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

法的移植和法的本土化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基本路径和客观事实，中国近现代法律从观念到制度、原则乃至术语，几乎都是从西方（大多通过日本）移植进入中国，并逐步本土化的。虽然学界对此有许多不同的看法，〔1〕如李玉福主编《中华法系的形与魂》一书，就对20世纪以来我们所进行的法律近代化表示了强烈的遗憾：“以大规模法律移植为主要特征的法律近代化，在法律实现的社会实效上却举步维艰，辛苦构建的近乎完全‘西化’的法律体系却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很难植根于我们这块土地。究其原因，乃因视西方法律文化成为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和评判法治变革成效的主要标准，忽视、冷落甚至批判、攻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参见李玉福主编：《中华法系的形与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也有一些反思的作品面世，〔2〕如何勤华、李秀清：《外国法与中国法——20 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反思》，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但笔者以为，由于中国近现代移植的基本上是西方先进国家法律中的精华，代表了人类法律文明的最高成就。因此，中国近现代法的移植和法的本土化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是世界法律发展进步之规律（法的移植和法的本土化）发生作用的又一个成功事例，具有普适性的价值。

考虑到近几年学界对中国近代法律制度和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