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兆云

毛泽东不信福建没有“地方主义”

全国反“地方主义”斗争，最早从广东开始。解放前长期战斗在闽西粤东的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于1952年最先被戴上这顶黑帽子，其罪状是：拒绝北方土改先进经验，排斥外来干部；包庇、保护和自己有关系的坏分子，用宗派手法去团结人；向上闹独立性；等等。方方因此受到批判和降级调走的处分。此斗争还涉及叶剑英，他从华南分局和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位置上被挤走。随后，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广西党政军一把手张云逸也被反了“地方主义”。

反“地方主义”的范围越来越广。

1956年福建省第一届党代会后，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司令员兼党委第一书记叶飞受召参加毛泽东召开的一次会议。在汇报中，叶飞说福建这次党代会开得不错，没有出现“地方主义”倾向。毛泽东却发话说：难道你们福建就没有“地方主义”吗？我就不信！叶飞听后，十分紧张。此前，他一直认为反“地方主义”是别省的事情，福建尽可能排除并绕过这个暗礁，搞好全党的团结。

在1957年整风和反右派运动中，广东第二次反起了“地方主义”，主要矛头对准时任华南分局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的古大存等人，浙江等省也闻风而动。可以说，在反右派斗争中引发的反“地方主义”，其实行范围大大超出了“地方主义”起初的界定。

1957年12月4日，中共福建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福州召开。会议期间，叶飞忽然接到毛泽东在杭州召见的通知，一同前往的还有山东、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的第一书记。

毛泽东了解了各省有关整风的做法后，指出：整风的重点是整基层。所谓基层，农村就是合作社、党支部，城市就是工厂、企业、公司、学校、医院、居民。所以，基层这次一定要把它整好。要把基层整好，首先我们各级领导要整好，各级领导不整好，基层怎么能够整好呢？毛泽东还希望1958年上半年能把整风搞完，做到整风和工作两不误。得知福建的党代会还要再开10多天，毛泽东对叶飞说：你们的会议可以开长一点，再开一个月也不算长。

12月16、17、18日，毛泽东连续三天与华东六个省市委的第一书记谈话。邓小平也在场。在听取省市委书记们汇报党内思想情况后，毛泽东讲到了“地方主义”问题：“地方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完全资产阶级的思想，与共产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是完全要批判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

讲到“地方主义”，毛泽东就问大家：各地都有这个问题吗？我们的领导干部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南下干部有什么问题？

大家大体上反映了一下：有问题，旁的问题没有，就是有作风问题。

毛泽东听后指出：我看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在地方工作的外来干部，一定要学本地话，你外来干部在地方工作，不学本地话，与群众说话说不来，就不能取得联系，这怎么行？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叶飞：在你们福建，南下干部现在能不能讲本地话？

叶飞老老实实地回答：在下边工作较久的县区同志，几年来大部分都学会了，但是在上边的还是不行。

毛泽东接着说：另外，也要教育群众讲普通话，要两面来。福建人总是不讲普通话怎么行啊？我们不是正在推行普通话吗？这个问题是解决语言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长治久安，外来干部才能地方化。干部地方化不光说本地干部，外来干部跟当地群众密切联系了也是干部地方化，也是共产主义化。我们要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要长治久安，言语不通，怎么能行？

叶飞还未答上话，毛泽东又说：浙江出了一个沙文汉（时任浙江省长兼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又出了一个冯白驹（时任海南区党委书记），他们都有“地方主义”的错误，福建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邓小平也对叶飞说：你福建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是“地方主义”性质的问题。

福建在这个问题上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也是有原因的，福建的外来干部不仅多，而且在整风反右运动中，闹出了一个所谓的“反南下干部风潮”。

福建地方干部和南下干部之间的风潮

1957年4月中央整风指示下达后，福建省委于4月23日召开了闽北闽中老区工作座谈会。与会干部发言热烈，话题集中在南下干部的作风问题上，有人发表了一些过头言论，会上气氛很紧张。因为一些非干部的人员也参加了座谈会，会后会议情况很快被泄露，进一步造成了混乱。

南下干部和老区（地方）干部都存在不正常的山头情绪。南下干部经验多，水平较高，优越感多一点，对本地干部不大看得起，有时显得盛气凌人。地方干部有怨气，又不服气，也看不惯一些南下干部的作风。对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团结问题，解放初会师时福建省委就强调：“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不团结，外来干部先检讨；军队与地方不团结，军队先检讨。”省委一开始就想解决双方的团结问题，但因种种原因，延续到此时也没能解决好。

5月24日，福建省委召开常委会，在听取两位老区干部的汇报后，叶飞讲了几个问题。他首先肯定解放以来福建老区工作的成绩，认为省委对老区工作是重视的，同时也对座谈会上出现的“南下干部搞宗派，排挤打击地方干部”“老区工作路线上有错误”等言论提出批评。他说：这样扣帽子不好，会把问题扩大化。叶飞虽然对地方干部的一些错误言行有所批评，但并没有把这件事与“地方主义”挂上钩。

随着整风“鸣放”日渐升温，晋江地区广大党内外人士的多数意见集中在南下干部身上。仙游县闹得最凶，部分老区人员强烈要求严肃处理个别南下领导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作风等问题，有人甚至还公开提出“南下干部滚蛋”的口号。全县出现了大量的来信来访，有的信寄到了中央和省、地，有人还到省城和北京上访。事有巧合，正当“鸣放”达到高潮时，仙游县城关地区120名自行车工人因路权问题集体到县委上访，要求县委帮助解决，使得原就不宽松的气氛更为紧张。仙游县委认为这是右派分子汇聚成的反革命逆流，企图制造小“匈牙利事件”，阴谋进行反革命暴动。

9月中旬，晋江地委向省委送交《关于晋江地区在大鸣大放中发生反南下干部风潮的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这份报告编造并扩大了一些事实，认为：“在我区还须加上一个反对地方主义的问题……我们应该很好地接受这次‘反南下干部风潮’的教训，改善提高领导，并彻底地批判这种严重的地方主义思想。”

福建省委在答复中强调：“在处理‘反南下干部风潮’中，对反右派的政治斗争与党内的思想斗争要注意严格区别，应该十分慎重地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群众对党的领导提出的正确意见，善意批评南下干部的缺点错误，决不可以都加上一个‘地方主义’的错误而一笔抹杀……”

此前，福建省委曾表示要加大力度培养和提拔地方干部，并准备把一些本地干部安排到有关县委当第一书记。没想到地方干部安排名单被泄露，造成了一些混乱。

在10月下旬召开的福建省委一届六次全会期间，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主席江一真提到了个别干部的“换班”问题：“县级机关任务很重……全省十几个县长、县委书记太弱的，省委要下决心调换。”叶飞插话说：“县长、县书不一定要本地干部，有一种干部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的，和本地群众已有密切联系，叫他本地干部也行，叫他中国人也行；有一种是坚持游击斗争的干部；有一种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干部，其中一部分是在群众运动中生长的，一部分是没有经过群众运动锻炼的知识分子干部。游击斗争的干部缺乏大规模的群众工作经验，而南下干部就具有这种经验。因此，县书、县长特别是第一书记，不要去看历史，也不要看是南下干部还是本地干部，要看是不是能把工作真正地抓起来，这是最高的原则，也就是共产主义化的原则。”

针对“换班”问题，有些领导认为，不久前晋江发生了“反南下干部风潮”，晋江专区几位拟派去当县委第一书记的地方干部，在运动中被“钓了鱼”，“鲨鱼般自己浮上来了”，应该作为有问题的干部拿下，现在进行“大换班不好”。省委为了缓解矛盾，于是把本地干部下放问题压了下来。

晋江地方干部林仕辑、刘佐周等被划为“右派”后，晋江地委第一书记（南下干部）还不满足，认为省委几位书记都在包庇地方干部，因此暗地里派出副书记到北京告状，不切实际地向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诉说本地干部要打倒南下干部的情况。中组部负责同志向毛泽东、邓小平作了报告。

一直想避开反“地方主义”运动的福建，在这场整风反右运动中，偏偏发生了所谓的晋江地区“反南下干部风潮”。即使这样，当外来干部放出风声说福建搞“地方主义”风潮后，叶飞和福建省委还是试图绕过这个问题。现在，福建再次被中央领导点名，这就使叶飞感到非常棘手和难办。

福建省党代会同意补上反“地方主义”这一课

1957年12月下旬，叶飞从杭州回到福建。省委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还在进行，主要研究划右派工作，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主持会议的省委第二书记江一真请叶飞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叶飞便谈到了中央领导人所提的福建“地方主义”问题。叶飞说：“地方主义问题，浙江有，山东有，广东也有，到处都有，我们这里也有。头一天会议大字报就贴出了很多嘛。不仅大字报，今年夏天闹得天翻地覆，晋江专区专门打电话给省委，点名省委负责同志到晋江，一个是点我，一个是点林一心，一定要我们两个人到他们那里去支持，反南下干部！真妙，点名哩！大概我这个叶飞和林一心是地方主义的头子嘛（全场笑声）！地方主义不仅晋江有，福州也有，我们省里也有……”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江一真最担心的就是在福建引发“地方主义”，因此再三给晋江地委做工作，但事与愿违。

根据叶飞的提议，大会转入第三阶段，进行整风。叶飞提议，开一次跨年度会议。如此延长会议时间，除了毛泽东的主张外，还受到了其他省市的影响。当时山东、浙江、安徽、上海等省市的党代会一般都是开一个多月，有的甚至开了两个多月。叶飞希望这次长会，能在党代表和各级领导中解决好思想问题，首先搞好整风运动。

一进入整风阶段，“地方主义”问题更是为人所关注。在此前，与会代表看到报纸上公布了广东和浙江反“地方主义”的消息，对此事既好奇又敏感。听了叶飞传达后，大都觉得问题严重。

反“地方主义”问题虽然迫在眉睫，但叶飞还是没有最终拿定主意，他想多听听常委们的意见。为此，省委常委会开了几场，有时从傍晚一直讨论到深夜12点，记录员都打瞌睡了。后来，地、市委书记也加入讨论。

12月27日，省委常委会吸收有关人员参加，专门研究“地方主义”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福建存在着地方主义，同时一致主张，必须把地方主义问题提到这次大会上来批判，借以教育全党，加强全党的团结”。在“共产主义要提倡，地方主义要批判”的氛围下，起初不同意反“地方主义”的省委宣传部长许彧青也退了一步，但还是主张，即使要批判“地方主义”，也不要搞反党集团。于是，省委在犹豫中，决定改变会议主题，补上反“地方主义”这一课。

虽然在大形势下，福建必须反“地方主义”，但28日江一真在主席团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还是相当客观。他认为“地方主义”在福建“作为一种思想情绪来说是普遍存在的，但从政治上思想上来说还没有像广东、浙江那么严重，但作为局部来说也是严重的，如晋江仙游反南下干部，公开提出‘南下干部滚蛋’。当然，其中有的是右派利用地方主义进行反党的……”

叶飞也主张要把“地方主义”作为党内的是非问题、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来处理，处理的方针是团结-批评-团结，即摆事实、讲道理，采取教育的方法，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地方主义”的情况有待继续揭发、批判，然后才能作出结论；对大量的人来说，不需要作组织处理；总的是用民主的办法，不是用东风压倒西风的办法。

大会主席团同意省委常委会确定的几条反“地方主义”原则：一、不是反右派斗争；二、“地方主义”是党内问题；三、充分发扬民主，把所有意见都摆出来，然后进行辩论，分清是非，提高全体同志的觉悟水平，加强党的团结。

毛泽东再作谈话，福建反“地方主义”板上钉钉

1958年1月3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再度召集华东六省市的省市委书记谈话，得知福建的省党代会还没开完，要开到1月底，便没再找叶飞去。毛泽东在杭州的第二次谈话结束后，上海市委马上给叶飞送来一份原始记录。12日晚，叶飞又接到柯庆施亲自整理的记录稿。他把毛泽东的两次谈话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后，于13日向大会作了传达。

要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必然避不开“地方主义”问题，“地方主义”涉及“干部地方化”问题。叶飞对“干部地方化”是不赞同的。陈伯达来南安、惠安作调查，就强调“干部地方化”。“干部地方化”和反对“地方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个问题在全省都很敏感。因此，叶飞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颇费心思。他说：“主席讲干部要提倡交流，本地干部在本地办事不见得有利。过去封建王朝时，清朝提出要回避，比如说南安人不能在南安当县委书记，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还是对的。本地人在本地办事不见得有利，这主要是指比较负责的干部、有地方主义的人。去年下半年闹得范围十几个县的反南下干部的风潮，要把南下干部撵光，县长、县委第一书记要本地人来当，可见这是完全错的……”

福建反“地方主义”已是板上钉钉。根据中央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形成第二次鸣放高潮”的部署，省党代会鼓励代表们继续用大字报等形式来发表意见。其中有张大字报是针对省委另两位书记江一真、伍洪祥（均为福建人）的，说他们有“地方主义”倾向，理由是他们对晋江地区的反右派斗争定“框框”，画“三八”线，立“标兵”，保护了一批原地下党干部中有严重“地方主义”的右派分子。

党代会上贴出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涉及“地方主义”问题被点名的人也越来越多。闹得最凶的是晋江和福州两个组，晋江地委和福州市委领导分别就“晋江地区反南下干部的风潮”和“地方主义反党活动”问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把晋江专区专员许集美和福州市委两位书记黄国璋、王一平当作集中揭发批判的对象。接着，省直机关把教育厅长林汝楠也弄来了。他们都是原闽浙赣省委的领导干部，在1957年四五月间省委召开的老区工作会议上，对老区工作和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团结问题所提意见最多，也最为尖锐。他们在省委老区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被认为是“利用老区会议向省委发动进攻”，“属地方主义反党活动错误”。晋江地区所谓的“公开的全区性的反南下干部的风潮”，也有了定论：“这一风潮的本身，就可以完全证明地方主义不但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的。”还说，林汝楠和王一平是黄国璋的左右手、幕后军师，许集美则自成系统，但在反对省委问题上和他们是联合的。

对这四人，叶飞在此之前并没有偏见，还是相当信任并加以重用的。黄国璋在曾镜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因“城工部”等问题出事后只受处分而免予撤职查办，与叶飞的保护有很大关系。这次党代会前，黄国璋在上海治病，叶飞还派秘书去看他，问他能不能回来开会。对许集美，叶飞一向也是信任的，照他的话来说，即使在晋江大鸣大放，出现“反南下干部风潮”时，他对许集美也还是完全信任的，并与他谈了真心话。对林汝楠也是，直到反右派很紧张时，叶飞还与他谈了关于反右派的步骤等问题，让他在福州待一段时间，了解文教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然后再考虑下到莆田或晋江去。但林汝楠第二天就赶到莆田，而且事先没有向叶飞和省委请示。接着，又有人揭发林汝楠不仅曾指责南下干部有宗派主义，而且在1957年夏天反南下干部搞得天翻地覆时，还否认有“地方主义”。在“鸣放”和贴大字报时，不少人也反映了黄国璋、许集美、王一平的有关情况。这些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叶飞对他们产生误会，认为他们身上确实存在“地方主义”情绪。

1月22日，主席团召开第七次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反对“地方主义”情况的汇报。

龙岩专区副专员罗炳钦汇报时说：“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骄傲自满的人，如不猛省，就很容易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根据这个情况，联系到本区本县检查有没有地方主义。有一种说法：地方主义的思想没有，地方主义情绪是有的，如长汀、永定、永安等县。”

叶飞插话说：“龙溪、龙岩两个地区应该把广东反地方主义的文件[拿来]对全体干部进行教育，这两个地区的同志对广东的地方主义是同情的，广东的地方主义比福建的对他们的影响得大。”叶飞还说：“曾镜冰的错误是清算了，但还不彻底，还有根，就是山头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没有解决，所以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发展成为地方主义。”

在深入揭批中，黄国璋、林汝楠、王一平、许集美等人被指责在曾镜冰的错误被揭发后，并未从中接受教训，改正错误，仍继续向党进攻；他们反党的目的，一是为了在省委安下自己人，达到朝中有人，二是想在闽中地区搞“地方主义”独立王国，总之，“他们为了实现少数人的政治野心，利用闽浙赣地下省委的老山头情绪，肆意攻击省委”。会议提出，为了巩固党的团结，责令黄国璋等四人停职反省，并在全省干部中广泛批判“地方主义”。对这段往事，伍洪祥回忆说：“当时，大字报满天飞，省委对所揭发的材料缺乏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很多问题捕风捉影、似是而非；而揭发的人又带着某种偏激情绪，用反右派斗争的方式来对待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宁‘左’勿右的思想指导下，省党代会仓促作出决议，把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的某些言行，定性为‘严重的地方主义反党活动’。”

江一真觉得很多事情过于牵强。1957年四五月间召开的闽北闽中老区工作座谈会本是一次广开言路、富有成效的会议，尽管会上有些言词偏激，也还是出于善意，意在帮助党整风，促进老区问题的解决，怎料全党从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后，此次座谈会竟会被认为是利用老区会议向省委发动进攻，属“地方主义”反党活动错误。江一真一时还真没法把这些原地下党的领导干部与“地方主义”挂起钩来。就拿黄国璋来说，他13岁参加革命，17岁当特委委员，父亲和几位兄弟均为革命而牺牲。他对革命忠诚，对敌仇恨，虽然在“城工部”事件上错杀了一批干部，但本质上是“左”，如何变成右了呢？难道正如人所说，他从省里转到福州后，因敢于替群众讲话，让资历颇浅的市委主要领导感到难以指挥而加以猜忌、排斥？江一真对林汝楠的印象也是好的，尤其得知他是厦门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在明史研究上很有造诣，能书擅画后，还有点刮目相看了。再说许集美，25岁当县长，31岁当专员，江一真在接触中，感到他有能力，办事公道，和南下干部并未闹过什么别扭，而且他没有参加省委召开的老区工作座谈会，在“鸣放”时也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于团结的话，更没贴过大字报，只因不赞成那样反右，就受到点名批判，被定性搞成了晋江地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头目。

江一真对反“地方主义”的态度，导致他在一年后也被作为“反党集团头目”打倒，罪名为“发表了三个谬论：反南下干部不一定是反党，反个人不一定是反组织，地方主义不一定是反党”。

反“地方主义”运动中的众生相

福建省这次党代会，从1957年12月4日跨年度开到1958年1月30日。在会议前后，一些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南下干部频频活动。

晋江地委主要领导，最早在会上高呼，表示晋江地区要全面掀起开展反“地方主义”的高潮，但此时很孤立，希望全省给晋江支援。福州市委领导立马声援晋江反“地方主义”，还煞有介事地说黄国璋、王一平搞“地方主义”既有理论，又有行动，并煽动群众向党进攻。

福建省委为了扩大影响，组织各组到晋江看大字报。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的张维兹看后，质疑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有没有经过核实。他为此专门找了江一真、魏金水，表示厦门不反“地方主义”。省委宣传部长许彧青也不同意反“地方主义”。江一真虽然心有同感，但已经没有办法把局势挽回来了。

南下干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张传栋后来说：“中央领导要叶飞反地方主义，叶飞对此也不是那么坚决，但他就是将军作风，大家意见差不多一致了他也就同意了。对黄国璋我是有看法的，但提出不能反王一平，江一真支持我的意见。叶飞专门问我怎么看王一平，我说比较正派，他不太高兴，说张传栋你还不认识王一平，有人说他是伪君子。后来我也只好说王是‘伪君子’，没坚持到底。”

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当年的南下干部、厦门市委书记张维兹说：“江老为人非常正直，他是不主张反地方主义的，为此还遭到一些不正派干部的反对。我在厦门没反地方主义，江老是赞赏的。”

当年的南下干部、福安地委书记程少康说：“江一真对运动采取温和态度，不在运动中整人，在省委也不太管运动这档事。他不主张反‘地方主义’的态度影响了我，当时我在福安（闽东）也没反‘地方主义’，我说福安有什么‘地方主义’呢，福安的老同志大都是好的，一些人有意见也是提出解决生活困难，并不要求要夺权；福安和泉州不一样，泉州地下党多是知识分子，而福安地下党都是老农民，文化不高，没什么特别要求。江一真对我在闽东不反‘地方主义’表示赞赏。”

地方干部、时任晋江专员的许集美也说：“在反右和反‘地方主义’运动中，江一真从一开始就比较实事求是，有个比较正确的意见，提出划‘两类’，划‘三八’线。他能这样做，是因为能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反‘地方主义’，他是被迫接受的。”

主席团要给黄国璋、林汝楠等人下“地方主义反党分子”的结论，江一真认为他们有错误，“好好地斗他们一下是可以，给戴上反党分子的帽子是太重了”，建议不要叫“反党分子”。他还说，宣传、文教部门的许多人都对斗争林汝楠有意见，“他们中有人反映，说林的问题是否有那样大呢？”另外，江一真也不同意把黄国璋、林汝楠、王一平等人都开除党籍，“不应开除这么多人，打击面不可太大”。

福建省委另两位书记魏金水、伍洪祥赞同江一真的意见，认为不要开除党籍，不一定叫“反党分子”。

随后，江一真在主持通过省党代会决议前，说：“关于地方主义问题的措词，提法上也有改变，原来叫地方主义反党分子，现在改为地方主义反党活动，主席团和省委常委会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后者的提法对我们好处更大，也就是说，更有利于我们全党肃清地方主义思想，肃清地方主义残余，便于我们在全省批判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和批判其他主义的斗争。另方面，对个别犯地方主义错误的人，我们也还没有和他们见面，还需要进一步审查。因此措词修改一下，对我们更加有利，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

叶飞也向大会加以说明：“反地方主义的斗争，是维护党的团结和原则性的斗争，绝不能理解为这是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斗争，否则就是完全错误的。党关心老区群众，是教育鼓舞他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家乡，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党关心地方干部，是依据党的干部路线来培养提高他们，使他们具有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这是与地方主义有原则区别的。我们相信，反对地方主义的结果，必然会加强我们党的团结，促进党的干部共产主义化，和更好地团结老区群众。今后我们还应该继续培养和提高地方干部。南下干部，还要继续注意联系群众，学会当地语言，和群众打成一片，做到地方化，树立安家落户的思想，防止骄傲，认真改进工作作风。地方干部，尤其是原来在闽北、闽中地区坚持斗争的地方干部，应该彻底清除过去曾镜冰的错误的影响，以及长期在游击战争中所处环境的影响，彻底清除地方主义的情绪，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

在此思想指导下，省委虽然反了“地方主义”，但还是把此问题视为党内思想不纯的一种严重表现，决议强调“在处理这一风潮中，对反右派的政治斗争与党内思想斗争要注意严格区别，应该十分谨慎地划清两类不同的矛盾。对右派分子斗争要狠之外，对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也要弄清是非，有些人犯有地方主义错误的，必须批评教育并把道理说透，借以教育大家，孤立右派分子”。

调子越来越高，定性越来越严重

党代会后，福建省委为了肃清“地方主义”的思想影响，彻底弄清问题，并对黄国璋等人作出结论，决定在省委党校举办整风学习班。于是，晋江、闽侯地区和福州市在“大鸣大放”期间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原地下党干部被集中到了省委党校，在校党委的领导下，用整风方法批判“地方主义”思想错误，并最终决定如何处理。

福建反“地方主义”斗争，开始只在晋江、福州和闽侯三个地区开展，其中福州市的反“地方主义”斗争，同为“城工部”冤案的平反工作相关联。

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回闽，听了江一真等人的汇报后，出于对地方老同志的关爱和对反“地方主义”的不理解，到省委党校看望参加学习班的原地下党干部。许集美还记得张鼎丞的一句讲话：“大家可能有委屈，但还是要对党忠诚，接受教育和改造，组织上对你们终会弄清真相。”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反“地方主义”问题作了部署。4月7日，叶飞赴武汉参加中央会议。在向毛泽东汇报有关反“地方主义”问题后，毛泽东并不满意，也说了一番话：你们全省地方主义都干净了吗？我就不信。浙江的仙居、福建的仙游，都是诚心夺取政权，他们没有群众而未成功。

4月16日，福建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传达成都会议、武汉会议精神。会前，厦门市委书记张维兹先找江一真谈，说在厦门没有感到有“地方主义”的问题，福州、晋江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呢？江一真说：“哪里有啊！”但会议开始后，福州、晋江两地领导在会上大讲两地如何反“地方主义”。

毛泽东在成都、武汉会议上的讲话内部传达后，福建反“地方主义”的调子越来越高，定性也越来越严重。

6月下旬，福建省委扩大会议（一届八次全会）错误通过了《关于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党籍的决定》，一批人被戴上了“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分子”的帽子。对“地方主义”四个头头的处理相当严厉，开除党籍不说，还撤销了职务。黄国璋虽然有个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的虚职，但实际上是在福州养猪；林汝楠在福建师范学院当教员；王一平在福建师范学院当总务，负责采购；年纪最轻的许集美，公职和党籍被一并开除，接受监督改造。

江一真因赴合肥参加华东四省一市农业协作会议，没有参加对黄国璋等人的处理讨论，也没来得及参加扩大会议的表决。从合肥回来，得知黄国璋、林汝楠、王一平、许集美等人已戴上“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分子”的帽子，江一真认为处理过重。据魏金水后来回忆：江一真对反“地方主义”有不同意见，在《决定》作出前，江和他交换意见时认为不应开除那么多人的党籍。

这些“地方主义分子”遭处理后，许多单位不敢接收。已调往三明搞工业的厦门市委原书记张维兹，本来就对反“地方主义”有微词，当即主动表示愿意全部接收。于是，福建的“地方主义分子”大都到三明落了脚。省委主要领导为此大骂了张维兹一通，江一真却向张维兹竖起了大拇指。

“地方主义分子”的上诉和平反

名列福建“地方主义分子”之首的黄国璋不服处理，提出上诉。省委书记处书记、省监委书记魏金水受理申诉后，认为黄国璋的意见许多是可取的，不应作为反党的罪证。江一真支持魏金水将黄国璋的控诉书交省委常委们传阅。却不料，有人指责魏金水有“严重地方主义情绪”，想给“地方主义分子”翻案，企图以“干部地方化”对抗党的组织路线。指责魏金水，其实也是影射对“地方主义分子”抱同情态度的江一真。

江一真听后颇为吃惊，急忙找到叶飞，明确表示不能让“地方主义”漫无边际地扩大化，要制止给魏金水“戴帽”。叶飞显然也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马上出面平息事态。

受晋江、福州等地反“地方主义”风潮的影响，闽西龙岩也打算把副专员张振东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因为江一真不同意，这事暂时被搁置起来了。1958年11月，江一真赴闽西参加省委组织的钢铁生产现场会后，特地待了一些日子，调查张振东的问题，建议地委当作一个严重思想问题来处理，不要当作“地方主义”来处理。

江一真对反“地方主义”一直持保留意见，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还对省委副秘书长温附山说：对“地方主义分子”“开除党籍不一定对”。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提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错必纠，全错全纠，不错不纠，错多少，纠多少”。会议期间，周恩来先后7次到福建组（有时是小组），听取40多位代表的讨论和发言。许多代表都提出反“地方主义”反掉了一批好人，错误地开除了那么人的党籍，应该甄别和平反。会后，为了贯彻中央指示，缓和人民内部矛盾，以利于齐心协力渡过经济难关，福建省委在叶飞领导下，发出《关于反地方主义中的案件加速进行甄别平反的通知》，着手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

11月，福建省委会议通过决议，撤销了开除黄国璋等人党籍的错误决定，宣布恢复黄国璋等人的党籍和名誉，并给予安排职务。叶飞还根据邓小平所提平反工作要指定专门机关、专门人搞，最好是谁搞错的由谁来平反的意见，前往受委屈的同志家里，倾心交谈，赔礼道歉。

12月28日，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伍洪祥在晋江地委扩大会上，谈了反“地方主义”的教训：

反“地方主义”错误的责任，首先还是由省委负责，但是晋江地委的责任也很重大。这场祸是从晋江地区闹出来的，地委也应该深刻地进行反省。有的同志说：“问题虽是晋江闹起来的，但决定是省委作的，错误是省委的。”这种说法就不是认真接受教训的态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反“地方主义是从中央来的，福建有，广东也有”。这也不是检查和接受教训的态度。中央三中全会批判“过分强调干部地方化”，这个批判是有所指的。广东反了“地方主义”，我们却不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乱反一顿，这就错了嘛。

1965年12月，在陈毅主持召开的福建省委常委整风会议上，与会的省委常委、副省长在批评帮助省委主要领导时，大都提及了当年的反“地方主义”一事。副省长刘永生说：反“地方主义”搞得广大地方干部不敢讲话，一讲话就要打成“地方主义”。

对反“地方主义”的错误，叶飞尤感内疚、痛心，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还在对此作自我批评，并向被错斗的同志赔礼道歉。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将这个重大失误置于叶飞头上，也有人认为主要责任在一位省委常委、晋江地委第一书记，他们汇报了不切实的材料，让叶飞偏听偏信了。一些人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反“地方主义”斗争是当时特定的产物，不能追究个人责任，推给叶飞等人不公道。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当然是有一定责任的。当时担任福建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的南下干部王禹认为：“反地方主义不是叶飞的土特产。叶飞这个人直率，不隐瞒观点，他后来说福建的地方主义不是没有的，但我不该那样反，反过了，受了‘左’的影响。反地方主义是整了一些人，造成了一批错案，但这不是福建独创，叶飞是执行中央决定的。”当时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地方干部伍洪祥也向后人作了说明：“叶飞生前跟我说过一句真心话：‘当时有压力啊，人家说广东、浙江都有地方主义，你们福建怎么没有呢？’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是顶不住了，不得已而为之。”40多年后，当伍洪祥把所知道的实情跟当年的受害者之一许集美谈时，许集美说：“这些实情过去我并不知道呀！”他对叶飞说的“当时有压力”表示谅解。

反“地方主义”错误的责任，虽然有来自中央和邻省的因素，但正如此案平反后伍洪祥代表福建省委所说，“首先还是由省委负责，但是晋江地委的责任也很重大。这场祸是从晋江地区闹出来的，地委也应该深刻地进行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