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多民族语言文字图书形成探析*

2013-01-30文/许晋

中国出版 2013年2期

文/许晋

元朝是中国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全国性王朝，它结束了多个政权长期并立的局面，建立起了空前规模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元朝社会最突出的特点是，“各民族文化通过接触，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出现了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特色”[1]。元代图书出版作为文化形态的一部分，也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呈现出多语言、多文化融合的鲜明特色。

元代用于出版的语言文字多达十几种，包括畏兀儿蒙古文、八思巴字、藏文、察合台文、梵文、西夏文、契丹文、波斯文、粟特文、突厥文、叙利亚文、回纥文、阿拉伯文等。[2]多民族语言文字广泛用于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一、元代多民族语言文字图书

元代出版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汉文之外的其他民族语言文字广泛用于出版。蒙古文字、回回文、藏文、回鹘文、察合台文、西夏文图书数量众多、内容广泛，形成了有元一代多民族语言文字图书的盛况。

1. 蒙古文字图书

蒙古先民本无文字，调发兵马时，或“结草为约”，或“破木为契”。从公元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开始，蒙古统治者始终把创制语言文字作为一项重要国策：成吉思汗命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国言”[3]；忽必烈命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并规定用八思巴字“译写一切文字”[4]。于是，畏兀儿蒙古字和八思巴字成为元代最为通行的国家语言文字，也成了元代最重要的官方图书出版语言。

蒙古统治者未入驻中原时，国内已盛行畏兀儿文，后来畏兀儿蒙古字长期通用于蒙古民族中，用以撰写本民族历史、文学作品或译写其他民族的典籍。畏兀儿蒙古字对元代的图书出版产生了较大影响，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世袭谱册《蒙古秘史》，其原始版本就是用畏兀儿蒙古文书写的。元代大量佛教典籍也被译为畏兀儿蒙古字，如《佛说十二颂》《大涅槃经》《楞严经》《乾陀般若经》《不可思议禅观经》等。

至元六年（公元1269 年），忽必烈规定八思巴字为“国字”，大力进行推广。此后，元代皇帝凭借政治上的强制力量继续推行八思巴字，八思巴字作为元代官方文字应用了80 余年。元代八思巴字译写的大批汉文典籍，主要作为统一教材广泛用于京师蒙古国子学和各地学校，如《通鉴节要》《孝经》《孟子》《论语》《千字文》《尚书》《资治通鉴》《帝范》等，都被译为八思巴字“颁行各路，俾肄习之”[5]。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59 年），八思巴字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蒙古字韵》《蒙古韵编》《华夏同音》《百家姓蒙古文》等书也相继问世，成为当时官吏子弟“进仕”的必读书目，其中《百家姓蒙古文》《蒙古字韵》为八思巴字和汉文对照的双语课本，在元代的发行量很大。

2. 回回文图书

回回字和蒙古文、汉文是元朝普遍通行的3 种文字。据考证，元时所谓回回文字，就是波斯文字。早在大蒙古国时，波斯文即在中土流行。蒙哥汗时，所有官员均由谙习波斯文的书记随同，波斯语在元朝的政治与文化中一直“扮演着国际语的地位”[6]。回回文图书内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地理、医药等多个方面，尤以天文对元朝的影响最为深远。《元秘书监志》中录有“回回书目”195 部，这些书“自元世载入，藏之府库，（后）而为流寇发出者，天文地理之书，思过半矣”[7]。其中有关司天仪式的书籍15 部、天文历表48 部、天文地理书7 部、云星象答问书4 部和天文仪器制造书8 部，这些书包罗了阿拉伯以及古希腊有关天文历算和仪器制造等丰富的知识。[8]元代秘书监还收藏了大量的回回数学著作，著名的有《兀忽烈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十七部》《叩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等。[9]

3. 藏文图书

有元一代，藏传佛教受到蒙古统治者的空前推崇，藏文成为当时除汉文、蒙文、回回文之外使用最多的图书出版文字。藏文图书主要用来弘扬藏传佛教文化。如被忽必烈誉为“帝师”的藏族高僧八思巴著有《道果法明鉴》《密宗行部所说无量寿佛修行法》《大乘要道密集》等藏文图书，蔡巴·贡噶多吉撰写了藏文史学著作《红史》，并出资写造了《藏文大藏经》，布顿·仁钦珠著有西藏历史上第一部佛教史籍《布顿佛教史》。元代还翻译了一些印度文学作品，如《诗镜论》和长诗《云使》都有藏文译本。

4.其他文字图书

回鹘文图书。元代回鹘文的使用主要集中在高昌回鹘地区，该地区回鹘佛教徒把抄写回鹘文佛经视为一种功德或职业，因此，将藏文佛典译为回鹘文过程中成就了一大批回鹘文佛教典籍，如写本《吉祥轮律仪》《师事瑜伽》。佛经回鹘文刻本也有不少，如《金刚经》《观无量寿经》《八阳神咒经》等。

察合台文图书。察合台文是指在察合台汗国广泛使用的一种文字。蒙古部落、当地操波斯语的部落和突厥语诸语族相互融合，促进了察合台文的形成和发展。在察合台文通行的几百年中，大量涉及哲学、宗教、文学等方面的察合台文图书得以流传。以文学类图书为例，元代著名的伊斯兰大学士塞德丁·玛斯武德·本·奥马尔·泰甫塔扎尼将阿拉伯著作《知识的钥匙》和波斯语著作《绿洲之颂》译成察合台文；《蔷薇园》《辛迪巴书》《胡斯鲁与西琳》也都由波斯语译为察合台文。[10]

西夏文图书。元代刊印了大量西夏文佛经。早在13 世纪中叶，西夏故地即有人刊印西夏文佛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元世祖时期主持雕刻河西字大藏经（河西字即西夏文）。成宗至仁宗时期，前后3 次印西夏文大藏经，据记载，当时在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的河西大藏经板3620 余卷。有学者作了初步统计，有元一代共印190 部西夏文佛经，按每部3620 余卷计算，前后共印68.78 万卷上下。[11]此外，元代还出现了活字刊印的西夏文佛经——80 卷的《大方广佛华严经》。

二、元代图书出版格局形成原因

1.元代语言政策对多民族语言文字图书出版的影响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前没有统一的文字通行，蒙古国建立后，虽曾使用文字，但多借自其他民族，因此，蒙古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将语言文字政策视为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颁行了一系列语言新政。

蒙古统治者最早制定的语言政策是成吉思汗确立的。他命塔塔统阿教授太子畏兀儿字，首次确立了畏兀儿蒙古字的官方语言地位。自元世祖忽必烈始，元朝11 帝都强制推行蒙古新字“八思巴字”，规定省、部、台、院的官方用语必须是八思巴字，京师蒙古国子学及各路教习诸生学习八思巴字。元代蒙古统治者虽采取诸多行政措施大力推行八思巴字，但其语言政策的总指导思想是相对宽松的，与秦始皇时期的“书同文”政策存在极大不同。如忽必烈规定用八思巴字“译写一切文字”时，还强调指出“以国字副之”，这里的“国字”是指各地区原来通行的民族文字。“国字副之”的政策使元代多民族语言文字共同发展成为可能。因此陈垣认为：“盖元制文字用途之区别，虽以蒙古新字为主，而不甚通行，有所颁布，须以其国字为副。大抵汉字用于中国本部，畏吾儿字用于葱岭以东，亦思替非文字用于葱岭以西诸国也。”[12]由此可见，汉文、畏兀儿蒙古字和波斯文在元代广泛使用，而高昌回鹘地区仍旧使用回鹘字、西藏地区使用藏文。元代出版语言呈现多民族、多语种色彩正得益于此。

2.元代教育制度对多民族语言文字图书出版的影响

元代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汉化教育与多民族教育并举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除汉学国子学外，元代另外两大中央官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为元朝政府培育和输送了大量少数民族人才，客观上促进了元代多民族语言图书的传播和使用。

蒙古国子学的设置是为了保护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其生员多为蒙古族子弟和色目官员子弟。教学内容上，主要学习蒙古文字，所用教材是蒙古文字译写的《通鉴节要》，该书在元代社会广泛传播。回回国子学的设立起因于蒙古大军西征后疆域扩大，与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贸易交往增多。回回国子学主要教授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以培养官衙译史为目的。元代回回国子监中阿拉伯文图书教材甚多，如《米幅他合·欧鲁密》《母格底墨·额得碧》《索哈合》《特尔林·穆特二林》等都是当时学习阿拉伯语的常用初级启蒙书。[13]

元代的地方官学和私学也极为发达，除教授儒家经史外，还把阴阳学、医学等科学知识作为教学内容。至元28 年（公元1291 年），蒙古统治者在各路、府、州广泛设置阴阳教学机构，主要研究天文、地理、历算、季候、气象等方面的知识。因天文、地理等知识与军事、对外贸易和农业生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受到了蒙元统治者的重视，来自西域和中亚诸国的波斯语天文、地理、历算类图书在元代流通甚广。

3.元代宗教信仰对多民族语言文字图书出版的影响

元代幅员辽阔，“在此大帝国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14]。“有元一代，宗教信仰自由和对各种宗教的宽容礼遇政策，是任何王朝都无法与之比拟的。”[15]

藏传佛教在元代受到空前推崇。元代佛教图书数量虽说总体上不及唐宋，但佛教典籍的多语译本堪称第一。如元代在短短100 年中，共雕成《普宁藏》《弘法藏》和《元官藏》3 部汉文大藏经、1 部西夏文大藏经、1 部藏文大藏经和1 部蒙文大藏经。其中的《藏文大藏经》是世界上第一部木刻本藏文大藏经，始雕于元仁宗皇庆2 年（公元1313 年），竣工于延佑7 年（公元1320 年）。《蒙文大藏经》是元成宗大德年间（公元1297 ～1307 年）由西藏、蒙古、回鹘及汉族僧伽共同完成的。元代参与译经的译师来自蒙、汉、回鹘、吐蕃、西夏等多个民族，共同参与多民族文字佛典的互译工作，大大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

有元一代，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萨满教、道教、摩尼教等纷纷根植于蒙元社会，对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宗教信仰不同，各族群均使用不同的语言或文字进行传教，无疑会为元代宗教类图书多元化发展提供契机。佛教徒使用古回鹘文、汉文和梵文，道教徒使用汉文，伊斯兰教徒使用哈卡尼亚文，基督徒使用叙利亚突厥文，萨满教徒使用蒙古文或者突厥语，摩尼教徒使用粟特文。宗教多元化对元代多语种图书的出版产生巨大的推力。

4.元代军事征战对多民族语言文字图书出版的影响

大蒙古国时期，蒙古统治者发起的3 次大规模西征，给中亚直至伏尔加河流域的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但客观上促进了各地区人口的广泛迁移。如蒙古大军西征掳掠了很多东来的人口，论民族成分，主要有钦察人、俄罗斯人、阿速人、康里人及波斯、叙利亚、阿拉伯和欧洲基督教各国人士等。[16]随西域、中亚、欧洲迁移人口而来的，还有深入的文化交流。以1252 年至1258 年旭烈兀进行的第三次西征为例，旭烈兀降服了波斯的木剌夷国后建立伊利汗国。西征过程中，大量波斯地区回回人随蒙古远道东迁，他们大都具有高超的文化和优良的技艺，受到蒙古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如天文、历法、医学、科技书籍以及军事武器（回回炮）、回回文字（包括亦思替非文字）等是随回族人传播到元朝的。正如李约瑟所说：“在元代，阿拉伯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所扮演的角色同印度人在唐代的角色十分相似”，元代“中国知识界受‘阿拉伯的影响’是很大的”。[17]蒙古统治者的军事征服还促进了与西域、中亚、欧洲等的外交往来。如1241 年，蒙古大军在里格尼兹打败波德联军的战役震惊了整个欧洲，罗马教皇派柏朗嘉宾使团出使蒙古。

蒙古大军通过军事征服，一方面扩充了元代疆域，另一方面加快了东西方人口的迁移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使有元一代形成了迥异于其他朝代的多语言、多文化图书出版格局。

有元一代多民族语言文字图书的形成，折射出元代多元的文化体制和宽容并蓄的治国策略，在我国古代图书出版史上铸就了辉煌的一页。

注释：

[1]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M].陈得芝，邱树森，丁国范，施一揆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 田建平.元代出版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151

[3]《元史》卷一百二十四《塔塔统阿传》

[4]《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

[5]《续文献通考》卷五十

[6] 佐口透.鞑靼的和平[A].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 卷[C].北京：中华书局，1993：468

[7] 刘智.天方至圣实录·著书述[M].北京：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印本，1984

[8] 马建春.元代传入的回回天文学及其影响[J].西北师大学报，2005，（3）

[9] 马建春.元代传入的回回数学知识[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