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佳

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与萧红的《生死场》都诞生于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有意思的是，这两部作品中都有一个被强暴的妇女。而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重新进入中国至今，丁玲就与萧红同被誉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而她们笔下这两个被强暴的妇女——贞贞和金枝，更是成为当代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热点。其原因在于，“女性身体”在女性主义理论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具体到有关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的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批判家们将“女性身体”视为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争夺意义的一个场域——女性通过自身的身体体验会获得超越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的性别意识，女作家就是通过对女性身体体验的描述，以性别意识来反抗和批判民族∕国家意识;而男作家和男性批评家们却歪曲了女性身体的意义，反使其为民族主义话语服务。

在当前的女性主义研究中，贞贞这一“被强暴的女性身体”被认为具有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冲突的意义，同时也表现了民族革命的性别政治在一些女作家的作品中，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本文对这一女性主义解读和研究范式提出质疑: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丁玲是否是在借贞贞的身体及其遭遇来批判和反思这场民族战争和革命?革命与贞操在这一有关女性身体的故事中呈现出何种交织关系?而围绕革命与贞操的问题，丁玲意欲探寻的又是什么?这些也是本文所要努力解答的问题。

革命与贞操

《我在霞村的时候》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农村女孩贞贞被日本人强暴了，做了日军的随军慰安妇，不过她暗地里给抗日组织输送情报，可是仍因慰安妇的身份而被村人诟病;但是，贞贞并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她最后奔赴延安，觅得新生。女性主义批评家刘禾以贞贞“拒绝被视为惨遭蹂躏的牺牲品”①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8 年，第276，276，276 页。，认为“这篇小说拒绝用有关蹂躏的比喻来指涉中国的受辱”②刘禾:《跨语际实 践——文学 ，民族文化 与被译介的 现代性(中 国，1900—1937)》修订 本，北京:三联书店，2008 年，第276，276，276 页。——女性主义认为在民族主义有关“蹂躏”的叙事中存在一个“隐喻意义上的等式”，即“把遭受强暴的女性象征地等同于受到侵犯的祖国”③雷雍:《女性身体和“跨民族”生育;或不叫强暴的强暴?》，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17页。——从而指出贞贞这个“被强暴的女性身体”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冲突，表现了“民族革命的性别政治在一些女作家的作品中，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丁玲和萧红二人，就反对民族革命造成的新式父权制所导致的女性的从属状态”④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8 年，第276，276，276 页。。但是，当我们将这两位女作家这两部作品拿来作一个参照阅读时却会发现，这两部作品存在着饶有意味的对比，同时，会得出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结论。

按照女性主义的解读:在《生死场》中，金枝失贞，她躲过了日本人却被一个中国男人强奸了，萧红由此道出民族之于妇女并不是一个全然的安身立命之所，并对妇女在未来民族中的生存状态感到迷茫;相比之下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二里半，一个瘸腿的男人，却在民族冲突中恢复了阳刚之气，成为民族的主体。

我们将《我在霞村的时候》与之作一个比照: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失贞，被日本兵捉去当随军慰安妇，却得到磨练，跟着新政权走上了新生之路。丁玲由此道出，在民族危亡之时妇女是可以通过牺牲∕战斗而成为未来民族国家的主体的。相比之下贞贞原先的恋人夏大宝，却反而成了一个懦弱而无“男子汉气”的人。在作品接近结尾处，贞贞拒绝与夏大宝结婚而跑到山上去，叙事者“我”和夏大宝追上去寻找但是没有找到，且看这时候“我”眼中的夏大宝究竟是怎样的:

他的确还很年轻呢，他有两条细细的长眉，他的眼很大，现在却显得很呆板，他的小小的嘴紧闭着，也许在从前是很有趣的，但现在只充满着烦恼，压抑住痛苦的样子，他的鼻是很忠厚的，然而却有什么用?⑤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0页。

刘禾对此作品的解读是:“在贞贞的同乡人眼中，她沦为一个娼妓，而在革命战士的眼里，贞贞却是一个英雄，因为她为了民族国家的神圣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可是，这两种解读方式对贞贞本人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果真如此吗?我们作一下分析:可以想像，假如贞贞是遭受地痞流氓强奸，那她肯定一辈子活在耻辱和阴影之中，永无出头之日，而小说中的“我”也断然不会对一个已遭奸污但还“不知羞耻”“不懂收敛”(村人语)的女人有如此的敬佩之情。如果后一种解读——贞贞“为了民族国家的神圣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是毫无意义的，那么丁玲赋予“贞贞”这一名字中“贞洁”的意义又是从何而来?又如何构成对前一种解读——村人将贞贞视为娼妓的否定和批判?另一位女性主义学者贺桂梅认为，从丁玲的创作来看，“她本人也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女性解放本身即是‘革命’的基本构成部分，在她那些描述女性的作品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和描述革命的作品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这两者始终是游离的，未曾被结合在一起”⑥贺桂梅:《“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6期。。但是，本文的看法正与此相反，在丁玲的作品中，女性的问题与革命的问题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尤其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丁玲恰恰是把女性问题与革命结合在一起——用革命来“确保”了贞贞的“贞洁”!正因为此时贞贞的失贞并不是她一个人的耻辱，并且，她受辱之后的顽强抗争更代表着广大的受侵略人民的顽强抗争精神，正是在此意义上，才使得她可以被称为一个英雄。丁玲借贞贞的身体及其遭遇想反思和批判的并非战争和革命，在她笔下，贞贞并不是民族革命战争无辜的牺牲者;日军的入侵对她而言甚至是一个“契机”，不然她会因为与夏大宝结不成婚，跑到教堂去当“姑姑”(修女)而一辈子沦为村人的笑柄——她正是在这个时候遭遇进村的日军的。正是这场战争，与贞贞后来的参与和抗争，赋予了贞贞新的力量以及新的贞洁。由此可见，从性别的立场上讲，丁玲对这场民族革命战争是支持并抱着极其乐观的态度的。她认为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妇女也可通过牺牲来成为新的民族/国家主体，而参加革命就是妇女获得解放的直接出路。相比之下，贞贞再次回到村子之后觉得夏大宝已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甚至看不起他，有点恨他，认为当年的他太懦弱没能带她私奔。在女性主义的阐释框架中，夏大宝与二里半其实又构成了一个更有意味的对比:在一场新的民族革命战争兴起之时，二里半这个瘸腿的中年农人被赋予了“男子汉气质”，但夏大宝，这个原先精悍的年轻小伙子的男子气却被阉割了。

我们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看不到丁玲对民族战争、民族革命的质疑。可以说，与萧红一样，丁玲这一作品可视为对女性在民族和社会中的权力以及能动力的探讨。金枝在民族战争中获得了自身的性别意识，王婆和她女儿等女性却选择加入抗日的队伍。而贞贞在民族战争和革命工作中也找到了自身的价值;这种价值，既颠覆了以往男强女弱的性别价值，又是女性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革命主体的价值。丁玲这一作品，主要并不是表同情于妇女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所受到的苦难，她甚至不认为这是苦难——相反，丁玲认为妇女同样有为民族革命献身的力量和资格，但是，却不能在旧有的社会中(贞贞的村子里、封建的“旧中国”中)取得相应的地位和权益;不过，在新的民族战争及革命运动中，妇女却可以获得独立性，可以鄙视和离开男子而独立——正如贞贞最后拒绝了夏大宝的求婚一样。丁玲深信革命会给妇女一个好的答复以及一个光明的未来——她们在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自己:

(贞贞说)“我想，到了延安，还另有一番新的气象。我还可以再重新作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

我觉得非常惊诧，新的东西又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①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第232，228页。

相比于当前的女性主义解读，孟悦和戴锦华在1980年代末所著的《浮出历史地表》，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分析要准确得多:丁玲是以女性的带批判性的个人意识延续了“五四”时期对(城市的∕农村的)大众的批判。我们在作品中可分明地看到:在贞贞重新回到村子之后，当邻里和家人都劝说她嫁给夏大宝时，贞贞的强烈拒绝使得父母亲都痛哭起来。但是，丁玲如此鲜明地描写着此时的贞贞:

贞贞把脸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却望得见有两颗狰狰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我只走到她旁边便站住了。她似乎并没有感觉我的到来，或者也把我当作一个毫不足以介意的敌人之一罢了。她的样子完全变了，几乎使我不能在她身上回想起一点点那些曾属于她的洒脱、明朗、愉快，她象一个被困的野兽，她象一个复仇的女神，她憎恨着谁呢，为什么要做出那么一副残酷的样子?②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第232，228页。

1950年代丁玲的批判者们也正因为分明地看到这一点，读出了丁玲在此作品中的自况:“我们懂得丁玲为什么写这篇小说……她向党隐瞒了她的叛卖行为，装扮成一个英雄回到解放区……丁玲的行为，不能不引起一些同志的怀疑。她自己心里有鬼，就特别怀疑周围的人把她看成贞贞式的人物。因此她写了这篇小说，按照自己的面貌刻画一个‘复仇的女神’，用来咒骂一些人，争取一些人。”③华夫:《丁玲的“复仇的女神”——评〈我在霞村的时候〉》，文艺报编辑部编:《再批判》，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92页。但是，这些批判者脱离了抗战时期那个具体的历史环境，而在新的政治运动浪潮中无限地上纲上线，将该作品定义为“反人民”(忘记了当时的“人民”仍处于新旧变换着的社会中，仍然带着传统的包袱和缺点)。

可以说，丁玲这一作品之所以会遭到批判，原因是她“丑化”了农村的“无产阶级大众”以及为她个人有争议的历史所作的辩护。1933年丁玲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并解往南京，在南京三年中，丁玲并未坐牢也未被审判，并且后一年半是从国民党那里每月领一百元自己租房子住，同时仍与其叛徒丈夫冯达同居;1936年丁玲到了延安后，即有人对她在南京的这段经历提出质疑，到处流传着丁玲被捕自首的言论。丁玲请求当时的中组部给她做了一份书面结论，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到1943年审干的时候，丁玲仍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楚的人;1955年中国作协肃反，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直至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发了《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但该问题至今仍有人持异议①丁玲在其198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魍魉世界》中提到她被捕后的事:“顾顺章拿来一张八行信纸那样大的一张白纸，我就在上边写了‘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还加了一句，‘未经什么审讯’。这一句是按冯达的意思加的，表示我没有受刑。”她在作协肃反的时候将此事向周扬、刘白羽和阮章竟三人交代:“三个同志听后，互相看看，肯定地说:‘这当然是自首。’”(见丁玲:《丁玲致中宣部党委的信》，1956年8月16日)可以理解，也正因为此，周扬等人后来虽然表示过对丁玲的批判有过火之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但是他们一直坚持丁玲在历史上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问题，据说当年丁玲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去党校演讲，康生当众说丁玲没有资格到党校来，为此丁玲很生气地找过毛泽东主席。《我在霞村的时候》正是创作于这样的背景之下。而众所周知，这是丁玲少有的一篇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故事的作品，我们从该作品中的确能读出丁玲强烈的个人主观诉求，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丁玲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党表示她的“忠贞”。但是，我并不认同当代的丁玲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所作出的对贞贞的解读——将贞贞视为一个个人主义者，并且，是一个与革命有冲突的相背离的个人主义者，例如说:“从‘患病’、‘斗争’、‘自尊’、‘恋爱’、‘生活、思想’、‘去向’等角度比较莎菲和贞贞的异同，事实上也就说明了贞贞这一形象更接近于个人主义者的莎菲，而非新的‘人民大众’。”②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1页。

这类解读实际上暗含了这样的逻辑等式:首先是“人民大众=革命”;其次，个人与大众传统的思想观念(多数是封建残余)有冲突就等同于此人与人民大众有冲突;再推导之，就等同于个人/个人主义与革命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看同时期的左翼知识分子对丁玲这几部作品(《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夜》)的解读。冯雪峰认为这些作品体现了一个“变换”的过程，他评价道:“新的人民的世界和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识，是切切实实地在从变换旧的中间生长着的。”③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1947年)，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9页。骆宾基也对此作出如下评价:“这是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中国历史过渡期的人物，背负着旧时代所给予的枷锁，而开垦新时代的农民。跨着两个时代，两种农村社会生活，不牵就那些旧的过时的农村人民的观念，他是没法把他们聚集到周围，率领他们过渡到新的有生活标帜的航线上来的。”④骆宾基:《大风暴中的人物——评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90页。可见，当时的革命者和左翼知识分子并不像今天的研究者一样，将丁玲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和冲突看成是知识分子与革命、个人主义与大众的冲突，他们都自然而然地看出丁玲所写的是“跨着两个时代”的“过渡期的人物”，而新的世界和新的意识只能是“从变换旧的中间生长着”。丁玲在这些作品中所批判的，正是她在同时期的杂文中所写的:“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并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⑤丁玲:《我们需要杂文》，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7卷，第58页。而这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及的人民大众身上所背负的包袱和缺点，但是，毛泽东着重强调和批评的更是对这些包袱和缺点的“暴露”所应持的立场和态度。

有女性主义学者曾对清末民初由男性主导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相关作品提出这样的指责:“在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的身体被普遍地赋予了政治意义和价值，但是它在形式上依然保持了古老的悲剧性——女性靠出卖自己的身体而获得某种‘崇高的’利益，女性的身体始终是一种可供交换、牺牲的资源。”⑥刘慧英:《20世纪初中国女权启蒙中的救国女子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然而，在被视为中国女性主义高峰的丁玲笔下不也是如此吗?贞贞与一些男作家笔下的被称为间谍文学中的救国女子是有诸多相似之处的:沦落风尘，受到革命党人或抗日志士的引导，以肉身去获取情报……只是贞贞的身份比较特殊，她是解放区的妇女。作为革命中的女性，丁玲和贞贞一样经历了被掳的身心体验。在有关作家与其创作的人物之关系的探讨中，蓝棣之教授的症候式分析不乏新颖和中肯之处。以丁玲和贞贞为例，他分析道:

丁玲之所以能刻划贞贞，是因为她有与贞贞同样被敌人掳去的经历，回来之后，又体验了相同的压抑，她……吁请世人抛弃世俗的偏见，给迷失者或不幸者重新做人的机会，同时她在刻划贞贞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前进的道路。①蓝棣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

而这一点正是贞贞与莎菲最大的不同——同样是年轻的女性在与周围落后的令人窒息的大环境作斗争，所不同的是，莎菲凭借的是强烈的个人意志，而贞贞凭借的是新的坚定的信仰，因为信仰，她忍着疼痛一个人在夜里摸黑走了三十几里路去送情报……也正是这点不同，个人主义者莎菲没有出路，只有绝望;而革命，却给了贞贞希望和新生。

此外，贞贞也与丁玲另一个作品《在医院中》的陆萍形成一个比照。从某种程度上说，陆萍更像“莎菲女士在延安”，她是出身小资产阶级，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并且对革命的实际践行有所批评。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所分析的:“在共产党妇女运动中，‘天然’地把女性运动区分为‘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且视后者重于前者，也使得这种基于特定阶层体验的女性表达无法获得合法性地位。”②贺桂梅:《“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6期。而这也正是陆萍与贞贞在为读者接受上有所不同的原因——贞贞获得更广泛的肯定和同情。《我在霞村的时候》与《在医院中》不一样，它所批判的并不是革命政权及其践行所出现的问题。丁玲看待女性与革命之关系的立场和态度，在她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中有具体而深刻的体现:她首先肯定“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因为“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但是，延安的妇女也面临结婚、生育、工作与理想等种种矛盾和困境，同时还有社会的责难和非议。丁玲呼吁体谅女性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应该“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而对于女性自己来说，“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丁玲在文章的结尾处强调道:

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自己的人才会有。③丁玲:《“三八节”有感》，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7卷，第60页。

综上分析，在妇女与革命之问题上，丁玲是倾向于认同革命与妇女的一致性的，并强调革命理念对于妇女的指导作用以及妇女在革命中的能动性——妇女的困境并非妇女个人的主观问题，而是与整个社会的不公和缺陷联系在一起的，妇女如要在社会上获取平等，必先强己，然而，如果没有为人类的大的政治抱负，则很难坚持不懈地完成创造一个新社会所必需的艰苦持久的斗争。丁玲这一观点和立场，自然招致当代热衷于解构革命并强调革命与女性之矛盾冲突的女性主义研究者的批评:

在“个人的即政治的”这一层面上，丁玲号召女性“强己”而不是建立具有本体性的女性话语，一方面是避免与革命政权造成直接冲撞，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强调个人的主动性这一层面上与革命话语达成妥协——“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自己的人才会有”。这似乎是在说，尽管女性仍是革命政权中忍受“无声的压迫”的弱势群体，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个人的修养。这事实上回到了革命政权的逻辑:即女性的问题是她们“个人”品质的问题，因此必须依靠个人意志和修养来解决问题。①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

李陀也曾以丁玲为例讨论妇女与国家∕革命的问题，他认为妇女的解放必须依赖民族国家的发展已成为一种共识，梁启超和毛泽东都作如是观:“对于毛泽东的话语秩序来说，妇女解放竟然会和革命的国家利益不相容，这尤其是不能想象的。然而，在丁玲的关于贞贞的故事里，贞贞却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实行了对国家的拒绝——对‘国’和‘家’的双重拒绝。”②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今天》1993年第3期。然而，我们上述的分析结果正与此相反，在妇女解放必须依赖革命、依赖新国家政权的建立这一点上，丁玲也作如是观!毛泽东曾经说过:“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③毛泽东:《妇女们团结起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9页。丁玲也说:“占中国人口半数的男子不参加妇女的解放，妇女不与他们合作，要求彻底解放是不行的。”④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7卷，第75页。两者何其相似，不正很好地说明了妇女与民族革命之关系吗?姑且不论妇女与民族的利益是否完全一致，但女性问题与民族战争、阶级革命显然不是必然或截然对立的。我们还是应该把被压迫民族、阶级与妇女等问题综合起来考虑，因为在复杂的现世里，它们是纠结在一起的。

强暴与新生

丁玲写于1939年的比《我在霞村的时候》早一年完成的另一短篇小说，更鲜明地体现了在民族战争中，妇女由失贞走向新生的主题，该作品题目便叫《新的信念》。故事讲述鬼子进村的时候，村人纷纷逃走，一个老太婆带着小孙子和小孙女来不及逃跑，小孙子被当场刺死了，小孙女也充当“慰劳品”死了，老太婆则被抓去做洗衣妇。后来，老太婆逃了回来，开始疯狂地向别人讲述这十几天来自己所看到的惨状，包括自己也被鬼子糟蹋过的耻辱。她不仅告诉自己的儿子、儿媳妇、孙女，还挨家挨户去告诉全村的人，甚至不顾家人的感受，搭车到别的村子去宣讲。

每一次复述这些惨剧的时候，老太婆绝不放过任一个血淋淋的细节，而且无视她的儿媳和孙女的惊骇及羞涩:

老太婆变了，她不爱她的家人么?为什么她老是骇她们?她们一叹息，一哭，她就生气地叫:“你们哭吧，你们只有这些不值钱的尿，你们等着吧，日本鬼子还要来的呀……”如果她看见她们脸红了，愤怒舐着她们，她就满意她所煽起的火焰。⑤丁玲:《新的信念》，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第172页。

被强暴的生理体验比其他任何东西(比如爱国宣传等)更强烈、更有效地促使一个年迈的老太婆成为一个抗日的主体，也通过她的这种讲述，激发了其他人的民族意识。在此，丁玲作品中的叙述与女性主义者们的论说出现了明显的裂缝——“劫后余生的女人”并不因为屈辱而表现出沉默，恰恰相反，民族战争中的强暴反而改写了以往社会赋予“强暴”的意义和色彩——亦即“污秽和屈辱”⑥可参见刘健芝:《恐惧、暴力、家国、女人》，《读书》1999年第3期。，并且，成为攻击传统父权制和贞操观的武器。贞贞和老太婆不正以此获得了新的信念以及另一种意义的纯洁和崇高吗?丁玲更是借此攻击她所谓的封建残余——村人对贞贞的诟病，还有家人听到老太婆讲述受辱经过时的羞愧……是的，在丁玲的这些作品里，女性身体与民族革命确实密不可分，应该说，它是同时承载了性别与民族的意义的，也许，将民族主义与女性主义各自对此的阐释结合起来就完整了。

小说的结尾，讲共产党的妇女会欢迎老太婆的加入，请她去演讲。老太婆非常激动，“她残酷地描写她受辱的情形，一点不顾惜自己的颜面，不顾惜自己的痛苦，也不顾人家心伤”①丁玲:《新的信念》，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第179页。。讲毕:

她倒在来扶她的人肩上，凝视着台下热烈的骚动。她亲切的感觉了什么是伟大，她慢慢地将目光从人头上往上移，在广漠的空间，无底的蓝天上，她看见了崩溃，看见了光明，虽说眼泪模糊了她的视线，然而这光明，确是在她的信念中坚强地竖立起来了。②丁玲:《新的信念》，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第179页。

相比于萧红，丁玲其实还是带有所谓的当时的民族革命和男性父权的叙述模式的，即带有虚构神话式的粉饰。换一种正面的说法即是，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女性主义者常常指责男性作家没能写出、没有顾及妇女的真实感受，而在丁玲的笔下何尝不是如此?作者对贞贞这个人物——相比于当时的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在现实历史中的真实处境与实际经验，是有很大的拔高的。并且，女作家也忽视了她从事这一特殊工作的辛酸，忽略了身体的实际遭遇给心灵造成的具体创伤，只写出了革命带给她在精神上昂扬乐观的一面。对老太婆的描写亦是如此，被日军凌辱使得老太婆一下子由一个垂垂老矣的农妇变成一个接近冷酷的勇敢“战士”。这一突变，一方面可以归结为作者技巧的不够圆熟，但另一方面，更可直接看出“强暴”或曰“蹂躏”之于妇女与民族革命的意义在女作家心头及笔下的表述。丁玲对“强暴”这一类故事的书写模式与萧红有着明显的不同。“被强暴的女性身体”这一隐喻，在萧红那里是女性可以获取有别于民族的自我∕性别意识的工具，在丁玲那里却是女性可以成为民族/革命主体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丁玲笔下的“被强暴的女性身体”倒与萧军笔下的是比较一致的——他们都是通过与民族革命的联系，使这“被强暴的女性身体”具有了正面的意义，而不是单纯的纯洁无力的被害者。当代的研究者，往往只看到丁玲在主导叙述中批判的一面，却忽视了其潜在叙述中认同的一面。丁玲前期的作品如《梦珂》和《莎菲女士日记》等，写的都是五四之后都市女子的生存困境，在经历了“向左转”后，尤其是从国民党的禁锢中逃到陕北，无论在丁玲自己还是在她的作品如《我在霞村的时候》，“革命”都成了解决女性在以往以及现存社会生存困境的手段。

结 语

综上所述，民族、革命，或者如女性主义者所言的女作家所归属的父权社会，对女作家而言，并不全然是妇女苦痛和灾难的来源或者对女性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压迫。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和《新的信念》，并没有所谓的对民族话语或革命话语的批判和抵制;相反，她还以此(女性的故事和女性的叙事)参与了民族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建构。她在作品中所展现的，也是她一贯所坚信的——妇女可以，也应该通过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参与而成为新的政治共同体的新主体(与男性同等的主体)，并因此而具有独立性、能动性以及光明的未来。丁玲的这种想法，实际上与那些积极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女性主义者是相同的(尤其在反殖民运动和第三世界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民族话语和革命话语是由男女两性的共同叙述完成的，否则它们也不可能具有那么大的力量——虽然，女性的声音在其中要弱小得多，那是因为有能力和有权力来参与这项叙述的女性实在太少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