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诗海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的文体观*

何诗海

“六经皆史”说是统贯章学诚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在其文学思想和文体观念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此说对“文本于经”的传统文体学思想形成一定冲击，为宋代以来开始盛行的“诗史”说注入了新的内涵，催生了章学诚以史为宗的独特古文观，也影响了章学诚的小说文体观。

六经皆史;章学诚;文体观;诗史;古文;小说

“六经皆史”是《文史通义》“易教上”篇提出的著名论断，也是贯穿章学诚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命题①“六经皆史”说并非始倡于章学诚，但经章氏集中、系统的阐发并赋予其深厚的内涵而产生重大影响。关于此说的渊源流变，可参钱鐘书:《谈艺录》第86条“章实斋与随园”附说20，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张龙秋:《“六经皆史”说考论》，北京语言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田河、赵彦昌:《“六经皆史”源流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等。。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命题的内涵及其在史学史上的意义、影响等展开了热烈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文史通义》并非就史论史，而是从广泛的学术史角度通论文、史，论文内容在全书占有重要地位，这在书名中已透露出来。章学诚曾自称“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又与朱少白》)②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43页。，亦可见对论文的自负。作为统贯其学术思想的核心理念，“六经皆史”说必然会深刻影响章学诚的文学思想、文体观念，从而铸就史家论文的鲜明特色。而目前学界较少关注这个问题，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③目前学界探讨章学诚文学思想的论著，有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程千帆:《文论十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唐爱明:《章学诚文学批评研究》，四川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钱志熙:《论章学诚在文学史学上的贡献》，《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何诗海:《“文体备于战国”说平议》，《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等，数量不算少，但鲜有关注其文学思想与“六经皆史”说的关系。由于此说内涵极为复杂，本文拟仅就其影响章学诚文体观的若干显著方面进行考察，不能面面俱到。。

一、“六经皆史”对“文本于经”说的冲击

“文本于经”说是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观念，也是古代文体学的重要命题。自汉代儒学独尊之后，文学批评中便出现了依经立论的风气，如司马迁评司马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①司马迁:《史记》卷117，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73页。，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②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页。，王逸“《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③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9页。等，都明确提出骚、赋等文体与儒家经典的关系。魏晋之后，随着文学的自觉，人们往往从经书中发现文章之美，遂视五经为文章写作之渊薮。如晋傅玄称“《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质足以相副”，“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49，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740页。，陆机“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文赋》)⑤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页。等，都主张从儒家经典中汲取写作养料。至刘勰作《原道》、《征圣》、《宗经》篇，将道、圣、经三者明确联系起来，高倡五经为“文章奥府”、“群言之祖”(《宗经》)⑥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3，22—23，21页。，形成了文学批评史上比较系统的“宗经”说。文本于经，后世一切文体源于五经等，遂成为文体学史上的基本观念。刘勰、颜之推等还以实证方式，论证各体文章与五经的关系，如《文心雕龙·宗经》:“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⑦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3，22—23，21页。此即“文体源于五经”说。后世不断补充、发挥刘勰的观点，将各体文章分系于五经或六经之下，逐步构建了以“文本于经”为核心理念的古代文体谱系。

“文本于经”说是以“尊经”为基本前提的，当前提动摇时，这一观念的合理性也随之遭遇挑战。“六经皆史”说恰恰动摇了“尊经”这一前提。在章学诚看来，“古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论修史籍考要略》)⑧《章学诚遗书》，第116，315页。，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经解下》)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110，94，103，165，131，471—472，132页。，只是到后世才被儒家奉为经典，论其初始，“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经解上》)(10)0章学诚 著，叶 瑛校注:《文 史通义 校注》 ，北京:中华 书局，1994 年 ，第 110，94，103，165，131，471—472，132页。。六经既为对三代政教行事和典章制度的记载，自然只是三代的历史，而非万世不变之常法，其神圣地位受到了强烈冲击。当然，章学诚主观上并没有贬抑、否定六经，甚至还赞美“六经之道，如日中天”(《经解中》)(1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 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110，94，103，165，131，471—472，132页。，“六经大义，昭如日星，三代损益，可推百世”(《博约下》)(12)章 学 诚著 ， 叶瑛 校 注:《 文史 通 义校 注 》， 北 京:中 华书 局 ，1994 年， 第 110，94，103，165，131，471—472，132页。。只是，这种赞美仅因六经记载了“三代损益”的历史，充分体现了章学诚“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原道中》)(13)章学诚 著， 叶瑛校 注:《 文史 通义校 注》， 北京:中华 书局，1994 年， 第 110，94，103，165，131，471—472，132页。的社会理想，而非如世儒那样视六经为绝对权威与万世不变的准则(14)详参本文第四部分。。《答客问上》:“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15)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110，94，103，165，131，471—472，132页。可见章学诚心目中的“六经之道”绝非空洞教条或绝对真理，而是存在于“三代损益”、“典章实事”，即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之中，道之所寓，“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原道中》)(16)章学 诚著 ，叶 瑛校 注:《 文史 通义 校注 》， 北京:中华 书局 ，1994 年 ，第 110，94，103，165，131，471—472，132页。。不难看出，“六经皆史”说实蕴含着“道寓于史”、“以史明道”的观念。六经只是三代之史，而非史之全程，只体现了道在三代的发展状况，至于三代以下之道，便只能求诸三代以后之史了(17)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60页。，故曰“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上朱中堂世叔》)(18)8 《章学诚遗书》，第116，315页。。因此，尽管章学诚并无贬抑六经的主观意图，但“六经皆史”说的内在理路，却在客观上出人意料也无可避免地起到了“模糊或打破六经神圣性的媒介作用”(19)刘巍:《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原与意蕴》，《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六经不再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宗经》)(20)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3，22—23，21页。，史的地位则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六经的绝对权威既已动摇，经、史地位此消彼长，“文本于经”、“文体源于五经”等传统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论修史籍考要略》:“史之部次后于经，而史之原起，实先于经。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仓颉尝为黄帝之史，则经名未立，而先有史矣。后世著录，惟以《史》、《汉》为首，则《尚书》、《春秋》，尊为经训故也。”①《章学诚遗书》，第 116，86，116，77 页。六经皆史，而六经之前，早已有史，盖文字肇兴之初，本无经、史之别，亦无文、史之别，所有文字记载皆为史所牢笼，史的记载就是一切。六经之后，道仍延续、发展于史中。《报孙渊如书》:“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②《章学诚遗书》，第 116，86，116，77 页。循此推衍，则群言之祖，追本溯原，应是史而非经;文章之体，千变万化，必归于史，诚如日人内藤湖南指出的，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体系中，“所有的学问无非史学”③［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81页。，不存在没有史学背景之学问。以传统四部之学论，六经皆史，已如前说。又战国诸子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如“《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诗教上》)④《文史通义校注》，第60，839，790—791，41，279 页。等。而六艺既为周官政典，记载三代之史，则诸子文体自然源出于史，故在《论修〈史籍考〉要略》中，章学诚明确提出“诸子之书，多与史部相为表里”⑤《章学诚遗书》，第 116，86，116，77 页。。至于集部，不管总集还是别集，皆“与史家互出入也”(《史考释例》)⑥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40，557页。，因为“文章史事，固相终始”(《驳文选义例书再答》)⑦《文史通义校注》，第60，839，790—791，41，279 页。，“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家史、国史与一代之史，亦将取以证焉”(《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⑧章 学诚著， 仓修良编 注:《 文史通义 新编新注 》，杭 州:浙江 古籍出版 社，2005年 ，第440，557页。。由于以这种泛史学观念看待一切文章著述，章学诚总是力图赋予各种文体以史学属性。如碑志文体，虽有叙事性质，但在六朝《文选》、《文心雕龙》等著作中，与诗赋、乐府、颂赞等“有韵之文”同列，乃辞章之流;清人姚鼐也认为碑志与史家异体，其源本出于《诗》。章学诚则明确提出，碑志之文，“重在徴事得实也”，乃“史部传记支流”(《永清县志文徵序例》)⑨《文史通义校注》，第60，839，790—791，41，279 页。，其源本于《春秋》。又文人章表奏疏对策等，或录入别集，或纂为总集如《经世文编》、《名臣经济》、《策府议林》之类，“盖以一人文字观也。其实应隶史部，追源当系《尚书》”(《书教中》)⑩《文史通义校注》，第60，839，790—791，41，279 页。。可以看出，在“六经皆史”的理论射程内，史之地位独尊，“文本于史”已取代“文本于经”，成为章学诚文学思想和文体批评的核心观念。基于这种观念，章学诚高倡“辞章记诵，非古人所专重，而才识之士，必以史学为归，为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报黄大俞先生》)(11)《章学诚遗书》，第 116，86，116，77 页。，“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文德》)(12)《文史通义校注》，第60，839，790—791，41，279 页。等思想。这对于论文述学一味宗经的世儒，无疑是当头棒喝。

明代王世贞曾提出过“百体皆史”的观点，其论曰:“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书，曰世家，曰列传，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记，曰碑，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诏，曰令，曰教，曰札，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笺，曰弹事，曰奏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辨，曰说，曰解，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颂，曰箴，曰哀，曰诔，曰悲，史之华也。虽然，颂即四诗之一，赞、箴、铭、哀、诔，皆其余音也。附之于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从众。”(13)王世贞:《艺苑卮言》卷1，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3页。认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并一一列举各种文体与史的关系，构建了一个与“文体源于五经”说截然不同的文体谱系。比较章学诚“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等，不难看出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既然经、子、集皆源出于史，则经、子、集中所涉各种文体，无不源出于史了。因此，尽管章学诚没有否认文体源于五经说，甚至承认儒家经书对文体的影响，如“论事之文，疏通致远，《书》教也。传赞之文，抑扬咏叹;辞命之文，长于讽喻，皆《诗》教也”，“叙事之文，比事属辞，《春秋》教也”(《论课蒙学文法》)①《章学诚遗书》，第686页。等，然六经既为史，则各种文体的终极根源仍在于史，六经只不过是史的某个特定阶段的呈现而已。

二、“六经皆史”与“诗史”说

在中国诗学史上，“诗史”是探讨诗、史关系的重要范畴。“诗史”说倡始于晚唐孟棨《本事诗》对杜诗的评价，至宋代得到普遍关注，推动了杜诗经典地位的确立。宋人普遍赞美杜诗“善叙事”②《蔡宽夫诗话》“荆公选杜韩诗”条，见郭绍虞:《宋诗话佚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3页。，“多纪当时事，皆有依据”③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7页。，“凡一代兴替之变寓焉”④魏了翁:《程氏东坡诗谱序》，吴文治:《宋诗话全编》第8册，杭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972页。，“直笔不恕，所以为诗史也”⑤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2，《丛书集成续编》第199册，第727页。，“饥寒流落，一诗一咏，未尝忘君天下，后世谓之诗史，其以此耶?”⑥陈以庄:《方是闲居小稿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76册，第622页。到了明代，“诗史说”依然盛行，但也出现了质疑和批判，如杨慎从辨体出发，认为“六经各有体”，“《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其体其旨，判然有别;诗当含蓄蕴藉，意在言外，“诗史”说实主“以韵语纪时事”，“类于讦讪”，“不足以论诗也”⑦杨慎:《升庵诗话》卷11，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868页。。何景明力主诗本性情，杜甫叙事诗“致兼雅颂，风人之义或缺”，“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⑧何景明:《大复集》卷14《明月篇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7册，第123页。。王廷相强调“诗贵意象透莹，不喜实事粘著”，如“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批评杜甫《北征》等诗“漫敷繁叙，填事委实”，兴致微而格调绝，乃“诗人之变体，骚坛之旁轨也”⑨王廷相:《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王廷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02—503页。。自此之后，“诗史说”再次成为诗学热点，引起广泛的争论，并一直延续到清代。

从“六经皆史”观念出发，章学诚赞成“诗史说”自是逻辑的必然。在六经中，与后世文学尤其是诗歌关系最为密切的，非《诗》莫属(10)由于《诗》经是古代诗歌文学的最早典范，后世很自然将《诗》由特指转向泛指一般的诗歌。故章学诚论《诗》、史关系，亦即论诗、史关系。。那么，《诗》与史何以相通?《驳文选义例书再答》:“《诗》亡而后《春秋》作，《诗》类今之文选耳，而亦得与史相终始何哉?土风殊异，人事兴衰，纪传所不及详，编年所不能录，而参互考验，其合于是中者，如《鸱枭》之于《金縢》，《乘舟》之于《左传》之类其出于是外著，如《七月》追述周告，《商颂》兼及异代之类;岂非文章史事，固相终始者与?”(11)《文史通义校注》，第 838—839，559，837 页。《诗话》:“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棨《本事诗》出(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12)《文史通义校注》，第 838—839，559，837 页。章学诚认为，孟棨《本事诗》起源于《诗小序》论作诗本事和宗旨，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可见诗、史相通，诗可证史，亦可补史乘之不足。正因如此，章学诚力倡编纂历代大型文章总集，其依据在于，“一代文献，史不尽详，全恃大部总选，得载诸部文字于律令之外，参互考校，可补二十一史之不逮”(《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13)《文史通义校注》，第 838—839，559，837 页。。为了充分发挥补史功能，章学诚甚至主张诗文创作当注出年月。《〈韩诗编年笺注〉书后》:“唐人诗集宜编年者，莫若杜、韩，杜之编年多矣，韩则仅见于此。是固论世知人之学，实亦可见诗文之集，固为一人之史，学者不可不知此意。为诗文者，篇题苟皆自注岁月，则后人一隅三反，藉以考正时事，当不止于小补而已。”(14)《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583页。《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文集记传之体，官阶、姓氏、岁月、时务，明可证据，犹不能无参差失实之弊。若夫诗人寄托，诸子寓言，本无典据明文，而欲千百年后，历谱年月，考求时事与推作者之志意，岂不难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①《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558页。一代总集，可视为一代之史;一家别集，亦可视为一人之史。此实“六经皆史”说的扩展与延伸，充分体现了章学诚“所有的学问无非史学”的治学特征②《中国史学史》，第381页。。

如果说，章学诚论诗通于史，是站在史的立场审视诗，并没有突破“诗可以观”、“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等儒家传统诗教，与宋人的“诗史说”也无本质差别的话，那么，当章学诚站在诗的立场考量史，论史通于诗时，便显示出其别识心裁了。由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章学诚悟出《春秋》之合于《诗》者。首先，在主旨或褒贬大义上，“《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春秋》崇周礼、明王道，善善恶恶、美刺褒贬，亦归于正，与《诗》一脉相承。由此出发，章学诚不满历代对《离骚》、《史记》的负面评价，认为“《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世人评此二书怨君谤主，实“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屈原、司马迁“经纬古今，折衷六艺”，心术素有所养，决不至于怨诽君父，沦为“名教中之罪人”，“《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讽，皆不背于名教”(《史德》)③《文史通义校注》，第221—222，222，747，808，791 页。。不理解史与《诗》在主旨上的相通，便无法真正理解“《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因此，章学诚反复强调“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史德》)④《文史通义校注》，第221—222，222，747，808，791 页。。

《诗》之褒贬大义，往往不是直露激切的，而是用比兴手法，以微婉含蓄、抑扬涵咏之笔来实现，此即儒家“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之《诗》教。《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⑤杜预:《春秋序》，《春秋左传正义》卷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06页。等史笔文风，深得《诗》教比兴之义、讽谕之旨。此史通于诗之又一表现。上文提到“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实也包含此义。《永清县志六书例议》:“列传本乎《春秋》，原无定式，裁于司马，略示区分。抑扬咏叹，予夺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笔，亦兼诗人之微婉，难以一概绳也。”⑥《文史 通义校 注》， 第221—222，222，747，808，791 页。此史之列传通于诗者。有见于此，章学诚强调史家修史时，凡“人物列传，必取别识心裁，法《春秋》之谨严，含诗人之比兴”(《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下》)⑦《文史通义校注》，第221—222，222，747，808，791 页。。又《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业三简》之三:“若马、班诸人论赞，虽为《春秋》之学，然本左氏假说、君子推论之遗，其言似近实远，似正实反，情激而语转平，意严而说更缓。尺幅无多，而抑扬咏叹，往复流连，使人寻味行中，会心言外。温柔敦厚，《诗》教为深。”⑧《章学诚遗书》，第89，298页。《永清县志文征序例》:“《文选》诸论，若《过秦》、《辨亡》诸篇，义取抑扬咏叹，旨非抉摘发挥;是乃史家论赞之属，其源略近诗人比兴一流，与唐宋诸论，名同实异。”⑨《文史通义校注》，第221—222，222，747，808，791 页。此史之论赞通于诗者。这种相通，不是内容、义理上的，也不是语言形式上的，而是艺术精神、文学风貌上的高度契合，可视为对杨慎、何景明等斥责“史诗”说的一种回应。

自孟棨倡“诗史”说以来，历代响应者众，然多站在史的立场，单向度地以诗比附史。其实早在孟棨之前，刘知几已提出“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10)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深为钱鐘书称赏:“老生常谈曰‘六经皆史’，曰‘诗史’，盖以诗当史，安知刘氏直视史如诗，求诗于史乎?”遗憾的是，刘知几对此只偶然提及，未作深入阐发，故钱鐘书“惜其跬步即止，未能致远入深”，因刘氏所举《左传》宋万裹犀革、楚军如挟纩二例，“仅字句含蓄之工，左氏于文学中策勋树绩，尚有大于是者，尤足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11)钱锺书:《管锥篇》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4页。。章学诚在史学上深受刘知几的影响，但他对《左传》、《史记》等史著之诗心的体验显然比刘氏更为深刻，所论也更为具体、充实和深入，因而在“诗史”说盛行之后，能跳出以诗比史的窠臼，双向考量诗、史相通之义，所谓“史迁发愤，义或近于风人;杜甫怀忠，人又称其诗史”(《湖北文征叙例》)(12)《章学诚遗书》，第89，298页。，极大地丰富、拓展了传统“诗史”说的内涵，这也是“六经皆史”说在诗、史关系上的重要发挥。

三、“六经皆史”与章学诚的古文观

清人普遍好谈古文或古文辞，然何谓古文，如何写作古文，学术背景不同的人，观点大相径庭。桐城派推崇程朱理学，标榜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而义理居首，然其精神所注，实在辞章。汉学家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考核益精，文章益盛”(《戴东原集序》)①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70页。，认为“国朝文以康雍乾嘉为极盛”，因“其时朴学竞出，文章多原本经术”②汤寿潜:《国朝文汇序》，沈粹芬等辑:《国朝文汇》卷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以经学考据为文章之本。章学诚既反对宋学的空疏无实，又不满经学考据繁琐而无补于世，以及辞章之士的徒事华藻，高倡“六经皆史”，形成了独特的古文观。

章学诚认为，道不离器，理存于事，求道者必求于事，而事载于史。《诗》、《书》六艺，皆非空言义理，而是通过对先王政教典章的记载，昭示盛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具有切近人事的经世性质，故皆为史。“六经皆史”说洋溢着鲜明的尊史意识，而其立论宗旨，则指向经世致用。因为，在章学诚看来，能担起经世之任的，既非浮谈无根的义理之学，亦非襞绩补苴的考据之学，而是切近人事的史学。《史释》:“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③《文史通义校注》，第231，524页。《浙东学术》:“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④《文史通义校注》，第231，524页。。这种史学经世的学术理念，全面贯彻于其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中。上文已提到，章学诚反复强调，古文不本于史，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为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史学、史才是古文的根底，叙事记人则是古文的主要文体:

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京师之授受。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纬六经，缀道纲，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学，递相祖述，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上朱大司马论文》)⑤《章学诚遗书》，第612，82，685—686，126，612 页。

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辞，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盖古人无所谓古文之学，但论人才，则有善于辞命之科。而《经解》篇言“比事属辞，《春秋》教也”，因悟《论语》“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不能专对，虽多奚为”，乃知辞命之文，出于《诗》教叙事之文，出于《春秋》，比事属辞之教也。左丘明，古文之祖也，司马因之而极其变，班、陈以降，真古文辞之大宗。(《与汪龙庄书》)⑥《章学诚遗书》 ，第612，82，685—686，126，612 页。

文章以叙事为最难，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而叙事之文，莫备于《左史》……故学叙事之文，未有不宗《左史》。(《论课蒙学文法》)⑦《章学诚遗书》，第612，82，685—686，1212 页。

以左氏为古文之祖，以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家为古文大宗，以叙事为文章之极致，认为自“六经以还，著述之才，不尽于经解，诸子诗赋文集，而尽于史学”(《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⑧《章学诚遗书》，第612，82，685—686，126，612 页。，都集中体现了章学诚以史学为根本的古文观。不过，章学诚心目中的史学，迥异于世俗之学:“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上朱大司马论文》)⑨《章学诚遗书》，第612，82，685—686，126，612 页。那么，“古人所为史学”到底是怎样的呢?《答客问上》:“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故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①《文史通义校注》，第470—471，491，509页。可见，章学诚心目中的史学，是原于《春秋》大义，具有别识心裁，能推明大道、纲纪天人的经世之学。

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被奉为古文典范的唐宋八大家，则韩愈不过是擅长辞章的文士而已，其于史学，一无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辞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属辞’、‘心知其意’之遗法也;其列叙古人，若屈、孟、马、扬之流，直以太史百三十篇与相如、扬雄辞赋同观”，“安在可以言史学哉!”(《上朱大司马论文》)②《章学诚遗书》，第 612，82，612，389，82，612—613，613 页。正因如此，章学诚认为，古文传统在沈约、魏收之后，已经中断，“韩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传亦始韩子”(《与汪龙庄书》)③③《章 学诚遗 书》， 第 612，82，612，389，82，612—613，613 页。。欧阳修虽作《新唐书》、《五代史》，然“不越文士学究之见，其于史学，未可言也”(《上朱大司马论文》)④《章学诚遗书》，第 612，82，612，389，82，612—613，613 页。，“其生平见解，不能出韩氏之范围”，“终不可与语史家之精微也”(《丙辰札记》)⑤《章学诚遗书》，第 612，82，612，389，82，612—613，613 页。，“八家且然，况他人远不八家若乎?”(《与汪龙庄书》)⑥《章学诚遗书》，第 612，82，612，389，82，612—613，613 页。。古文家津津乐道的古文传统，至此已被彻底颠覆。至于清代声势煊赫的桐城古文，虽然也溯源至《左传》、《史记》、《汉书》，但其效法的对象，主要仍是韩柳欧苏归唐，并且醉心于探讨文法的评点之学，与宗史的古文，越来越远。故章学诚讥笑桐城三祖之方苞“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于文辞”，“不过文人”而已(《答问》)⑦《文史通义校注》 ，第470—471，491，509页。。又《古文十弊》曰:“时文可以评选，古文经世之业，不可以评选也。”⑧《文史通义校注》，第470—471，491，509页。隐然有指斥姚鼐评点《古文辞类纂》之意。

从经世标准出发，章学诚颇为轻视世俗的诗赋辞章。《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史志经世之业，诗赋本非所重。”⑨《章学诚遗书》，第126页。上文提到章学诚对诗赋价值的肯定，主要是从补史、证史的史家立场出发，并非对诗赋自身文学价值的认可。对于徒逞藻彩的文人诗赋，章学诚素来轻视。足见其价值判断。以韩柳欧苏方姚等为文士，所作不过“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10)《文理》，《文史通义校注》，第287页。的文人之文，正是基于这种价值判断。章学诚多次指出，诗赋辞章与本于史学的古文之间泾渭分明，不可相犯。《评沈梅村古文》曰:“夫古文之与辞赋，道不同谋”，“最忌辞赋藻丽，骈体工巧，字句，破坏古文法度”;“至于古文之要，不外清真，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理附气而辞以达之，辞不洁而气先受其病矣。辞何至于不洁?盖文各有体，《六经》亦莫不然，故《诗》语不可以入《书》，《易》言不可以附《礼》，虽以圣人之言，措非其所，即不洁矣，辞不洁则气不清矣。后世之文，则辞赋绮言，不可以入纪传，而受此弊者，乃纷纷未有已也”，“词人绮语，横入古文，背义害理者，盖不少矣”⑩《文理》，《文史通义校注》，第287页。。在章学诚看来，辞赋是文人之文的典型文体，为了保持古文文体的纯洁，决不可让辞赋绮语横入古文。其实，不仅仅是辞赋，其他一切远于史学的文体，如“六朝骈丽，唐宋小说，以及语录俚言，应酬游语，皆古文之淮海也”，“不可不知所堤防也”(11)《章 学诚遗书》 ，第 612，82，612，389，82，612—613，613 页。。如此严守史家叙事文体规范的古文观，不仅在清代别树一帜，即使在整个古文理论史上，也是空谷足音，充分体现了“六经皆史”说对章学诚文学理论的熏染和渗透。尽管这种以史为宗的古文观有相当的片面性，但对于提高叙事文体的地位，打破以抒情言志为主的传统文学批评格局，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到晚清西学东渐以后才逐渐彰显。

四、“六经皆史”与章学诚的小说观

小说在传统学术体系中被视为“小道”，“君子弗为”，备受歧视和冷落。如果说，文言小说，因其“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13)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5页。，尚能在史志目录上占据逼仄一角的话，那么宋元以后盛行的白话小说，则完全被逐出了著述之林。在规模浩大的《四库全书》中，不管正编还是存目，都没有收录一部白话小说。馆臣撰《四库全书总目》，偶有涉及这一类书籍，也多为蔑视、贬斥之语。如清王复礼撰《季汉五志》，中有辨《三国演义》之误者，馆臣批评曰:“至于《三国演义》，乃坊肆不经之书，何烦置辨?而谆复不休，适伤大雅，亦可巳而不巳矣。”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459页。又批评王圻《续文献通考》对许多重要的文集没有著录，“而《琵琶记》、《水浒传》乃俱著录，宜为后来论者之所讥”②《四库全书总目》卷137，第1169页。。这些批评，集中体现了官方、正统学界对小说的偏颇态度。

持“六经皆史”说的章学诚，把六经乃至一切文章著述视为对历史进程、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记载或反映，皆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所谓“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③胡适认为“六经皆史”本意只是“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开从史料角度诠释此说之先河;钱穆、周予同皆驳斥胡适的观点，以为“六经皆史”说中的“史”主要指“史意”，强调其经世致用之意;仓修良折中数家之说，认为兼有“史料”和“史意”二义。笔者赞同仓说。详参胡适:《章实斋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105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九章，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周予同、汤志钧:《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仓修良:《章学诚和〈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4—116页。，故其对小说地位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成见。在他看来，小说表现的社会生活极其广阔，往往有史乘所不及者。《丙辰札记》:“《三国演义》，固为小说，事实不免附会。然其取材，则颇博赡。如武侯班师泸水，以麪为人首，裹牛羊肉以祭厉鬼，正史所无，往往出于稗记，亦不可尽以小说无稽而斥之也”;“关圣庙，侍周将军仓，史传并无明文，而小说载之，儒者所弗道也。然历著灵应，似非全诬。《山西通志》云:‘周平陆人，初为张宝将。后遇关公于卧牛山上，遂相从。樊城之役，生擒庞德。后守麦城，死之。’与《三国演义》俱合。”④《章学诚遗书》，第396，384，394，244页。可见，在章学诚看来，小说尽管多虚构、附会之处，但往往可与正史、方志等互相映证，与诗文一样具有补史、证史之功，未可一概斥为荒诞无稽。有些作品虽然全出虚构，但仍能反映作者生活时代的某些特征。《乙卯札记》:“近世尊官称大人，卑者为老爷。赵耘菘谓大人本父母，而以为尊称，起于汉世中官，后世因为达官之称。爷本父之称，谓自高力士承恩日久，中外畏之，驸马辈直呼为爷。后世王爷、公爷、老爷之名称，亦自此起。然观明人所为《金瓶梅》小说，于官之尊者称为老爹。老爹即老爷也，以称太师、提督、抚按诸官。如知县、千户等官，则以大人呼之。疑明时称谓与今互异。”⑤《章学诚遗书》，第396，384，394，244页。《金瓶梅》乃世情小说，无关历史大事，其情节从《水浒传》“武松杀嫂”衍生出来，自然也是虚造，而章学诚却从中考据出明清时期称谓的变迁。这种表现社会生活、人情风俗的史料，在正史中绝少记载，幸赖小说得以保存。有见于此，章学诚批评四库馆臣等“讥王圻《续文献通考》，载《琵琶记》、《水浒传》”，认为“此亦别有一说，未可轻议”⑥《 章学 诚遗 书》 ，第396，384，394，244页 。。乾隆五十三年(1788)，章学诚在毕沅支持下，开始编纂《史籍考》，于正史、编年、杂史、星历、谱牒、地理、目录等科外，特立“小说”一门，并对“《文献通考》载元人《水浒演义》，未为无意，而通人鄙之”⑦《史考释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46页。再次表示不满。在《方志立三书议》中，章学诚力倡编纂方志当设志、掌故、文征三书，三书之外，尚应设“丛谈”，并解释其原因曰:

此征材之所余也。古人书欲成家，非夸多而求尽也。然不博览，无以为约取地。既约取矣，博览所余，拦入则不伦，弃之则可惜，故附稗野说部之流，而作《丛谈》，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⑧《文史通义校注》，第576页。

可见“丛谈”即小说。方志为史乘，修方志而给予小说一席之地，并拟之为“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小说的地位空前提高。在修《湖北通志》时，章学诚充分实践了这一主张，于通志主体外，别设“文征”、“掌故”、“丛谈”三部分，认为“丛谈”“虽无当于正裁，颇有资于旁证”，“所谓先民有言，询于刍荛，稗官小说，亦议政者所参听也”(《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⑨《章学诚遗书》，第396，384，394，244页。。这在方志学乃至整个史学史上都是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章学诚重视小说的补史、证史作用，并非把小说完全等同于史实，而是强调明鉴真伪，“慎择其可征信者”(《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①《章学诚遗书》，第79，396，396—397，613，377，89 页。。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丞相生平以谨慎自命，却因有祭风及制造木牛流马等事，遂撰出无数神奇诡怪”，“何其陋耶!”(《丙辰札记》)②《章学诚遗书》，第79，396，396—397，613，377，89 页。至于《龙城录》、《碧云騢》之类，“诬善党奸，诡名托姓”，更是“说部流弊”(《诗话》)③《文史通义校注》，第560，139，119，560—561页。，盖其用心既险，事之真伪，又远比神奇鬼怪者难辨，读者尤应慎思明辨。为了减少淆乱，充分发挥小说的证史功能，章学诚提出了小说创作的虚实原则:

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纪实事;《西游》、《金瓶》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惟《三国演义》，则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故演义之属，虽无当于著述之伦，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惩。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丙辰札记》)④《章学诚遗 书》，第79，396，396—397，613，377，89 页。

可见，章学诚欣赏演义小说的纪实性，也承认《西游记》、《金瓶梅》等全凭想像虚构的合理性。只是在同一部作品中，不可虚实错杂，“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这样才能避免淆乱人心，更好地发挥小说的证史作用和劝惩功能。这种观点，尽管仍有功利性的局限，但比起斥责虚构为荒诞不经，将白话小说一概逐出文章著述之林，已是巨大的进步。

如果说，肯定小说的史料价值和教化作用，主要是继承了班固以来以小说为“稗官野史”的传统，那么，章学诚对小说的评价则与“六经皆史”说所体现的历史观密切相关。六经不是绝对、静止、僵化的教条，而是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的产物，所谓“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原道下》)⑤《文史通义校注》，第560，139，119，560—561页。。在章学诚看来，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出于“不得不然之势”(《原道上》)⑥《文史通义校注》，第560，139，119，560—561页。，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学的盛衰、文体的演变，也是如此，“盖文人之心，随世变为转移，古今文体升降，非人力所能为也”(《与邵二云论文》)⑦《章 学诚遗书》 ，第79，396，396—397，613，377，89 页。，“时代升降，文体亦有不同”，“三百篇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乙卯札记》)⑧《章 学诚 遗书 》， 第79，396，396—397，613，377，89 页。。基于这种历史观，章学诚描述了中国小说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唐前大多“事杂鬼神，报兼恩怨”，以志怪为主;唐人“别为传奇一类，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或附会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宋、元以降，“则广为演义，谱为词曲，遂使瞽史纟玄诵，优伶登场，无分雅俗男女，莫不声色耳目”(《诗话》)⑨《文史通义校注》，第560，139，119，560—561页。。在这里，章学诚准确地揭示了志怪、传奇、白话小说三者关系和各自特征，并认为今胜于古，后出转精:“天下学业，后人或多不及前人。惟说部之书，后人实胜于古，正以专门著述，不如古人。说部书无定体，人人可为，而精华所萃，转为前人所不及也。”(《与林秀才》)⑩《章学诚遗书》，第79，396，396—397，613，377，89 页。这实际上是对素遭主流学界蔑视和冷落的白话小说的崇高赞美，表明章学诚的小说观已经突破了“稗官野史”说的畛域，初步具备了文学本位的近代小说意识。尽管这种意识，还与史家传统纠结在一起，时显矛盾、驳杂之处，但仍不失为小说观念史上的重要创见，值得大书特书。

综上所述，章学诚对于为文之本、文体起源、诗史关系、古文及小说文体体性等重大问题，都具别识心裁，提出了诸多虽然不无争议，但颇有学理深度和启发意义的见解，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学、文体学的独特思考。这种独特思考，无不与章学诚独特的学术理念——“六经皆史”说息息相关(11)笔者并非主张没有“六经皆史”说，就不会产生这些文体观，然而，基于“六经皆史”这样明确的学术理念，传统的诗史说、小说观等有了更为坚实的学理依据，也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学术内涵。。清代学术思想与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紧密，也更为重要。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对其文体观的影响，可谓考察这种关系的典型案例。

I206．2

A

1000－9639(2013)03－0019－09

2012—12—0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10＆ZD10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书凡例与文学批评——以明清集部著作为考察中心”(12BZW04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清文集凡例与文学批评研究”(12YJA751020)

何诗海，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广州510275)。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