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锐英文里的“stakeholder”很有现实含义，它的意思是分担利益的责任人，起源于股东董事会。 在世界和我们自己都在探讨中国何去何从的时候，我们需要作为利益攸关方想明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者关系，也就是我们的历史责任、社会责任和国际责任。 中国人从不缺少历史责任。几千年来，我们不断地在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伟大梦想。无论是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或黄土高坡窑洞里共产党人的油灯；无论是等贵贱均贫富朴素的乌托邦，还是马克思列宁影响下的科学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最后都回归到探索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更高起点。历史责任意味着我们需要清算过去，不要再有1942年的饥饿，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迫害和封建造神运动，必须与积贫积弱积弊的旧中国彻底决裂。秦时明月汉时关，以史为鉴，不断地清算和超越历史，共产党人责无旁贷。这是一次新的进京赶考，是我们集体的社会责任。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成就巨大，就惠及的人口规模来看，丝毫不逊色欧洲工业化革命。中国的进步是人类共同进步的梦想。但是，我们很不完美。中国面临一定程度上的国进民退，大而不强，富而不贵的尴尬，权力和收入的再分配将是关于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又一次巨大变革。背景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社会媒体里左和右的思想可以公开辩论，取长补短或是相互揭短，虽然有些嘈杂，但我们需要脱敏，需要适应非单一的舆论环境，需要包容和多元。这是深化改革需要建立的共识。 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已经带了一个好头，这就是实事求是，尊重新的社会现实，勇于担当和引领，否则当权者会被历史淘汰。是什么让我们意识到需要具备自我纠错能力，尝试摆脱自延安时期民主党人和西方朋友就不断警告的周期律和恶性循环的怪圈？那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有见贤思齐的历史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复兴的梦想。 由梦想到光荣，我们不仅要自信，更需要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完善。改革是千秋大业，是新的长征。共产党初战告捷，但是内忧并不逊于外患。十八大后，摆脱了短缺经济的窘迫后追求社会公正成为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强烈诉求。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刘易斯拐点的经济学概念，更有法制和民主建设的长远使命。关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腐败问题倒逼司法改革和舆论监督。 中国的进步是人类共同进步的一部分，实现小康后，作为受益者我们需要回报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遵守世贸组织的协定，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繁荣，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在分享全球化红利，维护世界和平的同时，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多边国际框架，照顾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通过平等协商来承担合理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中国需要超越历史，超越自己，平视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也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尊重中国的大国地位和核心利益，同舟共济。发达国家只有扶持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执行共同而有区别的低碳发展，为子孙后代着想，才能实现人类文明的再度复兴。这是大家共同的国际责任。 21世纪民主国家暴露出来的形式公正下实际的不平等和政治的两极分化导致我们重新反思所谓历史的终结。国际政治不仅仅是西方推动的价值普适性，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正带来又一轮国家权力的再分配，强权需要被制约，旧的金钱民主需要改革。公正和效率同等重要，不然摆脱了精神贫困和不平等的民主国家，会陷入金融寡头控制下经济利益的不平等。而没有以创新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上的升级，我们将始终是西方跨国经济的附庸和现代版的殖民地。没有物质基础的经济平等，就不会有真正的精神和政治意义上的平等和参与。这需要我们为西方去光环，脱下皇帝的新衣，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站起来说话。 现代化应该惠及每个人和国家。我们都是利益攸关方，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只有每个人和民族国家都获得了尊严，人类文明的再次复兴才会实现。▲（作者是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知名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