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金良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思考*

曲金良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中国已将海洋强国、文化强国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以因应全球性大国海洋竞争、文化软实力竞争发展的时代挑战。如何全面系统地认知中国的海洋文化，促进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繁荣，已成为学界因应海洋强国、文化强国两大国家战略不可推卸的当代使命。中国学界对“海洋文化”的关注，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觉”地将“海洋文化”纳入学界的学科视野并进行系统的研究阐述，始自20世纪90年代末，自此改变了中国海洋文化相关研究、认知分散于各相关学科之中的“学术无意识”状态，并渐次成为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这为学界因应海洋、文化两大强国战略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然而对“中国海洋文化”的系统研究认知，尚受到西方理念与价值观、西方理论与话语体系的困扰，严重影响、滞碍了对中国海洋文化历史的认知评价，也严重影响、扭曲了对中国海洋文化当代发展在目的指向、目标定位及其战略路径上的正确抉择。因此，自觉地系统建构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论体系，从而自尊地认同中国海洋文化真真切切的历史辉煌，自信地开创中国海洋文化不仅惠及中国、而且惠及世界的发展道路，是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学界最为迫切、也最为关键的任务。

中国海洋文化；学术回顾；理论体系

随着当今时代以西方观念和发展模式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竞争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对海洋的资源利用价值、环境空间价值、网络通道价值、海权控制价值、国家安全价值等都给予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度重视。世界沿海各国早就将21世纪视为“海洋世纪”，其实远非一个21世纪，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海洋时代”：全球性以海洋科技为手段、海洋军事为保障的海洋经济、海洋资源、海洋权益竞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几乎每一片海水、每一块礁石、每一块底土都成了各国竞争、抢夺的对象和引发冲突的焦点。一方面，在国与国之间，海洋划界纠纷、岛屿纠纷、海洋资源开发纠纷等此起彼伏，为此而以军事相威胁的案例已屡见不鲜，由此引发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各国之内，经济至上、物质主义价值观、发展观甚嚣尘上，竭泽而渔、寅吃卯粮，海洋过度开发导致资源枯竭，海洋环境包括海洋水体环境和海滨海岸带环境极度恶化，“海洋圈地运动”在国际上导致纷争四起，在国内导致渔民失渔、失海，岛民上岸，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问题显现，在世界上普遍存在，在中国亦然——长此以往，人类自身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威胁，暴露出当今世界海洋发展模式的不和平性、不和谐性、不可持续性。无疑，这是西方世界强调海洋占有、主张海洋竞争、崇尚海权争霸的海洋文化传统主导了这个世界，中国也深受其影响、“不得不”被其裹挟所导致的结果。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全球性海洋发展模式、道路，可乎？长此以往，后果如何？是祸，是福？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模式，走什么样的道路，奔向什么样的目标？这是全球学界应该回答的问题，然而又是不能指望西方学界会回答得很好，因而中国学界必须作出很好的回答，也有责任、有能力很好地回答的问题。

一、中国学界海洋文化研究的促发因素与学术历程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将“海洋”自觉纳入自己的学科与学术视野，始自20世纪90年代初。自此改变了中国海洋文化相关研究长期分散于各个学科的无意识状态，并渐次成为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其主要促发因素及学术历程约略如下：

一是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推行进一步改革开放政策，随着国门的对外大开，沿海率先经济崛起的同时，西方的思想观念开始涌入，很快成为思潮。引进西方的前提是承认西方先进，由此引发了对西方靠海上发展、海洋竞争、海外霸权起家的文化模式的认同与赞赏，西方理念、理论和话语体系，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中国的学术语境。

二是1988年电视政论片《河殇》播出，大褒西方的“蓝色文化”，大贬中国的“黄土文化”，在打开人们视野的同时，其片面的民族虚无主义导向，使不少向怀拳拳爱国之心的学者，逐渐开始了对“中国是否也有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不是西方专利”的思考。

三是对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台湾学界受当时“台独”势力影响将台湾文化论证为“海洋文化”、强调“海洋台湾”并与“大陆中国”对立、分割、分离的回应，“中国不仅是内陆大国，也是海洋大国”，“中国有中国的海洋文化”，开始成为不少大陆学者明确的学术理念和研究命题。但仍然有人坚持认为“古代航海的中国人绝对不是靠海吃饭的中国人”，“大海在中国没有主体。”[1](P1593,1594)

四是1972年出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1996年在我国生效，这一把双刃剑一面被用来保护各国的海洋权益，一面导致了国际间更大规模、更为激烈的海洋权益竞争。由于我国的海洋权益受到周边国家的多方面挑战，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迅速成为国人包括学界的热点。由此而关注中西方历史上的海洋意识包括“海权”意识的消长及其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成为我国人文社科学界的自觉。

五是1996年“世界海洋和平大会”在北京举行、联合国确定1998年为“国际海洋年”并以“海洋——人类的共同遗产”为主题、我国发布《中国海洋政策白皮书》和《21世纪议程》并为迎接海洋年举办各类大规模活动等一系列“海洋大事”，都促发了学界对海洋人文社会问题的关注。

六是随着国际社会和我国对海洋开发的重视，沿海省市纷纷提出建设海上(海洋)大市、海上(海洋)大省，人们的海洋发展意识普遍得到提升，国家海洋部门、沿海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也纷纷开始了对海洋文化层面建设的重视。《中国海洋报》副刊于1991-1993年开设了23期“中国海洋文化论坛”；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自1995年在多个沿海城市举办海洋文化笔会、研讨会，并自1997年结集出版多本《岭峤春秋·海洋文化论集》；自此，全国性和沿海各地海洋文化论坛、海洋文化节会、综合性和专题性学术研讨会(如中国海洋文化节暨海洋文化论坛、妈祖文化节暨学术研讨会、郑和下西洋纪念活动暨学术研讨会、历史古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等)纷纷举办，浙江省海洋文化研究会、福建省海洋文化中心、舟山群岛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等沿海团体组织也先后成立，由舟山日报发起主办的“中国海洋文化在线”等网站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七是我国海洋文化研究专门机构纷纷成立，标志着海洋文化研究正式进入学科建设视野。1997年，中国海洋大学成立全国首家海洋文化研究所，1998年开设“海洋文化概论”课程，1999年出版《海洋文化概论》，并自同年出版《中国海洋文化研究》集刊，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广泛重视。1998年之后，浙江海洋学院海洋文化研究所、广东海洋大学(原湛江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大连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等也相继成立，台湾海洋大学也成立了海洋文化研究所。还有不少高校成立了海洋文化相关领域的研究机构，如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上海海事大学海洋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厦门大学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等，海洋文化研究及相关研究纳入了高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轨道，队伍建设不断加强，系统性研究成果大量问世。

八是2005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中央高度重视，全国各地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活动，郑和研究以及造船史、航海史、外交史等相关多个方面的研究，自此成为学界热点，促进了中国海洋文化相关的诸多史实研究的开展。

九是随着国际国内对海洋开发、海洋发展、海洋权益以及海洋资源枯竭与环境恶化等相关问题的重视，用什么样的海洋文化理念指导人们的海洋实践，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几乎每年全国两会代表都有呼吁、提案，为此，国家海洋局高度重视，开始作为国家政府部门主抓海洋文化研究和建设，2006年开始进行全国性海洋文化研究和建设发展的现状调研，对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和建设发展极为重视，2007年召开了作为国家政府部门主办的全国“建设和弘扬海洋文化研讨会”，并将优秀论文结集出版。[2]自2008年，国家海洋局、教育部、团中央为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要增强海洋意识”的重要指示精神，逐年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全国大、中学生海洋知识竞赛”活动，中央媒体广泛报道。国家海洋局并为此成立专门的办事机构，2010年成立了国家海洋局宣教中心。

十是随着全球性文化多样性呼声的日益高涨，文化遗产保护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各国热点，我国作为一个海洋文化历史悠久的大国，一方面海洋文化遗产申报一直是弱项，一方面沿海各地纷纷举办古港、海丝遗产研讨，“南海一号”等重大海洋遗产也不断出水，推进了社会和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也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展。目前，我国的海洋水下考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受到全社会关注。

以上只是举述，挂一漏万，尚非系统梳理总结，已足以表明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在全国暨各地受到的重视。尽管在中国传统史学、文化学、文明史研究中，长期以来没有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学术地位，“海洋文化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海洋文化学”，在学科目录中还没有“海洋文化学”的“户口”，但如上所述，由于中国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学界在传统学科视野下的长期研究中，对诸如郑和下西洋等海外交通史，中国水运史包括港口、海运、航海史，海外贸易史，海洋渔业史、盐业史，海洋经济社会史、海洋学史等的大量研究，特别是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自觉意识下的大量成果，已经较充分地奠定了“海洋文化学”，即整体把握和明确回答海洋文化基本问题、并对中国和世界海洋文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进行系统解读的学术基础。

二、中国海洋文化研究面临的理论与观念困境

关于中国海洋文化，如上所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很少有人谈论，在整体观念上几乎一片空白；80年代在解放思想的旗号下，西化思潮呈一时之风，受黑格尔等“欧洲中心论”西方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的影响，以《河殇》为代表的“精英理论”借助媒体影响广泛，“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先进文化”——“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即黄土文化”——“农耕文化即黄土文化是封建保守的落后文化”，几呈一片“共识”。但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不得长久，未几人们就开始了对“中国也有海洋文化”，“海洋文化不是西方专利”的探索和认知。进入90年代后，“海洋文化”渐入学术研究视野，尤其是对中国海洋文化传统的相关研究和认同，逐渐成为学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但是，由于受学科分野、观念体系和学术惯性的限制，中国海洋文化的自觉研究只能在传统史学、文化学、文化史研究的夹缝中“生长”，处于学科边缘，至今尚未进入学术主流；还由于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内涵体系十分庞大，必以历史学、海洋学、文化学为主体进行多学科交叉整合研究才能整体把握、得其要领，而这种整合需要时间，需要相关学界的共同努力，既要取得观念上的系统突破，又要取得实证上的系统把握，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因此，就目前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总体学术状态而言，在对中国海洋文化及其历史的价值判断上，已经取得了学界的基本认同，那种西方派论者的“西有东无”观，尤其是黑格尔《历史哲学》断定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海洋没有影响中国文化的“高论”已少有市场，自我无视、自我贬损中国海洋文化的“流行”观念已不再流行。但在对什么是海洋文化，中国海洋文化有哪些特色、边界与内涵如何、历史进程怎样、对之需如何定位、如何发展，依然是诸说纷呈，各种观念、观点甚至大相径庭。

无庸讳言，关于中国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历史传统与现代建设发展的认识，在许多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至今仍然有许多“未解之谜”；一些近代以来受西方观念和理论体系及其话语权影响所形成的带有普遍性的观念和认识，现在还没有澄清，还没有“拨乱反正”；一些被近代以来的学术界长期有意无意忽视、遮蔽的历史事实，还没有得到揭示和解释；一些明显站不住脚的错误理论，例如黑格尔关于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海洋没有影响中国的文化的论述，尽管已市场不大，但至今还没有得到认真清理，时见固执其说，存在很多误区。这里略举数端。

第一，关于海洋文化的基本观念。到底什么是海洋文化？世界上的海洋文化有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如何理解世界各沿海国家和地区、岛屿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模式，所呈现的文化、文明的多样性？对于这些世界海洋文化、文明的多样性，我们的价值判断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即应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二，关于西方海洋文化。这是我们认识、评价中国海洋文化的参照。有比较才有鉴别。翻开西方文化的历史就会发现，西方的文化是一些此起彼伏的文明体你争我战、不断吞并、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所形成的短命文化。其被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与后来的考古发掘所“证明”了其存在的“古典时期”，只在历史的长河中如同昙花一现，自罗马时代被肢解，在“黑暗的中世纪”几乎变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北欧的海盗文化；近代以来欧洲的崛起，主要表现在其“大航海”、“地理大发现”亦即世界大殖民、大掠夺，包括“发现”了东方，实施了对中国的大侵略、大掠夺上，表现在“海权论”思想支配下的世界海洋霸权争夺上。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西方“海洋文化”的基本发展道路。我们对此应如何看待、如何评价？这关乎我们如何对自己与西方不同的海洋文化发展模式的认识和评价。

第三，关于中国海洋文化。虽然总体来看，说“中国没有海洋文化”已经没有市场，但中国的海洋文化是什么样的海洋文化？为什么和西方的不一样？不少人至今认为中国的海洋文化只是边缘化的“东南沿海”的“边区文化”、地方文化、区域文化，甚至只是与官府对立、与儒家传统对立、被历代王朝限制和打击的海盗、海商文化。如说：“所谓海洋文化，其实也是地域文化，主要指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别具特色的文化。同时，也包括台、港、澳地区以及海外众多华人地区的文化。”[3]“凡是滨海的地域，海陆相交，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化。”[4]甚至从流域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认为东、南方的某江文化就是中国的海洋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判然有别，一起并称为三大文化源流。*参见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等合编：《“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文化》，《中国评论》2002年7月号；司徒尚纪：《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编，黄伟宗、司徒尚纪主编：《中国珠江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等。如此等等，应如何正确看待，应形成怎样的正确认识？这种观念和视阈较为普遍，关注的是区域的、具象的文化事项，同时强调其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

第四，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近些年的不少研究，着重的是地方海洋社会、海洋经济贸易、有无海权意识、历史上的禁海与开海之争，即使像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世界最大规模的航海壮举，旨在传播中国文化、建构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和平秩序的成功壮举，也有不少人只把评价标准定位在其下西洋本身是赔本还是赚钱的经济效益上。中国海洋文化最本质、最重要、最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是被忽视、遮蔽的。

第五，关于中国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或曰农耕文化的概念分野。在不少研究者那里，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似乎是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但这不能说明中国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相互关系。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海洋文化是具有“农业性”的“蓝色文化”，是“海洋农业文化”，认为“蓝色文化在东方和西方的表现是不同的，作为东方蓝色文化重要代表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确实与西方传统的海洋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海洋文化有着鲜明的农业性，其基本内涵是‘以海为田’。”“如果把西方的海洋文化称做海洋商业文化，那末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应为海洋农业文化，两者均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基本模式。”[5]

第六，关于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历史的基本认识。尽管像黑格尔那样否认中国有海洋文化的西方论调，现已逐渐为人不齿*黑格尔说过什么，这里不妨将其“上下文”多一点引录：“占有耕地的人民仍然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既然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只是由于被其他民族寻找、发现和研究出来的缘故……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航海的人都想获利，然而他们所用的手段却是缘木求鱼，因为他们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因此，他们所用的手段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恰巧相反。这一层关系使他们的营利、他们的职业，有超过了营利和职业而成了勇敢的、高尚的事情的可能。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因为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秘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这片横无边际的水面是绝对柔顺的——它对于任何压力，即使一丝的风息，也是不抵抗的。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十分无邪、驯服、和蔼、可亲；然而，正是这种驯服的性质，将海洋变做了最危险、最激烈的元素。人类仅仅靠着一叶扁舟，来对付这种欺诈和暴力；他所依靠的完全是他的沉着与勇敢；他便是这样，从一片巩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的水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而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这一种工具的发明，是人类胆力和理智的最大光荣。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多么壮丽的政治建筑，他们自己也只以大海为界——就像中国就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洋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洋不发生积极的关系。”(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35页。)黑格尔这样的强盗逻辑及其系统的理论、观念，由于作者被抬高的地位，在相关学界和思想界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影响了众多只会鹦鹉学舌的“学者”们的观念和话语系统，贻害无穷。；但在对中国海洋文化及其历史的价值判断上，却至今还存在着严重的糊涂观念。即使对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中国航海的世界壮举，至今仍有学者大不认同，而认为是历史上的“荒唐之举”、“浩大灾难”，“不可思议”。如有学者时值“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的一篇讲演，名曰《郑和远航与文化的转折》*《郑和远航与文化的转折》，《解放日报》2005-6-19。在此之前，该文作者的观点似乎还不至如此“极致”，见其《光荣或梦想：郑和下西洋祭》，《书屋》2004年12期第6-13页。另一位学者也持同一观点，其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发表过《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破坏——兼论朝贡制度的虚假性》(《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等。，抨击说“郑和七下西洋，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郑和下西洋是明朝政府的“无知”、“狂妄”。该讲演对郑和下西洋的批判，在6000多字的篇幅中，竟用了7个“荒唐”。而就是这样一篇文字，竟被不断转载，甚至成为《帮你学语文·阅读训练(高考总复习)》中的范文，*编写组：《帮你学语文阅读训练(高考总复习)》，科学普及出版社2008年版。不断出现在高考模拟试题中。*如“天津市2006年高考语文模拟试卷”(http://www.ht88.com/downinfo/106240.html 2008-9-25)、周培发转发“2007年高考语文模拟试卷”( http://blog.zhyww.cn/u/112700/archives/2007/145633.html)等。这样用否定历史、恶搞祖宗、大刨祖坟的办法来“纪念”历史，只能贬损中国人海洋发展自尊心和自信力，对青少年只能起到以崇洋媚外唯是的毒害作用。事实上，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国大规模航海外域的国家使团，密切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保障了中国海外世界的和平，增进了中国和亚非人民的传统友谊。通过发展海洋建构和平世界，这是中国海洋文明史的基本模式和走向。

第七，关于中国历史上明清时期的海禁问题，更是一直被不少人诟病。如何客观地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是站在走私商人、海盗、倭寇的立场上，抑或西方殖民者的立场上，批评中国明清政府闭关锁国、封建保守；还是站在明清政府严禁海上走私、海盗侵扰、倭寇来犯和人民群众希望天下太平、安居乐业的的立场上，肯定国家的海禁政策？对此，我们认为应该采取历史的态度，立体地从国家、精英、民众等不同层面的立场，从维护国家和平安全、社会和谐稳定以及历史当时的利弊价值观及社会伦理观等立场上，全方位地分析认识这一问题。只要实事求是地还原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明清海禁”，是被夸大、歪曲、妖魔化了的问题。其实，“海禁”是古今中外许多国家在许多历史时期根据其政治、经济、军事时局经常采取的维护本国利益的政策措施，如西方欧洲不同时期的多个国家政权，东方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不同时期的多个国家政权，都实施过不同程度的“海禁”和“锁国”；中国在明清之前尽管尚未“危险来自海上”，但在一些政权交替、海盗骚扰、分割政权对峙时期也同样实施过不同程度的“海禁”，这完全是作为国家政权的自卫和御敌方式，何以只有任凭敌人攻灭、颠覆就是对的，而采取自卫和御敌措施就是错的？更何况，即使明清海禁，也只发生在明清两朝的几个时期、有限时段，一因明代的倭寇骚扰，一因明清换代之际的海上反清势力；一旦海面平静，即行开海。而对西方人大规模的前来贸易，明清政府对之实行的并不是海禁政策，而是有效的国家管理的贸易保护政策。历史上也好，今天也好，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有效的主权国家，都不会面对海盗骚扰和外来侵略而国门大开，鼓掌欢迎，引狼入室；都不会对海外贸易不加管理，放任自流，更不会对虎视眈眈、大有虎狼之心、以侵吞掠夺别国的财产乃至国土为本性的西方“列强”提出的一切“贸易”需要有求必应——只有“列强”、内奸及其奴才才会如此主张。事实上明清政府根据国际时局的变化及时采取的海禁政策，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维护国家主权、保护人民不受外敌侵害的必然抉择。直到清末，西方海盗式、殖民式侵略势力的冒死东来，希图得到的，仍然是中国的丰富财富和巨大市场。中国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世界所有目共睹，这其中海洋渔盐经济的发展、国内海运的发达和海洋贸易的发展、对外海洋贸易的发展，同样为世界所有目共睹，这既可以在已为李约瑟、弗兰克等西方不少学者和滨下武志等东方不少学者一再研究论证的明清东亚贸易圈的发达历史中得到证明*西方学者如[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美]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06)、[美]孟德卫《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江文君、姚霏译，新星出版社2007)、[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等，乃至脱胎于英国剑桥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对“欧洲中心论”和“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意义”提出学术挑战的整个“加州学派”；日本学者如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高淑娟、孙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等；中国学者的相关著述更多。各种各样的外国学说传入中国学界，且上述著作都有中文译本，不少人为之深受影响，但尚未使国人的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落后论(尤其是明清“闭关锁国”)”、“中国文化落后论(尤其是明清“从海洋退却”)”观念得到改变，可见积重难返。，也可以在近年来已为松浦章、汤熙勇、刘序枫、谢必震等中外学者所大量搜集和研究的东亚海域漂风难船的海量史料中得到证明，还可以在明清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海洋贸易网络和海外移民的发展历史中得到证明，同样也可以从西方不断派船出海探寻东方之路、不断派使臣前来递交国书、乃至不断或真心实意或虚情假意甚至坑蒙拐骗地称臣纳贡的历史中得到证明。“中国海洋文化为什么会走向衰落呢？有人将之归咎于清初实行的海禁，以致于形成一种封闭性的农业文化。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海洋文化真正走向衰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明乎此，对于所谓“明清海禁”，已有的认识和观念应该改变。

第八，关于中国历史上是不是不重商、不重海(海外贸易)？历史上“应该”如何做？我们研究积累的初步认识是：其一，说中国历史上不重商、不重海(海外贸易)，是对历史的误解。中国的商品经济、商业贸易、商业文化是长期发展繁荣的，正如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所说，“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中国历代强调重农抑商，往往是因为商业过度发展，到了不保农本不行的地步。其二，历史时期的经济主体是自然经济、实体经济，中国自身幅员人口、经济总量长期占全世界的1/3—1/5，对外贸易的主动需求方不是中国，而是外国。因此，历代中国政府一直不像外国那样“主动”要求大规模地与之贸易，因而面对外国的贪婪的商品需求，总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其三，历代中国政府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主张闭关锁国。非但不是如此，而且事实上，从整体来讲，历代中国政府是一贯适度开放的。中国历代的开放都是适度开放——选择确定数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反对走私贸易，一方面保证适度税收，一方面实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中国历代王朝皆如此？其中大有文章，然而至今没有人做过解答。看一看中国历史上民间海外贸易尤其是走私贸易的几个高潮时期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就会懂得国家保持贸易平衡的重要性。历史上只要对外贸易长期逆差，就会造成中国钱荒；只要存在过度的贸易顺差，就会大量流入外国货币，本金的价值就往往受损，长此以往，就会出现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明代隆庆之后即16世纪中叶之后出现的银币制度即所谓“白银经济”和物价飞涨，就是政府对民间海外贸易失控的产物。因此，我们的主要观点是，不能将历史上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一概说成是闭关锁国，也不能将历史上国家没有条件对外开放、或者对外开放显然吃亏的时期看成是历代王朝一贯的闭关锁国国策。对外贸易应该保持一个合适的“度”，即适度，即平衡，而不是越开放越好，不设国门、让外国人来的越多越好，越满足外国人的胃口越好，把中国的商品货物都运走、都送给外国人、都换成白银或鸦片更好。这关乎国家利益、民生利益、经济安全乃至主权安全。至今世界上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仍然普遍，欧美大国亦然，虽然遭到要求与之贸易的国家的反对，但对于其自身而言，其对本国的国家利益、民生利益、经济安全乃至主权安全的考量，是不言而喻的。

第九，鉴于如上，只强调海洋文化中航海文化的海外贸易文化功能，存在很大的片面性。文化的主体构成可分为物质文化、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艺术文化等；航海贸易，只是物质流通的一种手段，一种方式。一者，中国历代政府的航海文化包括海洋经营、海疆管理、海外政治空间的建构及其拓展和发展，是中国历代政府主导建构环中国海乃至环印度洋区域和谐“世界秩序”的重要途径，是中国海洋文化中最重要的制度文化智慧。二者，中国自古长期繁荣发达的渔业经济、盐业经济和舟楫海运经济，丰富了包括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内的日用饮食文化，譬如海产百错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由于鱼产、盐产本身具有作为商品的天然属性，其与幅员辽阔的内陆地区丰富物产的商业交换，形成的就是商业文化——这是作为海洋文化最为基础的经济文化。因此，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海外贸易文化在整个海-陆商业文化中，必然只能占较小的比重。三者，航海贸易的实质，是跨海陆地之间的商业连接。就中西比较而论，由于中国疆域幅员比整个欧洲都大，欧洲各国的贸易动辄即跨出国门而成为“国际贸易”，而中国南北沿海之间的海上贸易连江通河，深入内地，即使其距离之远超过整个欧洲的四至，也仍然未出国门，仍然是“国内贸易”，其总量之大，天下无可匹敌。因此，中国与欧洲的“海外贸易”即跨海“国际贸易”是两个完全没有可比性的不同概念，拿西方动辄即需的“海外贸易”即跨海“国际贸易”的“发达”与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即跨海“国际贸易”的“不发达”相“比”，是十分荒谬的。中国是一个一直在世界上物质相对最为丰富、经济相对最为发达的大国，根本不可能和西方小国那样倾一国之力搞“海外贸易”；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将“海外贸易”作为本国经济、国民生活的一种有机补充和调节部分，起到沟通海内外、调剂、拓展和丰富经济生活的作用。这是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世界大国的历史现实使然。“海外贸易”一旦被片面强调，就容易走火入魔，唯西方海盗式、殖民式侵占世界市场的“海洋文化”为是，就容易歪曲和玷污中国发展海洋文明的历史，歪曲和玷污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性质。以我为主，为我所需，海内外互通，既对外开放，又对内搞活，不对外依赖，一直是中国的国策，至今依然。

何以造成如上这些理念、观念问题？除了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造成的世界观问题，受西方影响造成的方法论问题也是重要原因。这里着重指出三点。

其一，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由于学科的分野，在不少研究那里，中国海洋文化是被长期切割的，肢解的，没有还原其自身、没有还原其灵魂的。比如造船史，航海史，中外关系史等，本来是互为一体的，却被分割在不同学科之中。不搞多学科交叉、集体攻关，就不能形成完整的认识。

其二，历史的发生，多有必然，也多有偶然。历史进程不是科学实验，是不可以重复的。近年来的环境史研究往往使人们“忽然发现”，决定一场战争胜负进而影响历史的，有时竟是一场瘟疫，或一场台风，一次海啸(风暴潮)，一场地震，甚至一个炮膛里发出的哑弹，一个战略家的偶然失误，一次偶然的走漏风声，一个指挥官的突然病倒、突然牺牲。这是偶然因素，但多被忽略。近代以来我们的因果论思维的教条主义方式，却往往要去分析、排列“更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制度原因，其“结论”看起来似乎头头是道，却往往似是而非，与事实相去甚远。中外已有众多论者指出，西方的近代航海和崛起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偶然，不是历史的常态，而是一个“例外”。但至今我们还是有不少人把西方这一时期的发展模式包括制度模式和文化模式视为其“海洋文化”的“必然”，而且说得似乎头头是道，却避而不答西方文化为什么在近代之前从未“走出地中海”，一直在一千年前的中世纪的“黑暗里摸索”。其中世纪之前若何？是一个个小文明体“山头林立”，在环地中海一带不断地相互拼杀，此起彼伏地“兴起”与“衰落”——时而克里特文明、时而迈锡尼文明、时而古雅典文明、古罗马文明，时而都烟飞灰灭；直至中世纪之后，左冲右突，好不容易“走出地中海”，则像是奔出了“潘多拉”的盒子，开始的是靠武力侵占世界的历史——不断拼杀，此起彼伏地“兴起”与“衰落”，时而“海上马车夫”、时而“日不落帝国”，又时而烟销灰灭；各种各样的时髦、“先进”像走马灯，“盛”行一时便一闪而过，又缩回了自己的老窝——冠冕堂皇地说，“回归到了自己的本土”。

其三，近代以来我们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还表现在，我们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进化论学说，但却暴露出其机械性、教条性和顾此失彼。一方面，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就一定胜过封建主义，因而认为凡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一定比封建主义的东西好，因而就对中国长期的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几乎一概否定，大加口诛笔伐(其实就连中国近现代之前的社会从何时算是“封建主义社会”、到底是不是“封建主义社会”，至今学术界还在研究争论)，对中国的海洋文化也加以否定，而将西方的资本主义美化成好的制度，将西方近代靠海上争夺、霸权、殖民崛起所形成的“海洋文化”美化成“优秀”的甚至是“先进”的文化，却对马克思主义所猛烈抨击批判的资本主义及其海洋发展的血腥的本质不加理会，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要埋葬资本主义、建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实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东方不如西方”的东方“原罪”意识及其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尽管不少学者在中国历史中生拉硬拽地“找到”了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找到了明代，有人找到了唐宋，甚至有人找到了汉代乃至先秦，对“资本主义的萌芽”始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的社会”而痛心疾首，其进行的“合理解释”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过于强大，而对于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为什么会如此强大，对于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历史为什么会绵延几千年而不衰、在世界上一直是最强大最强盛的文明体；对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预言刚刚在西方诞生二三百年的资本主义很快就将灭亡，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对于西方主导的世界性“现代化”和“全球化”新潮流所导致的世界性激烈竞争、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危机四伏等等，这些史学家、理论家们却无言以对，因而三缄其口。由此可见，对西方的文化包括海洋文化不可漫加美化，对中国的文化包括海洋文化不可动辄贬损。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全球化”潮流下，全球性的海洋权益竞争、海洋资源枯竭、海洋环境破坏愈演愈烈，海洋和平、和谐、可持续发展危机四伏的严峻形势，无疑是西方文化包括其以海洋竞争、海洋霸权为核心内容的海洋文化主导、影响了这个世界的恶果。谁能拯救这个世界？既然中西方关于海洋发展的资源与环境基础、社会历史基础、精神导向、道德伦理、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生活观等海洋文化要素是不同的，那么，在当今世界西方海洋文化发展模式已经千疮百孔、难以为继的困局面前，中西海洋文化，谁应主沉浮、谁能主沉浮？这是摆在中国、也是摆在世界面前的严峻课题。

鉴于如上分析，我们必须承认，关于中国海洋文化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等这些基本的然而又是根本的关键性问题，我们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认知。诚然，这些年来我们的学界和社会各界对海洋文化重视了，但如果对中国海洋文化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等这些基本的而又是根本的关键问题不好好解决，观念陈旧、方法老套，即使对海洋文化再喊多少口号，再写多少文章、出多少书，不管是洋洋“大著”，还是洋洋“丛书”，也仍然不解决中国和世界所亟需回答的问题；如果写出来的“中国海洋文化史”抑或“中国海洋文明史”仍然是肯定历史上沿海一部分边民商贩如何走私、如何偷渡、如何与朝廷对抗、如何与西方侵华力量相勾结的海盗史、汉奸史、走私贸易史，如果写出来的“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仍然是一些宣扬“东方不如西方”，主张要像西方那样实行海洋霸权的国家政策、像西方那样激化世界海洋竞争，用西方的衡量标准比我们国家的“指标”、“指数”，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像西方那样去征服和殖民就是“愚蠢”、“可笑”、“荒唐”、“可恨”，因而主张用西方的海洋思想理念、文化模式、发展主张来主导、支配、支撑我们的海洋发展，那么，这样的“海洋文化研究”做得越多，危害越大。

三、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亟须整体系统的理论观照

针对当今世界海洋发展形势和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发展对我国认知海洋文化历史、繁荣海洋文化当下和未来提出的时代需求，对中国海洋文化做出整体系统的理论研究，全面、系统地回答中国海洋文化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应如何等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以正视听，已经是时不我待的根本性问题。

开展对中国海洋文化系统的理论研究，改变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边缘化现象。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沿海文明古国，中国沿海地区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样，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之一。在考古已知的中国先民8000年生活的历史上*考古学文化距今有8000年乃至更早的历史的，近一二十年来在沿海地区的发现已有很多。如在环渤海、山东半岛、浙东地区、闽海地区、粤东地区等。其中沿海中北部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系统比较完整，文化面貌有自己的特点，昭示出其相对独立的文化区特点。，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自古在认识海洋、利用海洋、与海洋和谐相处中创造了丰富灿烂而又自成系统、对内对外都具有强大辐射力、渗透力、影响力的海洋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财富。但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界受传统大陆文化观、农耕文化观的影响，中国的海洋文化的历史是被遮蔽的，尽管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中国海洋文化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却在主流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中国海洋文化系统研究的学术自觉。

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是一个丰富、庞大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学术界对中国海洋文化相关内容的微观研究，向来已久，积累丰厚，但都分散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之中，呈现着“集体无意识”的状态。有明确的“海洋文化”学术意识，对中国海洋文化理论和海洋文化历史与现实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开始于世界和中国都在向海洋进军、即将步入“海洋世纪”的20世纪90年代。自此以来，许多学者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许多高校和学术单位乃至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不断成立诸如“海洋文化研究”、“海洋历史文化研究”、“海洋经济文化研究”等综合性和诸如“徐福研究”、“妈祖研究”、“郑和研究”、“航海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某一重要海洋人物事件研究或某一海洋文化地域研究等专门性的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出现了一大批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成果，并在近年来呈现出越来越热、遍地开花的可喜势头。但截至目前，对中国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的整体、系统研究还远远不够，导致对中国海洋文化诸多问题的认知把握缺乏基本的理论参照，众说纷纭，一方面呈现出繁荣，一方面显示着浮躁，因而影响了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在相关理论的深入和相关实践的进行，进而也影响了中国主流学术界海洋人文意识、观念与视野在相关学术领域中的渗透与体现。

开展对中国海洋文化系统的理论研究，改变对中国海洋文化缺乏整体认知的历史。

中国海洋文化是个丰富、庞大和复杂的内容系统，方方面面的问题浩如烟海，方方面面的资料汗牛充栋，中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著述已有很多很多。但人们要问：为什么中国海洋文化的相关研究，论文已发表了不计其数，著作已出版了不计其数，但关于中国海洋文化到底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这样等一些最基本也是最根本、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却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还一直困惑着人们？人们现在所迫切需要的，主要不再是停留在对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作穷尽式搜集整理(这不可能)，和对浩如烟海的具体内容作更多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描述(已有很多)这样重复的、微观的、叠床架屋的研究，而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以往靠单一学者、单一学派、单一学科容易存在一叶障目难以发现和解决更为庞大更为复杂问题的弊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多学科、多视角地梳理把握、提炼概括，集中研究阐明中国海洋文化的诸如时空边界、核心内涵、主要形态、基本性质、标志性成就、历史作用、世界地位、当代发展等一系列“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应如何”等最基本也最根本的重要关键问题，改变对中国海洋文化缺乏整体认知的历史，奠定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繁荣发展的认知基础。

开展对中国海洋文化系统的理论研究，增强对中华民族自身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豪与自信。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由于我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现代科学的概念、理论系统和解释工具都来自西方，因而在我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严重的‘失语症’，不但没有自己的语词概念，更是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说理工具，因而在很长的历史内，人们开口希腊，闭口罗马；在理论上，完全照搬本文(西方)的模式，因而，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研究进入教条主义的死胡同。”*陈德述：《读<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导论>》，四川大学宗教文化论坛http://scdxzjwhlt.blog.163.com/blog/static/18255852520115183851372/。不庸讳言，在近代以来学术界的中国文化研究和书写中，由于受“海洋文化是西方文化”的观念影响和西方“海洋文化”论说的概念体系与话语系统的制约，中国海洋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缺席、失语的，其结果是造成了人们对中国文化整体的误读，得出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认识，由此形成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观念。问题恰恰在于，这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认识和观念，却往往被当成了似乎不可颠覆的“常识”、似乎不可改变的“正统”，而一旦对中国文化进行整体思考和深究发问，就会碰到一系列难以回答的“谜团”。譬如，既然说中国文化是“农业文化”，却为什么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曾经在数千年的长期历史上独步世界？既然说中国文化是“小农经济”，却为什么中国的商业包括海洋贸易和商品经济曾经在数千年的长期历史上最为发达？既然说中国文化是“保守”的、“不开放”的、“闭关锁国”的，却为什么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得以长期延续发展的文化，而且在长达数千年的发展中通过海洋网络构成了整个东亚的“中国文化圈”？

毫无疑问，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远在史前的石器时代，生活在中国漫长海岸带上的祖先，就创造了海洋捕捞、养殖、制盐、航海、商贸、审美等丰富灿烂的海洋文化。大量的贝丘遗址、两城镇、河姆渡等一个个考古文化的发现，不断填充着人们对中国海洋文化起源的认知。在中国三代以降长期统一的政治格局中，中国文化一直是内陆与海洋互为依托、互补互动的，其中海洋文化对于中国文化整体的发展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对内支撑作用和对外拓展作用。之所以中国文化中的“天下”、“四海”观念自古深入人心；之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商品农业、手工业长期发达；之所以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茶叶之路长期高度发展；之所以海外世界对来华贸易长期如饥似渴；之所以中国的渔、盐、海内外贸易长期成为政府财税的支柱性来源；之所以内陆地区有着丰富的鱼盐海产和舶来洋货等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之所以中国的造船业、航海业在历史上长期领先于世界，不但支撑着国家历代南北海运，而且沟通了世界贸易；之所以整个东亚环中国海地区成为世界上出现最早、长期稳定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大型文化圈——中国文化圈，且至今影响深远：所有这些，只有从中国不但有海洋文化，而且中国的海洋文化长期发达、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一直起着巨大作用、对世界文化的交流进步一直做着巨大贡献中找到答案。

由此可见，研究认知、评价和传承中国文化，不能再有对中国海洋文化整体的和具象的认知缺环。只有对中国文化及其历史遗产形成整体理解和认同了，中华民族对自身及其文化传统的自豪与自信才有了实质性的内容。

开展对中国海洋文化系统的理论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海洋发展意识和海洋文化理念，将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发展根植于自己的海洋文化根基，以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智慧启迪中国的当代实践。

通过如上主要内容的研究，所应指向和实现的目标是：

第一，为中国海洋文化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长期以来，中国海洋文化被无视、误读、歪曲不少。需要树立中华民族的海洋文化主体意识，系统研究阐明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实质、主体要素、基本模式、主要形态及其时空边界，以世界海洋文化的多种类型模式为宏观视野和比照尺度，并以其与中国内陆文化的相互关系为参照体系，准确地回答中国海洋文化“是什么”、“怎么样”及其“为什么”的基本的也是根本性的关键问题。

第二，为中国海洋文化定位。总体把握、阐明中国海洋文化的起源、区域类型、要素分层、历史分期问题，改变中国海洋文化虽有史凿凿却久被遮蔽，其史如何一直不甚了了的状态；着眼于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和世界海洋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重大认识和观念问题，着眼于中国海洋文化遗产对当代海洋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有针对性地系统总结归纳、分析评价中国海洋文化主要层面的基本内涵、基本特点、历史过程及其动力机制、主要功能、成就、贡献、在各个时期的世界海洋文化发展格局中的地位，研究阐述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传承、发展和创新中国海洋文化的功能作用。

只要对中国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史持整体观，就会看到，中国的海洋文化既有自身生成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体系，又与内陆文化相互依存、相互支撑、互动互融，从而使海洋文化的元素体现在中国文化整体的各个层面之中；中国的海洋文化既有巨大的逐层拓展的海洋人文空间，又有幅员辽阔的大陆腹地支撑体系，从而构成了海-陆文化同构、高度融合的中国文化整体。世界上的文化多式多样，依托海洋生成和发展的文化即海洋文化同样多式多样，只有中国这样的陆-海一体化互动发展的文化，才具有相对稳健、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的“天然”优越性。

第三，为中国海洋文化立传。系统梳理中国海洋文化主要层面的标志性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发明创造，发掘、评价其影响中国海洋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历史进程及其对于当代世界海洋文化乃至整个世界文明进程的意义，使之成为无论中外、无论何人，只要谈论中国海洋文化及其历史，就会像人人知道中国的李白、杜甫、“四大发明”一样，人人可知之，人人可诵之，人人击节赞赏之。如此，中国海洋文化才不但不会被忽视，而且会成为中国海洋文化现代发展可以借鉴、传承的具体遗产内涵；以此为基础，中国当代海洋文化的发展，也才会找到自身的民族的传统和基因。

第四，为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立论。中国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学术使命是，站在时代高度、国家需求、人类文化发展的学术前沿，因应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要求，站在中国、中华民族的本位立场上，从西方理论、观念影响下的“流行”话语系统及其西方中心论视野中解放出来，基于中国海洋文化整体的宏观视野，高屋建瓴地揭示出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主要精神、主要成就、主要动力机制、对中华民族和世界历史的主要贡献、对中国文化整体的主要作用及其历史地位等目前学术界尚未系统解决的最基本也是最根本性的重大关键问题，回答人们长期以来在中国海洋文化问题上的迷惑和追问，从而提高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海洋文化历史及其价值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建设中国海洋强国和构建世界海洋和平秩序的当代进程中，建设和发展基于中国传统、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和当代海洋发展需要的中国海洋文化。

[1] 倪健中,宋宜昌主编.海洋中国文明重心东移与国家利益空间:第3册[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

[2] 国家海洋局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组编.中国海洋文化论文选编[C].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3] 李天平.海洋文化的当代思考[A].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岭峤春秋—海洋文化论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4] 林彦举.开拓海洋文化研究的思考[A].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岭峤春秋—海洋文化论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5] 宋正海.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6] 李金明.郑和下西洋与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J].文化杂志,2005,(22).

[7] (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前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TheoreticalConstruction:AHistoricalReviewofandReflectionontheResearchofChineseMaritimeCulture

Qu Jinli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China has star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maritime power and cultural power as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challenges from the global competition between maritime and cultural powers. How to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the Chinese maritime culture, and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maritime culture, have become an academic response of Chinese scholars to China's national maritime power strategy and cultural power strategy.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Chinese scholars begun to be concerned about the "maritime culture" as a concept, and in the end of 1990s they "consciously" started "maritime culture"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and systematic studies. Since then, the "unconscious" studies of Chinese maritime culture dispersed in many relevant academic fields has gradually changed, and a "conscious" study of Chinese maritime culture has become a focus of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Now the study of Chinese maritime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ic theory of Chinese maritime culture have laid preliminary basis, both of which, however, are still seriously troubled by the western ideas and values, the western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only to seriously affect and distort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ine culture at the destination, target as well as its strategic path. Therefore, it is the most urgent, critical task of China's maritime cultural studies scholars to consciously and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aritime culture, to cherish and respect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Chinese maritime culture, and to create with confidence a suitable path fo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maritime culture which not only benefits China, but the world as well.

Chinese maritime culture; academic reviews; systemic theory

2013-01-18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系统研究》(12&ZD113)、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现状与保护机制创新研究》(12JJD82000)

曲金良(1956- )，男，山东烟台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海洋文化理论和历史与遗产研究。

G122

A

1672-335X(2013)04-0031-10

责任编辑：高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