犹日懵懵以为不足”。河间从洁身自好到自甘堕落，令人唏嘘不已，历来对她的评价也是争议较大。明代方鹏因河间的形象讥《河间传》为“鄙亵不足传者”[1]。桐城派文人也因柳宗元的传文中出现了河间之类的形象而对其传文颇有微词，姚鼐于柳宗元的诸多传文中只选《种树郭橐驼传》一篇。今人对河间的形象评价就比较客观，曹明纲在(柳宗元全集·前言)中简介了《河间传》等作品的内容后说：“这些传文都以简洁形象的语言写人记事，揭露社会丑恶，伸张人间正义。”[2]吴文治评论《河间传》“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并对河间“寄予了深切的同情”[3]。河间这一形象之所以引起较大的争议，得益于作者赋予了她丰富的内涵，故事情节复杂多变，人物形象立体生动，她的转变及她的遭遇耐人深思，发人深醒。其次，文学性大大增强的另一表现是虚构的成分大大增加。若说《种树郭橐驼传》和《梓人传》中可能有虚构成分在内，那那些虚构成分也完全没有脱离生活本身，更何况文中是否有虚构还有待考证。柳宗元被贬后的传文中出现了大量的虚构内容，有的甚至是全篇虚构，与司马迁确立的“其文直，其事核，不隐美，不隐恶”这一史传文学的写作要求有了很大的区别，文学性大大增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赤传》，文中，作者写了一江湖浪人李赤被“厕鬼”迷了心窃，把厕所视作“钧天清都”，把人世当作溷厕，最终溺死厕中。柳宗元本身是一位清醒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不相信鬼怪精灵，但却采用一个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的人，与世上根本不可能存在的鬼组合成一个离奇的故事，看似荒诞不经，实际在荒诞中包含了一个深刻的主题：指斥社会的污浊和丑恶。此文那里还有史传的味道，俨然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短篇小说，文学味十足。

柳宗元传文创作有如此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其贬谪前后思想及遭际的不同。贬谪前，柳宗元一心想“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4]（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与此相应，他的文章大多为阐释其政治理念服务。随着顺宗李诵的被迫让位，革新失败，柳宗元的理想也随之幻灭，被贬后他认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4]（寄许京兆孟容书），于是他发奋著书，在文学上开拓创新，取得超出常人的成就，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 吴小林.唐宋八大家汇评[Z].济南:齐鲁书社，1991.

[2] 曹明纲.柳宗元全集·前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 吴文治.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柳宗元[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4] 柳宗元.柳宗元集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2.

On Changes in Liu Zongyuan’s Writing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before and after His Being Degraded

CHEN An-mei

(Z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China)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have been many scholars ,whose achievements reach highest levels in their lives after encountering failure conditions in politics. Liu Zongyuan is one among them. He is a famous litterateur and an outstanding thinker in history. His experience of being degraded in his middle age leaves deep impression in his literature writing, which gives his works different aesthetic characters from his earlier writings。

Liu Zongyuan；Biography；degradation；Aesthetic characters

2013－03－16

陈安梅（1976—），女，山东潍坊人，助教，文学硕士。

I207.22

A

1673-1417（2013）02-0050-04

（责任编辑：黄文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