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

不均衡发展是经济常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采取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但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为了缩小地区间的不平衡，开始大力实施均衡发展战略，如在1999年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2003年开始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2006年又提出了“中部崛起”的计划，这些促进区域发展举措事实上已经涵盖了除东部沿海地区之外的所有地区。可见，局部性的区域鼓励扶持政策几乎变成了“普惠制”，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以来国务院就批准了20个以上的区域振兴规划。均衡发展是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但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逐年上升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繁荣。如从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已经从16.37%提高到了19.58%，中部从14.86%提高到17.14%，东部地区从54.9%降至51.9%。但从GDP占比看，1993-2010年，东部地区的GDP占比从49.53%上升至53.1%，中西部地区不升反降，而且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高增长也没能带来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升。从绝对额看，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拿居民储蓄这个比较真实的数据变化为例，从2005年底到2010年底，东北的居民储蓄余额只增加了0.77倍，虽然西部和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不多，均增长了1倍左右，但绝对差距却从原先的三地区储蓄余额合计低于东部1.6万亿，扩大到了2.8万亿元。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可以用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来解释的。从全球来看，世界一半的GDP是由占世界土地面积1.5%的地方创造出来的，而这么小的经济板块却居住着全球1/6的人口。同样，中国东部也只有国土面积的1/5，却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规模经济的特性就是集聚。根据世行的研究，经济密度增加1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一倍，利润就降低6%。但中国当今的问题是城市建设面积的扩大规模超过人口集聚规模，如过去10年城市人口增长0.5倍，而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接近1倍。其实，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是最明显的，如纽约的地方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所有的州，人均GDP也名列世界第二，大巴黎区创造的GDP占法国的30%，东京和首尔的集聚效应则更大。我国小小的深圳某些年份的出口额也曾超过整个印度。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的增长就是靠局部来推动的，不均衡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常态。 中国地区不均衡仍会持续以上数据和事例已经告诉我们，发展中西部地区可能导致规模不经济。事实上，中国中西部地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存在规模过小的问题，规模过小导致产出率的下降。虽然目前中西部的交通已经不断发展，但经济学上的距离却不等同于地理学上的距离，或仅以传送速度来衡量的距离，它应该是衡量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故中西部地区仅仅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来吸引产业资本是远远不够的。 均衡发展战略带来的另一结果，是投资效率低下造成地方政府债务缠身，如中西部地区70%的机场是亏损的，这些投资失败已经体现在中西部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和当地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均出现上升等方面，降低了它们在未来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据官方数据，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债余额要超过东部地区，但合计财政收入却远低于东部地区，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偿债能力不足。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的投入产出比进一步下降，从1个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创造的GDP2.99下降至2010年的1.57，东北地区则2010年降为1.22。而2010年GDP相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产出比超过2的分别是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无一例外都是东部沿海省市，其中上海以3.36的高产出遥遥领先。如果单纯从各个省份GDP的增长率排序看，内蒙古、宁夏、青海、新疆等地确实是比较领先的，但内蒙古主要靠矿产资源的开发来拉动经济增长，难以带动周边经济发展。而且，从投入产出比来看，这些省份几乎都排在末位，如内蒙古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之比几乎只有1：1.31。鄂尔多斯曾多次被评为中国城市竞争力最强的城市之一，如今却成为经济重灾区，可见靠资源涨价和土地财政推动的城市化，根基非常脆弱。中国经济发展在地区间的不均衡性将会维持下去，只有这样，生产要素才能获得最佳配置。以劳动力要素为例，据官方数据，在中国外出农民工来源构成中，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超过70%；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6.7%，中部地区占14.7%，西部地区占18.2%。可见人力资本是在市场力量主导下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而投资却是在行政干预主导下，由东部流向中西部。假如中西部的一些落后地区人口大量减少，则这些地区人均资源拥有量就大大增加、收入水平可以相应上升。区域发展也要重视市场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中国百万城市人口的占比和大城市化率非常低，城市人口只有47%居住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全球平均水平为73%。可以说，中国的大城市化率不仅低于印度、印尼等人口大国，更是远低于日本、韩国等与中国文化相近的东亚国家。如今，中国大城市化率虽有提升，但依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对于人多耕地少的国家，大城市化或发展城市集群是最佳选择。但中国的区域规划大部分都是地方行政区划管理下的结果，这就导致了过去10年城市面积扩大程度几乎是城市人口增加速度的一倍，造成区域间产业同构化，资源极大浪费。因此，今后应该要更多地依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去行政化，实现人口流向与投资流向的一致性。 对于一个区域，是否要让它崛起，政府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不容忽视，但也需要做客观评估，真正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壮大和最终鹤立鸡群的，还是市场选择。比如温州并没有享受到太多的扶持政策，却成为全国民间金融中心，决定着民间市场利率，每天的飞机进出航班次甚至超过某些省会城市，这都说明市场需求、私人资本谋利的本能，要比政府战略规划更有力量。▲(作者是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上海市人大常委、人大财经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