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 蕾，乔大元

（1．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天津 300387；2．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天津 300210）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甄 蕾1，乔大元2

（1．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天津 300387；2．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天津 300210）

本文梳理了郑和下西洋的史实，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哥伦布航海的历史背景与影响。郑和下西洋是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和开展国际贸易的伟大航海探险，郑和下西洋也证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奉行和平友邦的原则。

海洋；郑和；哥伦布；中国海武；和平

海洋，在地球表层血肉般地连结着星罗棋布的陆地。它是人与人交流的脉络、国与国往来的桥梁。从古至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越洋过海，通过这一纽带彼此证明着自己的存在，相互交流着各自的文化，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友好往来。然而，各国在具体交往中的动机、目的及其措施却各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一

早在600年前的明朝，中国的造船业就已经雄踞世界之颠了。“仅永乐年间（1403－1424）就建造起了大型海船2000余艘。”［1］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下西洋（1405－1433）用的宝船，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约合132．68米），宽十八丈（约合53．94米）。“其规模不仅远远超过80多年后哥伦布西航的海船，甚至比后来20世纪初世界最大商船美国大北公司的‘弥奈棱达’号还大得多”［2］520，郑和宝船的吨位和装备皆为彼时世界之最。

“中国作为当时的世界海洋大国，如果向海外发展，有两种选择，一是实行海域扩张政策，将所及诸国纳入中国版图，在海外实行殖民统治；一是实行睦邻友好政策。扶持和帮助海外诸国步入较为先进的文明行列，以和平的手段促进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共同发展。就其实力而言，当时的中国无论从哪方面谋求海外发展，都是有足够的条件的。”［2］22已经是“世界海洋大国”的明朝——选择了后者。就是说，中国600年前没有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奉行着和平友邦的原则，进行着举世公认的善举。

据有关史料记载，明朝的对外贸易十分繁盛，刚刚萌动的资本主义幼芽已在华夏大地呈现出了它的勃勃生机。明朝的丝绸、瓷器、茶叶、铁器工具等产品的出口获得空前发展，产自中国的物品在世界各国展示出独特魅力。明朝不仅在贸易方面与邻近各国来往密切，而且在外交上，朱棣亲定国策主动派遣使团到他国进行友好访问。当时，中国在东方的日本和高丽、西方的波斯湾直至红海一带、北方的大漠、南方的南海诸岛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在浩大的郑和下西洋行动之前，已奠定了“丰饶富足、友好善举”的国家形象。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地球另一端——郑和下西洋八十七年之后的哥伦布西航（1492－1506）的策源地欧洲看看。15世纪的欧洲各国正处于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过渡时期。到15世纪末，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均从等级议会君主制过渡到了专制君主制或称绝对君主制。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中央集权，为海外开发和探险营造了政治氛围。这些新兴国家急需大量金银铸造货币来加速经济发展。对此，欧洲各国纷纷下令禁止金银输出，鼓励国人到海外索取。于是，贪婪的商人和狂热的冒险家，在政府的鼓动下很快掀起了一波到海外冒险与淘金的狂潮。他们从一些游记里，知道了东方的富饶和神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可·波罗游记》。许多欧洲人对此书所宣扬的“香料盈野、黄金遍地”的东方垂涎三尺。诚如恩格斯所言：“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3］哥伦布西航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政治、经济和人文背景下酝酿膨胀起来的。

二

明成祖朱棣令郑和下西洋，曾有查寻建文帝朱允炆的用意，后随国力增强此意淡出。到郑和的第四次直至第七次远航，目的就十分明朗了——主要是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和进行国际贸易。送人所用，取己所需。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每到一国，除了官方的礼尚往来，还同当地的居民进行贸易。日本学者上杉千年在《郑和下西洋》中写道：“郑和宝船本着薄来厚往、睦邻友好的原则，与各国既做贸易又交朋友，深受各国的欢迎，许多国家和首领，都派专人负责与郑和船队的贸易接洽，还特别允许船队自行采摘奇珍异木。”［4］据《瀛涯胜览》记载：“中国宝船到暹罗，亦用小船去做买卖”；占城国人对“中国青瓷、盘碗等品，紵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易”；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并麝香、销金、紵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买易”。

在郑和下西洋的全过程中，明朝“宣德化而柔远人”的主旨处处可证。郑和船队对所到国的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给予了无需回报的呵护与关照。“郑和每抵达一国，主动传授农作方法，分送耕具教他们耕耘，帮助他们掘井汲水。将中国农民的引水灌田技术一一授予。占城国位于亚热带，郑和在此停泊滞留期间教会了他们一年三收的种稻技术，亲自指导他们把缓山坡开成梯田种植稻、麦、茶。”［5］62最令人惊叹的是郑和船上还带了数名接生婆。中国学者陈存仁在他的《被误读的远行——郑和下西洋与马可·波罗来华考》一书中写道：“这是我在阅读董文乐的《爪哇开港记》上看到的。我初看到带稳婆（接生婆）这一记载，觉得非常诧异，再继续看下去，原来郑和每到一处总要设帐施诊送药，还教会当地土人如何接生，因为这里的妇女生出来的孩子，是用砸碎的利石刃片切割脐带，导致很多孩子和母亲因患破伤风而亡……此举设想周到，令人钦敬之至。”［5］74明成祖朱棣“以怀远人”的善举国策，换来了国际关系的通达和谐，换来了中华大地的安宁和经济上的昌茂。

哥伦布西航就不同了。它完全是西班牙皇室与哥伦布的一场权与利的交易。西班牙皇室的意图十分明确——为拓展本国的疆域，必须开辟一条到东方、到印度的新航路。就彼时的国际背景而言，西欧正处于群雄争霸时刻。1453年土耳其灭亡了拜占庭，到15世纪末西班牙开始向国外扩张时，土耳其就已经独霸了东地中海，卡住了传统的东西方商道。因此，西班牙皇室迫切地希望开辟一条既能避开土耳其，又能绕过葡萄牙势力范围的东方航路。另外，西班牙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多地少的国情，也决定了他们向海外扩张的必然。西班牙皇室与哥伦布达成了西航协议，即《圣塔菲协定》。协定给哥伦布规定：一，尽可能地发现一些岛屿甚至大陆；二，把新发现的无人地区或只有野蛮人居住的地区（如西非海岸）纳入西班牙的版图；三，至于日本、中国、印度等国（因西班牙皇室已略知其文明程度，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则规定只发护照、致国书。而哥伦布在协定中要的条件是：“授予我为各海洋的海军上将，以世袭的总督官衔管理新陆地，我有权取得在发现的陆地上所获得一切珍宝和物品的十分之一。”［6］28由此可见，西班牙皇室与哥伦布达成的《圣塔菲协定》，相互利益是各得其所的，彼此野心是一脉相承的。

“哥伦布踏上美洲大陆，脚一落地，就双膝跪下亲吻泥土，站起来把一面西班牙国旗插在地上。双手扶剑，剑尖入地，宣布道‘我以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王后伊莎贝拉的名义拥有这块陆地’。海军公证人唐·罗德里戈·埃斯科维多和唐·罗德里戈·桑切斯立即把这庄严的仪式记录下来，证明其拥有了这块陆地，并取名为‘圣·萨尔瓦多’。接着，哥伦布挥起长剑，砍掉了周围一片青草，又在左右前后的几棵树上猛击数剑，以此警示后来的航海家和发现者这块陆地已归他所有。此举，把当地的土人吓得不知所措……”［6］98从此，始作俑者的哥伦布们揭开了对美洲大陆的野蛮掠夺与残酷奴役的序幕。

三

明太祖朱元璋颁诏：“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以共享太平之福。”①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明成祖朱棣提出：“顺应天道，和睦相处，不欺寡，不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2］30可见两代帝王对外方略是基本一致的。郑和们在吸取友邦优良的传统的同时着意把中华文明传给了亚非地区的人民。15世纪初，像今天的马尔代夫等地，还处于“巢居穴处，不着衣衫”的原始状况。郑和船队一次次到访诸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2］27。客观上给亚非各国带去了中国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文明。光明磊落的郑和船队在推动邻国帮交、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对亚洲、非洲乃至整个世界作出的贡献是千秋铁证。

纵然，从历史的整体进演看，哥伦布的西航及其“美洲的发现”，破除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推进了“世界地理大发现”，加速了欧洲社会内部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哥伦布西航给当时当地人带去的后果，却是不能和郑和下西洋相提并论的。哥伦布们从动机到结局都是建立在索取的基础之上的。哥伦布的第二次西航，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是一次残忍的屠杀和抢劫。美洲印第安人历经数个世纪积攒起来的黄金一瞬间被他们洗劫一空。许多人因完不成交纳黄金的摊派，惨遭毒打、杀戮、或者劳累致死。此外，哥伦布的船队登上美洲大陆后，不但没有授医、送药、治病，反倒给美洲当地人带去了比火与剑更具毁灭性的“礼物”——病菌。虽然这并非有意，但是传染病却以旋风般的速度和威力席卷美洲大地，数年间就夺去了数千万美洲人的生命。哥伦布们的抢劫、屠杀以及随之建立的殖民统治，使美洲大陆的生态遭到了无法复原的毁坏。昔日温馨和谐的古代文明荡然无存了，美洲大地人与自然平衡统一的天然境况自此被打乱，印第安部落与民族的历史传统几乎被斩断和毁灭。从经济的政治的和历史的真实情况来看，哥伦布们对美洲的掠夺和摧残是拉丁美洲迄今仍然处于贫困、落后和不发达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此外，欧洲殖民者给美洲人民带来的无尽灾难还殃及到了其他地区。为了弥补印第安人大量死亡所造成的劳动力不足，殖民者将数以千万计的非洲黑人贩卖到美洲，从而开始了长达四百余年的奴隶贸易。在四个多世纪中，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国都先后参与了“贩卖黑奴”这一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罪恶勾当。大批黑人背井离乡来到殖民者霸占的矿井和种植园当牛做马。而曾经是人类起源地的非洲本土，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直到今天这里的人们还在经受着愚昧、饥饿、疾病和死亡的煎熬。

对于15世纪这百年间的海洋事件中，中国人和欧洲人航海动机与行为结果的差异，世人早有定论。利玛窦是这样评价的：“他们（指明朝）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精疲力尽。”［7］

哥伦布的西航及其“美洲的发现”，不管曾给它冠以多么伟大的头衔、委以多么堂皇的封号、罩以多么神圣的光环，但在一轮一轮惨烈的海战后面，在垒起来的印第安土著和非洲黑奴的尸骨堆前，在悲剧一次又一次的重演之下，我们不能不警醒，我们不能不认真地盘点和严肃地叨问这一切。和平与发展是历史之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中国在任何时候也不去招惹别人，“善以善我之邦，恶以恶我之徒”是中国的基本出发点。中国已经用自己的历史印证了并将继续印证：当中国具备了英武强大的海上力量的那一天，世界将会变得更加温馨美好，天下将会变得更加安稳太平。

［1］范中义，王振华．郑和下西洋［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55．

［2］王天有，等．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50．

［4］上杉千年．郑和下西洋［M］．大陆桥翻译社，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46．

［5］陈存仁．被误读的远行——郑和下西洋与马可·波罗来华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埃·索蒂略斯．哥伦布［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

［7］何兆武，柳卸林．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8．

责任编辑：杨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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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9＆ZD071）

甄蕾（1981－），女，山东青岛人，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讲师，天津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乔大元（1981－），男，山东泗水人，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法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