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假记者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对乡镇机关进行敲诈勒索，严重干扰了部分地区乡镇工作的正常开展。

在河北省邯郸市某镇党委书记李俊山（化名）的办公桌上，有一本厚厚的名片夹，里面存放的都是和他打过交道的“记者”名片。从名称上看，既有传统报纸，也有新兴网络，既有公开媒体，也有内部刊物；从地域上看，有河北省内的，也有北京的。李俊山说：“这么多名片，只有一张是真的。”

“绕来绕去最后都离不开钱”

在多年的乡镇工作经历中，李俊山见惯了形形色色的假记者，可谓饱受困扰：“熟识点的，来了直接摊牌搞发行；关系不熟的，一般都打着批评报道的旗号，绕来绕去最后都离不开钱。”

“通常几千块钱就能‘搞定’，从这些年的情况看，没有低于1000元的，也很少有高于1万元的。”李俊山说。只有一次例外：当时因为修路引发群众上访，某报社“记者”采访完后，直接把附有现场照片的稿子寄给了县长，声称“3日内没有回信，直接登报”。县长批示下来后，李俊山找到该“记者”沟通，最终花了2.5万元订阅该报社的刊物。“花了钱以后，稿子是没登，但是刊物一直也没见到。他们说那刊物都是给省里领导看的，你说可笑不可笑？”

一张放羊照片“吃”遍三个乡镇

在陕西省安塞县，一位有过乡镇工作经历的干部告诉记者，实行退耕还林以来，陕西省制订了封山禁牧条例，但在有放羊传统的陕北，仍时有农民偷牧。“一些‘记者’开车进山找羊、拍照后，拿着照片到乡镇谈价钱。由于陕北地形地貌比较相似，有时在安塞找不到素材的，就跑到邻近的靖边县找羊群拍照，再跑到安塞的乡镇要钱。更有甚者，一张照片从镰刀湾、化子坪、谭家营一路敲诈，走哪‘吃’哪。”

多地乡镇干部反映，这种以采访为名行敲诈之实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基层乡镇的负担。每年仅此一项开支，少则数万元，多则10多万元。“每月都有两三拨，一拨一到两人。”

近年来，在山西忻州，“当记者”已渐渐成为城乡无业青年的一种“职业”。这里已经出现了忻府区合索、曹张乡令狐庄和原平市神山村等当地闻名的“记者村”。这些“记者”，有的曾以卖花圈为生，有的做过牛贩子，他们“当记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利用当地黑煤矿诈钱。基层政府为不被曝光，常常会严令被“逮住”的矿不惜一切代价摆平事件，否则整个地区都有被集体停产的“连坐”之忧。这时，一种“合作互保”的方式就出现了：被逮住的矿出大部分，周围所有黑矿都给它赞助“摆平费”。

“假记者也不得不包容”

谈到面对假记者时的心态，乡镇干部们普遍五味杂陈，一方面既不堪忍受乃至反感他们的骚扰，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敢得罪。之所以会如此，河南省兰考县某乡党委书记表示，一是乡镇工作的确存在问题，担心曝光；二是工作中打“擦边球”，怕经不起深究；三是本来问题不大，担心媒体炒作，舆论压力大，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

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前任党委书记翟伟栋认为，在一些地方，乡镇干部明知是敲诈，但又不敢得罪假记者，一定程度上还跟“害怕给领导添麻烦”的心理有关。“有些地方领导对媒体报道过于敏感，一旦出现负面消息，往往是先处理人再说事。这样一来，乡镇即使没事也担心假记者找事。”

一个基层宣传部长的“记者经”在将近20年的宣传工作生涯中，某县宣传部副部长老丁（化名） 接触过上千名记者。老丁琢磨出了一套鉴别真假记者的经验：和对方寒暄时，他会跟这些人聊国家最近的方针政策。假记者这时候一般只会打哈哈，而真记者则会和老丁有一个对等的交流。

对于假记者，老丁从不揭穿他们，但对他们的“舆论监督”也不买账。而仅仅在几年前，老丁的底气还没这么足：“那时媒体刚放开，小报不断地办，你得重视它，毕竟我们是基层。我并不是怕小报曝光，而是担心，这种只印十份八份的小报，可能直接寄给市里的领导，或者省里的领导。领导可能对报纸不大了解，一看我们这里有这么大的污染事件，会过问，领导就会有压力。”

随着对假记者的鉴别力与日俱增，老丁也更加应对自如：“几年前，一些小报要给哪个单位曝光，我们会给个两三千元。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最近3年内，一分钱都没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