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刚

2012年年末，日本众院选举自民党大胜，它对日本政治今后的意味远远超过大选本身。由于日本社会问题堆积如山，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各个政党难有良药来救治，唯有领土问题和“中国威胁”能够煽动民意，所以安倍内阁登台自然也祭出了这剂“偏方”，意图让对未来摸不着底的选民们能够“过把瘾”。 值此日本战后最大危机时刻，应是政治家有所作为的历史机遇。笔者以为，日本领导人应拿出战略眼光和勇气，深刻认识日中关系解冻对两国的意义，以及一直僵持下去的负面影响。中日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互补性和关联性不言而喻，因为民主党野田内阁的不谨慎引起的“钓鱼岛国有化”风波，并非日中两国间迫不及待需要解决和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中间还有各自与美国的关系问题需要解决。反而言之，须知日中关系恢复的主动权，就在日方，在自民党执行总部，在安倍晋三手里！同样也存在于他们所真要代表的日本国民心里。 但是，安倍内阁若干天来的表现堪忧。这不，这边示好于东亚，那厢煽动于东南亚，12日又传出安倍要给远在欧洲的北约秘书长写信求援对付中国。与此同时，安倍拟修改《和平宪法》和改编自卫队的消息不断，令日中关系持续紧张。安倍“向右转”趋势明显，与其就职演说形成对照。 眼下的情形与二战爆发前的日本很像，经济低迷导致政界和民间军国主义泛滥，周边国家忧心和警惕日本由此步入新一轮战略误区，重蹈军事化、国粹化的轨道。这时需要贤明政治家高瞻远瞩，力挽狂澜。如果安倍能做到不随大流，他将和田中角荣、村山富市一样，作为英雄被东亚的历史记取。反之他终将受到历史的清算。具体而言，对华关系将是安倍外交的最大课题，以下方面可供安倍思考。 第一，日中两国领导层特别是高层间，急需恢复建立互信机制。2006年，安倍为修复小泉时恶化的日中关系，就任首相后不久就访问了中国，改善了双边关系。但如今中方已对日本高层的言而无信、口是心非的惯常失去信心，恢复这一互信机制，主动权完全在安倍手中。 第二，对已经所谓“国有化”的岛屿，日本政府可以某种形式放弃，还付民间，由民间和平友好团体进行合适得体的管理及和平利用。待时机成熟时进行日中政府层面的谈判磋商。以此方便下台阶。 第三， 安倍内阁应从速与中国沟通，发出将东海变成和平交流、共同开发、利益共享之海的倡议和宣言。 第四， 针对中国的发展，日本要有平常心。中国是个大国，海疆绵长，客观上不可能没有海上通道。今天中国有能力再次走出去，并不意味着要与日本为敌，历史上除去大蒙古建立的元朝曾试图征服不称臣的日本外，力量强大的中华帝国并未瞩意或觊觎日本国土。日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第五，中日间需要重启求同存异，日方须恪守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1978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约定，释疑增信，让两国友好从政府到民间加以制度化，签署《日中共同声明》，承认领土问题的存在，或搁置或试图解决。摒弃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和泛滥。与时俱进，中国已没必要羁縻日本，日本也没必要朝贡中国。互信互动，建立理性而周全的双边关系乃是中日间的世纪之需。▲（作者是日本冲绳中国观光业振兴联合会理事长）