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建伟

(作者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全国编辑出版高等教育研究分会会长)

我国文化强国的重要基础是高等教育，特别是新闻出版高等教育。我国的新闻传播高等教育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在新闻出版高等教育的二级学科中，编辑出版学并不能算是一种“显学”。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似乎可以从两个层面找出理由，一是以图书出版为主业的编辑出版产业与其他新闻传媒产业相比，传媒影响力或者活动力相对较低，这也使得这个学科的影响相对受限；二是这个学科的学科体系建构及其教育规模扩张相对缓慢，这也影响了编辑出版学在新闻传播大学科中的发展空间。

面对编辑出版学的发展现实，我们有必要对编辑出版学的历史发展进行纵向扫描，以总结其产生、发展、兴盛的原因，也有必要结合出版产业和其他新闻传播二级学科的发展现实，横向比较编辑出版学发展渐入困境的现实原因。而这种纵向的追思与横向的现实比对分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寻求编辑出版学的未来发展之路。它包括如何走出困境，并积极地发挥国际影响力。

一、编辑出版学的兴起

尽管李次民先生在1949 年就著有《编辑学》一书，但编辑出版学的真正兴起，却是随着20 世纪80 年代我国出版事业的专业化分工而兴起的。改革开放后出版事业的专业化分工及其引发的我国出版事业的百花齐放，成为编辑出版学发展兴起的肥沃土壤。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出版业处于低谷，读者也经常处于无书可读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出版事业的主导政策是为政治服务，无论是大跃进、反右倾，还是十年浩劫期间都是如此。这种指导理念以及一些特殊历史原因，导致出版事业处于历史低谷。如中央级别出版社似乎只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老字号出版社苦苦支撑，地方几乎也只有一家人民出版社苦撑门面。这种出版事业的发展现实以及当时对言论、知识的严厉控制，以至于我们的年轻读者发出“没有书读”的感叹，这种呼声自然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特别指示个别出版部门要突破一些政治层面的束缚，快速出版适合年轻人阅读的出版物[1]。

改革开放后这种无书可读的局面逐渐改善，出版事业也迎来大步发展的春天。我国目前各地方出版社在选题领域趋于专业化的分工格局，大都源自此次出版事业的发展契机。例如，从1979 年至1985 年，成立于1953 年的河南人民出版社各个专业编辑部门，分别按照自己的专业出版方向成立了独立的出版社。1980 年河南科技出版社第一个独立出来，此后河南教育出版社（1996 年更名为大象出版社）、河南少儿出版社（1985 年更名为海燕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文心出版社、中原农民出版社、黄河文艺出版社（1996 年6 月更名为河南文艺出版社）等8 家专业出版社先后从河南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同河南出版事业类似，一时间国内大部分省、地区的出版事业均开始了类似的专业化发展。这些专业化出版社成立以及带来的出版事业的百花齐放，开启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新纪元。

改革开放后出版事业的复兴也催生了编辑出版学的欣欣向荣局面。其突出表现有二，一是编辑出版学教育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发展，二是编辑出版研究得到蓬勃发展。1984 年在胡乔木同志倡导下，教育部决定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等学校开始创办编辑学专业[2]。随后其他高校的编辑出版教育也陆续开展起来，我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也从此走上了正轨。从1985 年到1989 年，先后有多所高校创办了编辑、出版、发行等不同特色的本科专业。河南大学于1986 年依托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点招收了我国第一届编辑出版限额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也相继依托相关专业方向招收了编辑出版学硕士研究生。1998 年，教育部将编辑学本科专业和图书发行学本科专业合并为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列在新闻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进一步促进了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的发展。此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河南大学和北京印刷学院联合开设编辑出版学硕士学位授予点，为编辑出版学专业向高层次发展、建立正式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与博士学位授予点打下了基础[3]。2003 年，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具有一级学科授予权的院校自己设置了相关专业，开始以出版发行学、出版学等专业名录招收博士生，构建了编辑出版学的本、硕、博三层培养模式。从编辑出版学得到初步认可到现在本、硕、博三个培养层次的实现，编辑出版学走过了20 多年的发展历程。而在编辑出版学研究方面，可以说20世纪90 年代达至高潮。王振铎先生的“文化缔构编辑观”总结了编辑原理及规律，宋应离、姚福申、肖东发等老师则对编辑出版史展开系统研究，同时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为代表的结合出版产业的发行研究也逐渐得到发展。

二、编辑出版学的衰落

1.编辑出版学衰落的现实

2000 年以后，编辑出版学的发展脚步渐趋迟缓，到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编辑出版学正在衰落。这种衰落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版产业认同度降低，二是编辑出版高等教育影响力减弱。

出版产业认同度降低突出体现在产业界老总对编辑出版教育的质疑。出版产业经过近30 年的高速发展，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趋于专业化，而这种人才的培养需要历史积淀和社会历练，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当传统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的学生进入出版产业实践当中时，很多时候并未体现出与其他专业的比较优势，甚至在专业编辑领域处于弱势。于是，在出版实业界长期存在对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否定声音。而且这种声音经常会以一些出版企业老总为代表发出，并且频繁发表于出版行业报纸与期刊当中。甚至提出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出版家是学编辑出版出身的。

与此同时，编辑出版高等教育影响力减弱。首先从编辑出版高等教育规模来看，在“十五”期间，全国共有70 多所院校开设有本科编辑出版学专业，在教育部备案的有51 所高校；有29 个出版学方向的硕士学位授予点，7 个博士学位（方向）授予点，年培养各层次出版专业人才5000 人以上，初步形成了一个多专业、多层次、多渠道、多规格的专业教育体系。然而经过整个“十一五”期间的发展，编辑出版高等教育规模并没有像同一时期的广告专业那样实质性地扩张，甚至有所退步。此外，从开办高校来看，我们会发现编辑出版高等教育存在重心下移现象，开办编辑出版专业的“985”“211”级别的高校数量逐渐减少，而地方院校包括专科院校逐渐增多。而“985”“211”级别的高校拥有充足办学经费，能够实现编辑出版教育的高水平办学，它们的逐渐退出对编辑出版学的发展极为不利。

2.编辑出版学衰落的原因

无论外界声音如何，编辑出版学确实存在客观上的衰败。如果追其原因，我们可以从外在的产业原因和内在的学科发展原因两个角度去加以分析。

从外因来看，出版产业发展体制上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编辑出版学的发展。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虽然经历了20 余年的专业化发展，并且近年来在转企改制、上市融资方面大跨步前进，但是长期“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困扰了出版产业的市场化前行。即使目前整体已经完成转企改制工作，但还面临着深化改革和机制创新等重大课题。这与同为传媒行业的广告产业的市场化运营形成鲜明对比。目前众多广告公司的运营模式已经完全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因而广告产业市场可观，广告人才培养出路趋于乐观，尽管入门工资很低，但起码能够开始从事自己的专业。虽然出版产业也有着很多图书公司或工作室作为市场化主体存在，但市场竞争力较低，数量也相对较少。因此，出版产业发展体制上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编辑出版学的发展。

就内因而言，编辑出版学建设还不够完善。编辑出版学虽然经历了近30 年的发展，但学科体系并未完全建立，教学模式也未完全确立。对于编辑出版学而言，无论业内还是业外，普遍承认它是一门学科，但论其学科体系却莫衷一是，多种结论都难有说服力，未能达成一致。此外，国内编辑出版专业的教育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以武汉大学为代表，即设在信息管理学院下以“出版学”为专业名称；另一种以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河南大学等大多数高校所采用，即设在新闻与传播学院下以“编辑出版学”为专业名称。由于学科门类的不同以及其他客观原因，协作很少。因此在教育模式、教材体系建设等方面也未形成样板化和模式化，虽然各有特色却无固定规律可循。因此，无论是学科体系建设，还是教育模式探索，都显现出编辑出版学不成熟的一面。这种内在动因也制约着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发展。

三、编辑出版学的发展基础

尽管编辑出版学的发展面临诸多不利的现实条件和历史原因，但是我们坚定地认为编辑出版学科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其信心主要源自于编辑出版学尤其产业和历史研究的复兴基础。

1.编辑出版学是一个有着庞大产业支撑的学科

相对于其他一般理论性学科而言，具有产业背景的学科有着较为明确的研究对象，专业教育也有着较为明确的指导方向。因而出版产业的存在与发展为编辑出版学科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持。

尽管我国出版产业改革相对于其他文化产业改革而言相对较慢，但随着出版业深化改革的逐步展开，研究的春天正在到来。同时随着出版产业改革的深入，出版产业实践中的诸多市场问题渐渐展露出来，传统市场经营模式下的一些规律与经验需要重新认知，因此产业就有着与学界共同探究的合作愿望，从而为编辑出版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随着出版产业化运营的日益展开，大批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出版公司将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届时遍地开花的出版企业也将会成为出版专业学子毕业后一展身手的战场，因此也将会极大促进出版教育的阔步发展。因此我们说，产业的支撑是编辑出版学复兴的实践基础。

2.编辑出版学有着历史研究的基础和阵地

编辑出版学复兴的另一个基础在于其有着坚实的历史研究基础和研究阵地。

国内关于编辑出版学的研究，长期以来得到新闻出版总署多位署长的高度关注，包括署长在内的很多老前辈在退休后依然坚持在编辑出版学研究的前线，始终在为编辑出版学的发展鼓与呼。他们是我们的巨大财富，也是激励我们不断向前的巨大动力。

出版科学研究不仅在行业和出版教育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社会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文化强国战略中，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所进行的“国民阅读倾向抽样调查”“《中国出版通史》项目”“小康社会出版业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等已经成为我国有关领域进行决策的重要参照。

编辑出版学的研究阵地还体现在出版类期刊品种不断增多，办刊质量逐渐提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5300 余种学术期刊中，出版类期刊32 种；《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评选出的1800 种中文核心期刊中，出版类核心期刊10 种。如《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出版科学》《中国编辑》《编辑之友》等。

四、编辑出版学的振兴对策

我们有国家的支持，产业的支撑，也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和研究阵地作为推动，但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编辑出版学的发展也不会出现大的飞跃。因此，我们面对现在编辑出版学的发展困境，应该找出问题所在，抓住时机大步发展。而要实现这种发展，需要实现国内编辑出版高等教育资源的真正整合。因此，行业协会必须发挥其真正的组织价值。

编辑出版学领域的行业协会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联系纽带，发挥更大的学科发展推动作用。虽然目前编辑出版学有中国出版协会、中国编辑学会和中国期刊学会等行业协会，近年来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如关于出版学学科建设的专题会议在2006 年就召开了3 次，但总体而言，对于学科发展与编辑出版高等教育研究的推动影响偏小，而且有渐行渐弱之势。

我们目前有国家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的实施，有着比较厚重的历史研究的基础和阵地，有众多勤奋、创新的老中青专家学者，有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支持，我们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一定会有大的发展。目前，我们应该同心协力做好以下工作。

1.统一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统一工作刻不容缓，因此协会应该联系管理学门类与新闻传播学门类的代表院系，统一口径，力争构建科学完整的学科体系。免除“编辑出版学”与“出版学”名称之争，在一个共同的学科理论框架下展开专业研究。

2.加强国际合作

国外编辑出版学的发展成果应当予以借鉴，合作办学也应成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应该在现有基础上鼓励国际合作。目前武汉大学与美国佩斯大学，南京大学与牛津布鲁克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与苏格兰斯特灵大学，河南大学与英国龙比亚大学等形成国际合作关系。这种合作的规模与深度应该继续加大。

3.统一教材体系

相比其他学科，编辑出版学教学体系相对散乱，因人开课成为常态，这不利于学科发展。因此，构建科学的教材体系势在必行。而且应该建设编辑出版学的精品课程网站，在兄弟院校推行模板PPT，允许各校参考。实现整体框架一致，允许各有特色的编辑出版学教材体系。

4.暑期学校建设

编辑出版学的暑期学校建设，是为各校的专业老师和学生提供更多的交流空间，从而推进编辑出版专业教学和研究。

5.学分互认工作

学分互认工作则是为学生在协会内选择品牌课程提供机会，某些高校开设的专业课程如果受到协会推荐，协会成员高校学生则可以跨校学习，同时学分互认。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特别是党和政府对于新闻出版事业的支持，为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难得的机遇。我们初步列举了一些计划实现的目标。这些目标既是行业学会所期望完成的任务，同时这些目标的实现将促进学会的影响力，也最终能真正地整合国内编辑出版高等教育资源，从而携手前行，为编辑出版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

[1]方厚枢.我了解的商务印书馆若干史事[J].出版科学，2009，（1）

[2]王振铎.编辑学的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J].出版发行研究，2002，（3）

[3]新闻出版总署人教司，北京印刷学院.中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20 年纪念[M].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